阙朝玺生平简介？

在单田芳的评书《乱世枭雄》中，有这样一段。说阚朝玺和汲金纯冯德麟的“大炮手”，有一年过年，二人相偕回家探亲，一不小心，把那点“工资”和“年终奖”都输光了。核计来核计去，也没有法子可想，只能发挥“特长”－－拦路抢劫了。没想到，竟然抢到了张作霖的头上，张作霖掏出手枪，“啪啪”两枪，子弹顺着他两的头皮擦过去了，用土匪的行话说，这叫“烫顶儿”。后来一交谈，还挺投缘，就拜了“把子”。从历史记载来看，这是虚构的，并无此事。汲金纯倒是跟着冯德麟干过，还当过冯德麟28师的旅长，冯德麟去职后，汲金纯还当过师长。而阚朝玺，却从来不是冯德麟的人，他原本在锦州中学堂读书，张作霖受清廷“招安”当五营统统时，直接去找张作霖，谋了差事，先充文职，后来带兵，最大的官是热河都统，也算是张作霖的手下大将了。不过，阚朝玺的名声并不怎么好，因其杀人如麻，人称“阚铡刀”，尤为恶劣的是，阚朝玺还当过汉奸。单田芳的评书，对这个人介绍不多，今天，我们就来说说阚朝玺。

阚朝玺投笔从戎

阚朝玺，字子珍，又名朝洗，生于1884年，1952年病死狱中，活了68岁。阚朝玺是广宁府盘蛇驿钱坨子村人（现盘山县喜彬篆钱坨子村）。阚家有兄弟六人，阚朝玺排行第五。其父敢连城病故后，兄弟们便开始闹分家，可当时阚朝玺才16岁，六弟朝朝俊年龄更小，不能立户，商量的结果，是跟他四哥阚朝山一起过。阚朝玺的四嫂为人善良，见阚朝玺学业不错，又有心向学，答应继续供他上学。阚朝玺也很争气，1903年考入锦州中学堂。有资料记载，阚朝玺就学期间，很是勤奋，指望着走科甲正途，光宗耀祖。但是还没等阚朝玺参加科考，清廷便废了科举。这件事对阚朝玺打击很大，要知道，阚家只是小门小户，供他到锦州求学，四嫂已经变卖了压箱底的细软，所以，对他来说，“留洋”是并不现实的梦想，而当时的新式学堂又刚刚兴起，并没有多大的诱惑力。经过反复权衡，阚朝玺决定投笔从戎，前去投奔张作霖。

阚朝玺之所以要去投奔张作霖，也是有渊源的。原来，张作霖的二夫人卢寿萱就是卢五先生的女儿，而卢五先生即是阚朝玺的私离塾老师，又是他的表爷，这么说来，阚朝玺和张作霖有姻亲关系。而且，据《盘山文史资料?阚朝玺的兴衰始末》一文记载，起初，卢家并不同意这门亲事，因为张作霖已有妻室，阚朝玺的父亲阚连城“尽力周旋”，才“玉成”了这门亲事。

又据记载，阚连城还曾经救过张作霖。当时张作霖还没有受招抚，正在北镇中安堡办所谓的“保险队”。那是张作霖与卢夫人刚刚结婚的时候，官兵到钱坨子去抓张作霖，阚连城把自家的大青马借给张作霖，使得张作霖逃脱追捕，因而，张作霖对阚连城十分感激。

阚朝玺是1906年投奔张作霖的，而张作霖早在1902年即受招安，到1906年的时候，张作霖已经升为五营统领。起初，阚朝玺在张作霖的门下任文书。当张作霖讨伐蒙匪陶克陶胡的时候，阚朝玺曾随军前往。不难想见，张作霖的军队里，能写自己名字的，就得算是“文化人”了，而阚朝玺有着多年的求学经历，能写会算，再加之前面所说的姻亲关系，自然得到张作霖的器重。所以，没用多长时间，阚朝玺便被提升为“统领部总理”，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秘书长。

