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李森科事件」能带给我们什么启示?
一、关于进化和遗传的争论
李森科是个遗传生物学家，讲到遗传就要讲到生物进化，就得从达尔文开始讲了。
达尔文的物种进化理论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所谓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物种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经历了进化的过程。这些话大家都不陌生。
但需要指出的是，现代科学上的进化论和达尔文的学说已经很不一样了。物种是进化的，这点毫无问题，但是接下来的几个问题，“物种是以怎样的速率进化的”，以及“物种进化的动力是什么”，针对这些问题，达尔文要么是没有回答，要么答案跟后来的证据很不一致。
达尔文的雕像，英国剑桥塞奇威克地质古生物博物馆
先说说“物种以怎样的速率进化”这个问题。
达尔文认为，物种的进化是逐渐发生的，一些刚开始不明显的改变随着代际发展越来越大，当这样的改变已经使得原先一个种群内的两组动物产生生殖隔离之时，新的物种就产生了。
这个理论看起来似乎没问题。但是，古生物学家有时候看一个连续的地层里延续时间很久的某个物种化石，却并没有发现“物种明显改变”的证据，有时候一块几十米高的大悬崖上到处都是某种三叶虫或者菊石的化石，但这几十米的高差可能代表着几千万年的年代差，三叶虫在底下什么样，在顶上还是什么样，没啥变化。
所以，关于物种进化的速率，达尔文说的可能就是错的——物种进化在许多情况下其实并非渐变，新物种可能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产生，然后在较长的时间内保持不变。
渐进型演化和突变-平衡型演化的不同
这种“突变-稳定”的进化模式似乎是物种进化的主流，直到现在，古生物学的主流教科书也都采用了这样的说法，“物种渐变”这件事，放在宏观的时间维度上，反而是不对的了。
关于生物进化的速率问题，达尔文本人当时做出的回答可能是不妥当的。而针对“生物进化的动力是什么”，“代际的改变是如何发生的”，达尔文自己也语焉不详，至少不能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
这个问题就留待后人发掘了，关于进化的动力，后人分为了两派。
一派是沿着孟德尔和摩尔根的脉络走下来，孟德尔通过自己的豌豆实验