我们中国有句老话，“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可若是秀才当了兵，那当兵的反而说不清了。因为秀才去当兵，通常不是当“大头兵”，升迁也较为快捷。所以，阚朝玺升为“统领部总理”，也不足为奇。偏偏阚朝玺并不满足，他并不甘于只做张作霖的“幕僚”，而想执掌军队，开疆拓土，建功立业。说来也巧，“机会”说来就来了。

阚朝玺“剿匪”

1910年，有了“出息”的阚朝玺回家过年。听说“阚总理”回来了，家乡一带很是轰动。附近的土匪头目当然知道张作霖受招抚后的风光，也想“投诚”。至少，当了官兵，就不用躲躲藏藏了，也不用担心被官兵抓住砍脑袋了，还可以去抓别人，砍别人的脑袋，辽西巨匪杜立三的脑袋，不就被张作霖砍了吗？所以，附近土匪想通过阚朝玺的门路，走“招安”这条路。于是，便有几个土匪头目到阚朝玺家拜见，一再表示：“我们都是穷人家的子弟，由于战乱的逼迫，只好挺而走险。恳望‘阚总理’回府后，在张作霖统领面前，多为我们说些好话，代表我们表达心意，我们都愿意接受统领的改编，以报效国家，不再过绿林生活。”

但这些土匪却没有料到，当时官府的主要工作是“剿匪”，至于“招安”，早已经是老皇历了。再说，张作霖已经贵为统领，“征兵”有正常的渠道，并不需要这些土匪来补充。更重要的是，张作霖的大哥张作孚曾在黑山县做警务长，即死于盘山土匪之手。阚朝玺心想，如果“收拾”了这帮土匪，即符合剿匪的大思路，又能替张作霖报仇，岂不是升官发财的大好机会？

打定主意后，阚朝玺便使出一招“稳定计”，说：“阚某一定效力。你们先把人数统计一下，有个百八十人的，就可以做哨长了，你们看怎么样？”土匪们一听，心花怒放，说：“全仗‘阚总理’保举！”阚朝玺说：“等过了年，你们把人马带到傅家庄集合，等候佳音。”

春节一过，阚朝玺便盘山厅衙门，对通判马俊显说：“马通判，机会难得，这正是给统领大哥报仇的时刻。赶紧请求派兵，灭了这几股土匪。”马通判立即表示赞同，给张作霖的电文大致说：“盘山境内，有匪数股，蹂躏百姓，抢男霸女。别据悉该匪股系枪杀黑山警务长张作孚之徒。我们以招降为名，令其在傅家庄集结，望速派队清剿。”张作霖回电：“正在调员，准予智剿，责马、阚筹策。”

到了约定的日子，在傅家庄等待“招抚”的土匪有200多名，结果，等来的却是官兵的夹击，据说，200多名土匪中，只有阚朝玺的表弟冯贵卿保了一条性命，其余悉数被杀。

事后，阚朝玺笑里藏刀，心狠手毒的名声也传扬开了，附近还在观望的土匪扬言要找他算帐。阚朝玺不敢大意，举家迁往沈阳。张作霖原以为，阚朝玺只会耍耍笔杆子，没想到这小子杀起人来，也是一把“好手”，连连夸奖：“干得不错嘛，有胆量。”乘此机会，阚朝玺提出，要“弃文就武，舒展平生抱负。”

1912年，张作霖把阚朝玺送到东北讲武堂步兵第一期学习，毕业后，任陆军27师少校参谋。在张作霖的关照下，阚朝玺又创办了27师军官团和军士团，在军队内部搞“继续教育”，教育长一职也顺理成章地由阚朝玺担任。1914年，阚朝玺晋升为中校参谋，不久，又出任27师炮兵27团第二营营长，总算达到了“带兵”的夙愿。

阚朝玺瓦解汤玉麟

1916年4月22日，张作霖升任奉天督军兼奉天巡按使，但令张作霖闹心的是，他的位子并不稳当，外有冯德麟觊觎其位，内有“盟兄”汤玉麟“造反”。汤玉麟当时是27师53旅旅长，跟随张作霖多年，其能量不可小觑，对张作霖形成很大的威胁。在平息汤玉麟的“叛乱”过程中，阚朝玺出力不小，他积极奔走，使出“连横”之策，先后同汤玉麟手下的郑殿升、张荣、邹芬等13名营长焚香立誓，表示效忠张作霖，拒不听从汤玉麟的指挥。当阚朝玺拿着这份宣誓书去见张作霖时，张作霖喜出望外。不久，阚朝玺得知水上警察总局局长宋显一暗中帮助冯德麟，又打了个“小报告”，这让张作霖觉得，阚朝玺是“自家人”，值得信赖。张作霖曾拍着阚朝玺的肩膀说：“今后你好好去做，有我张作霖在，就会有你的饭吃，有你的事做。”

据熊维成《阚朝玺的兴衰始末》记载，在驱逐汤玉麟时，阚朝玺也立功不小。汤玉麟的二儿子汤佐辅曾在军官团受训过，因而阚朝玺与他有师生之谊。顺着这层关系，阚朝玺给汤佐辅打了个电话，令其劝告其父汤玉麟别做傻事，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干嘛偏要大动干戈？汤佐辅表示：他父亲正在火头上，根本听不进去。阚朝玺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用威吓的口吻说：请你转告你父亲，27师的官兵都受督军大人的恩惠和提拔，现在已有13名营长联名宣誓，坚决为督军效命，绝不会听从你父亲的指挥。再则，督军已命人把大炮对准你们家了，如果轻举妄动，后果你自己想！接下来，阚朝玺又拿出亲近的样子，告诉汤佐辅，不妨暂避一时。汤佐辅赶忙说：我再和父亲商量一下。不一会儿，汤佐辅又打来电话，说同意阚朝玺的劝告，并低声下气地说：“老师，请你多帮忙。”

这么说来，汤玉麟那场虎头蛇尾的“兵变”之所以迅速“流产”，也有阚朝玺的一份功劳。不久，阚朝玺便升任炮兵二十七团团长，他的四哥也跟着沾光，当上了营长。张作霖还命阚朝玺率部接替汤玉麟的防区，驻扎新民。新民是省城大门，可见张作霖对阚朝玺的信任程度了。熊维成说：“这时阚朝玺不论是在大帅面前，还是在帅府和军队之中，真是耀武扬威，红极一时，俨为出类拔萃之辈。”

阚朝玺又名“阚铡刀”

1918年2月，阚朝玺又升任第二混成旅旅长。吉长镇守使裴其勋下台后，阚朝玺又兼任吉长镇守使，驻防伊通、长春等地。1920年，阚朝玺又兼任吉林清乡会办，一面坡剿匪司令等要职。据称，阚朝玺嗜杀成性。剿匪期间，动不动就用铡刀杀人，因而得了个绰号叫“阚铡刀”，与曾国藩的绰号“曾剃头”堪称绝对，不过，就人品修为来讲，阚朝玺与曾国藩是没法相比的。

说阚朝玺嗜杀，也是有据可查的，前面所讲的盘山诱杀土匪，不是一次就杀了200多人吗？而且，阚朝玺还生性多疑。一天，部下一位姓贾的连长有急事找他，跑得满头大汗，想掏手帕来擦汗，但阚朝玺的弟弟阚朝俊认为贾连长动作可疑，“呯”的一枪，就把贾连长摞倒了。事后，阚朝玺向张作霖报告说：“贾连长受汤玉麟主使行刺，被我发觉，即行正法。”

还有一件事也可以证明阚朝玺的多疑与嗜杀。他手下有一个团长叫王九江，该团土匪出身的士兵较多。阚朝玺对王九江很不放心，就派他的亲信赵沛然营长驻防王九江的防区附近，监视王九江的动向。王九江当然知道个中奥妙，多次贿赂赵沛然，指望赵能在阚朝玺面前说点好话。哪知赵沛然贪得无厌，你敢送什么，我就敢收什么，但好话是买不去的，而坏话倒是现成。在阚朝玺面前，赵沛然一提起王九江，就说“王九江这号人靠不住了”，“早晚得闹事”。更令王九江难以招架的是，他部下有个营长赵国臣，知道阚朝玺信不过王九江，就打算取而代之，也开始散布王九江的流言蜚语。久而久之，阚朝玺就动了杀机。

王九江感觉不妙，就到一面坡去见阚朝玺，想当面解释一番，表一表忠心。王九江见到阚朝玺时，跪倒在地，痛哭流涕地说：“司令是我的重生父母，我即使肝脑涂地也不能报答于万一。听说近来有人在司令面前说我一些坏话，真是屈杀我了。”阚朝玺扶起王九江，说：“九江，你这是怎么了？我对你没有丝毫怀疑，也没有听谁在我跟前说你的坏话呀。”又说：“咱们是什么关系啊，千万不要听别人胡言乱语。”转回头对副官处长程文广说：“你陪九江到副官处休息一下。”王九江又给阚朝玺磕了个响头，说：“司令宽宏大量，不进馋言，小的真是三生有幸。”可刚一到外面，就有人把王九江拦腰抱住，强行搜身。偏偏王九江也是找死，他身上不但带着手枪，还有一枚炸弹。于是，不由分说，王九江就被枪决了，跟随王九江一同前来的警卫连也悉数被杀。不光如此，阚朝玺还派程文广、赵沛然、赵国臣带着一营人马，另派一个机枪连，把王九江所部900余人骗到一处，全部屠杀。没有被杀的，只有赵国臣的亲近之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七丈沟事件”。

此事的关键在于，王九江去见阚朝玺时，为什么要带手枪，尤其是为什么要带炸弹？笔者以为，对王九江这个人，我们也要全面分析，他是“胡子”出身，难免会有“孤注一掷”的想法：老子去和你谈，谈得好更好，谈不好，大不了同归一尽。那帮“光棍”不是总说，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吗？可能正是这个心理，王九江才带着“炸弹”前去“表忠心”的。再则，王九江的部下多为土匪出身，大概军纪也好不到哪儿去，喝高了的时候，也可能会说出“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狠话。但这并不是说，王九江就一定该死，就算他们原来是土匪，但即受招安，就已经算是官兵了，如果合理引导，大概他们也不爱过从前那种刀头舔血的流寇生活。比较起来，再怎么说，也是官兵舒服。而“七丈沟事件”的玄机就在于，他是阚朝玺精心安排的“谋反”－－你必须得反，因为我需要一个杀你的理由。

当于，限于史料的匮乏，笔者所言也有猜测的成份，只能是聊备一说而已。

阚朝玺找郭松龄要“地盘”

不管阚朝玺如何嗜杀成性，但从前期来看，他对张作霖还是忠诚的。张作霖对他也不错，一路提拔。由最初的文书，到中校参谋，再到炮兵团长，再到吉长镇守使兼剿匪司令，辽洮镇守使。在两次直奉战争中，阚朝玺的表现得到张作霖的称赞。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阚任第5军副军长（军长为吴俊升）。战后升任热河特别行政区都统，兼任第三师师长。北洋政府时期，以热河、绥远、察哈尔等地为特别区，其地方军政长官为督统，如此说来，阚朝玺也算是封疆大吏了。

但人心不足蛇吞象，当了热河督统的阚朝玺仍不满足，一心增殖自己的势力，比如说，热河第一混成旅的旅长由他四哥阚朝山担任，而热河督统署卫队混成旅的旅长则由他的六弟阚朝俊担任，称得上是“兄弟兵团”了。他还制订了一个庞大的扩军计划－－编练五个步兵师，并派亲信刘理到日本去采购军械。我们知道，热河省在今辽宁、河北、内蒙的交界地带（包括承德、赤峰、朝阳、阜新等地区），对奉军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阚朝玺如此“扩军备战”，难免要引起张作霖的猜忌。值得指出的是，阚朝玺的“扩军计划”并没有完全实现，只扩充了姜向春一个师，其余四个师虽然也任命了师长，但只是一个空架子，没有成军。

更糟糕的是，阚朝玺心有反意。阚朝玺是1925年担任热河督统的，这一年，奉军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郭松龄兵变。是时，张作霖给阚朝玺发去加急密电：“郭松龄联合李景林、冯玉祥倒戈，命阚率所属部队火速援奉。”但阚朝玺却虚与委蛇，在部署军队的同时，竟然派人到锦县与郭松龄“谈判”，说你打老张，我可以帮你，不过，事成之后，得分给我“一块地方”。据“审问”过郭松龄的房书溪（时任穆春骑兵师中校参谋兼作战科长）回忆，郭松龄对他说：“我到锦州后，热河都统阚朝玺从义县派人和我接洽，他要吉林督军，受了我的拒绝。”（《沈阳文史资料》第12辑，140页）

同时，阚朝玺和六弟阚朝俊率领第三师和卫队旅，携带着480驮烟土，悄悄地从承德开拔，经凌源、建平、朝阳，到达义县，又亲自与郭松龄通电话，请求“指令”。其实，郭松龄并没有看得起阚朝玺，也不想分给他“一块地方”，就假意命他北上，接收吉林，“收复”奉天的事儿就不用你操心了。暗地里，郭松龄密派栾云奎旅发起突然袭击，阚朝玺一时乱了阵脚，慌忙撤出义县。但仓促之间，混乱异常，道路拥塞，难以通行。交战下来，阚部损失惨重，两个整团被郭松龄吃掉，其中包括一个炮兵团。

这一场败仗，阚朝玺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逃到新民，才算稳住阵脚，所幸那480驮烟土没有损失。但阚朝玺的霉运还没有走到头，先是听到一个坏消息，他和郭松龄“谈判”的事情已经被张作霖知道了。阚朝玺没有理由不害怕，那个时候，军人与郭松龄“通款”，即是“叛军”，多半要掉脑袋。思虑再三，阚朝玺决定派姜向春师长到沈阳晋见张作霖，说阚朝玺率部离开热河，是为了援助奉天，但在义县一带到袭击，并报告了伤亡情况。

按说，阚朝玺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张作霖是相当气愤的，但张作霖考虑到郭松龄的军队长驱直入，直扑沈阳，正当用人之际；再加上阚朝玺已与郭军交火，不管阚朝玺是不是心存反意，郭、阚联合也不大可能了。所以，也就没有深究，只命阚朝玺暂归张作相节制，听候调遣，但在张作霖的心里，还是留下了相当深的阴影。阚朝玺在新民一带稍事休整，即按照帅府的命令，由姜向春师参谋长熊墨林率部开赴郑家屯集结待命。

阚朝玺的“寓公”生涯

就在这个时候，阚朝玺又和张作霖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诸位可能已经想到了，就是那480驮烟土的事儿犯了。当时，阚朝玺的弟弟阚朝俊率卫队旅押送烟土，前往八面城，当行至昌图境内时，被常荫槐的交通执法队劫住，将烟土全部扣留。

可能，阚朝玺的为人有些仓狂，他见张作霖没敢怪罪自己，以为张作霖不敢把他怎么样。当听说烟土被扣，更是利令智昏，暴跳如雷。他问：“执法队有多少人？”阚朝俊回答：“一个营”。又问：“你带多少人？”答曰一个旅。阚朝玺骂了一声“饭桶”，说你一个旅，怎么被一个营把东西劫走了？抢回来。见有哥哥撑腰，阚朝俊立即来了劲头，率领骑兵和机枪连，追了上去。不仅把烟土全部抢了回来，还缴了执法队的械。

你想，张作霖正在恼恨阚朝玺“通款”郭松龄，这次又干出如此无法无天的事，更是气得不得了。所以当阚朝玺到沈阳拜见张作霖，一见面，张作霖就愤怒地说：“你姓阚的有种也拉出去反呀！”据称，阚朝玺当时恼羞成怒，拒不认错，不承认与郭松龄有勾结，要不然能打起来吗？至于押送烟土，也没有什么错，那是军饷，不抢回来行吗？要不然，军队吃什么？幸而王永江从中劝解，把阚朝玺拉了出去。但不管怎么说，阚朝玺和张作霖的裂痕是难以弥补了。不用说，都统当不成了，师长也当不成了。

阚朝玺从帅府出来后，感到后怕。他不敢直接回家，又不敢回新民，生怕张作霖会把他“扣”起来。琢磨了一下，他躲在满铁的一处秘密住所，过了两三天，他接到参谋长熊墨林和阚朝俊发来的电报，说部队已经先后开到郑家屯和八面城，于是，阚朝玺偷偷地离开沈阳，乘南满的火车先到四平，然后拐到八面城。阚朝玺将运来的烟土分成两份，一半交四哥阚朝山保存，另一半送到郑家屯吴俊升公馆保存。过了几天，阚朝玺又悄悄回到沈阳，连夜乘满铁的火车前往大连，通过南满铁路当局大连警视厅在星个浦买了一处楼房，做起了寓公。

1926年8月，阚朝玺的母亲病故，他还是不敢回沈阳，害怕张作霖找他算帐，但是，不回沈阳，又落得不孝的骂名，便多方求请，后经张作相和吴俊升说项，张作霖才允许阚朝玺回沈阳为母治丧，从那以后，才敢抛头露面。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政统治权，成为名义上的国家最高统治者。这样一来，必然要提拔一部分人才，比如，常荫槐就被提拔为交通部次长，主持部务。张宗昌与阚朝玺的关系较好，几经撮合，张作霖才同意启用阚朝玺，令其出任大帅府军政执法处处长。皇姑屯事件后，阚朝玺又没有事情做了。

阚朝玺的“抗日”与“附逆”

这期间，阚朝玺想做点实业，而且，他对水利发电有过研究。1927年春，他曾经专门到日本考察“水利发电事业对促进工农业生产的作用”。后来发现镜泊湖一带有瀑布，是建设水利发电站的天然良地，便想在这方面大展鸿图。1929年冬，阚朝玺请来德国水利专家施乐雅和辽宁省建设厅电气科长尹介荪前往勘察、设计，准备建一座大型水利发电站，通过高压线向城市输送电力，还可就近经营造纸、面粉、榨油、采伐及垦荒事业。但预算下来，需要投资5000万元，所以面对阚朝玺的游说，吉林省长张作相、辽宁省长翟文选虽然也表示赞同，但也爱莫能助。所以，阚朝玺设想的水利发电站并没有建起来。

如果阚朝玺建不成发电站，人们也并不埋怨他，毕竟，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阚朝玺却不想“一事无成”，非得鼓捣出点事来不可。实在没的可干，竟然当起了汉奸。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到处搜罗失意政客和军阀，为其所用。阚朝玺不用日本人“请”，自己就主动跳出来了，跟随他“重出江湖”的还有姜向春、程文广等人。但阚朝玺也知道自己人望不够，就派姜向春到锦县去找在家居丧的张作相，请张作相出山，收拾残局。张作相对姜向春说：“你回去告诉子珍（阚朝玺的字）可别胡扯了，这个局势不会长久的，现在正由外交途径解决呢。况且国联也正在调查，不久，就会鸡鸣鬼散。”但阚朝玺并没有听从张作相的劝告，仍于9月24日出任伪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副委员长，28日任“四民维持会”委员长。

与此同时，日本人又网罗赵欣伯（曾任东三省保安司令部法律顾问，因积极参与伪满的建立，而被称为“伪满的产婆”，后任沈阳伪市长，伪满立法院长等职）、袁金凯等人组织奉天地方维持会，谁都知道，机构重叠，没个不“打架”的，于是，阚朝玺和袁金凯之间的猜忌与争斗也就难以避免了。

这年10月，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示意袁金凯组织政府，掌管政权；而由阚朝玺组织军队，并由关东军供给武器，掌管军权。说么说来，二人各自发挥自己的“特长”，分工合作，倒也可能融洽相处。但本庄繁接着又谈开了“条件”，说我给你们这么大的官当，你们拿什么感谢我啊？这样吧，东北的矿山开采权、铁路修建权、发电权什么的，就归我们日本人吧。说着，本庄繁拿出事先拟好的协议书，叫阚朝玺和袁金凯签字，这人这才知道，日本鬼子不好侍候，面面相觑，终归没有冒然签字。

这样一来，阚朝玺和袁金凯的矛盾有所缓解。10月20日，阚朝玺通电取消沈阳“四民临时维持会”，否认有卖国行为，这就更得罪了日本人。本庄繁觉得这两个家伙不听话，就另起炉灶，把软禁在宪兵司令部的臧式毅抬了出来。11月间，赵欣伯偷偷地告诉阚朝玺，说关东军准备启用臧式毅出任奉天省省长，还说日本人准备武力接收袁金凯的维持会，要阚朝玺躲得远一点，以免惹祸上身。但阚朝玺的“犟劲”又来了，他觉得自己与袁金凯唇亡齿寒，不但没有躲得远一点，反而在“接收”之时，闯到维持会，摆出一付“抗日”的架式。当时赵欣伯和臧士毅正在给袁金凯和全体人员“解释”，阚朝玺大发雷霆，就这种“接收”不合法、不合理、不合适，也不够意思。当晚，阚朝玺就被“请”进日本宪兵队，关了40多天，最后日本人要他写下“誓约书”，保证不进行反满抗日活动。这才被放了出来，阚朝玺出狱后，改了个名字，叫阚朝洗，大概是想要“洗掉”一些什么吧。

阚朝洗出来后，言行格外检点，一般情况下也不外出，又过起了清闲的“寓公”生活。但总的来说，阚朝洗是一个闲不住的人，1932年夏，日本关东军“接收”了张作霖父子开办的边业银行，恰好这个银行有阚朝洗的10万元股份，所以日本人邀请他参加善后会议。大概是阚朝洗表现得比较乖巧，日本人退还了阚朝洗的10万元股金。

阚朝洗到底是有文化的人物，既然实业办不成，不如到银行混个差事吧。1933年，阚朝洗受日本人之邀，出任伪满中央银行监事。起初，伪满中央银行的总裁由中国人荣厚（原吉林财政厅长）担任，1935年，日本人田中接任总裁，副总裁由蔡运升（原任吉林省永衡官银号总办兼实业厅长）担任，1937年，蔡运升荣升伪满经济大臣，阚朝洗接替其职，充任副总裁。1940年秋，总裁田中卸职，阚朝玺升任总裁。从进伪满中央银行算起，阚朝洗任职长达10年之久，由监事到副总裁，再到总裁，虽然实权必然由日本人掌握，但再怎么说，也似乎算得上是“银行家”了。

但当阚朝洗升任伪满中央银行总裁的时候，末日也快来临了。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苏联军队进驻长春。恰好伪满民生部大臣吕荣寰盖了新房，阚朝洗前去祝贺，恰逢苏联军队前来抓捕伪满战犯吕荣寰，其实阚朝洗也是战犯，但老奸巨滑的阚朝洗说自己是某建筑公司的经理，到吕荣寰家一是交工，二是结算工程款，苏联军人也不认识阚朝洗，竟然被蒙混了过去。

从吕荣寰家出来后，阚朝洗连夜逃回沈阳，隐姓埋名，又躲了起来。阚朝玺的逃跑与隐藏功夫确实不错，这一躲，竟然长达6年之久，直到1951年镇反时，才被揭发出来。1952年8月11日，阚朝洗病死狱中，活了68岁。他到底也没有逃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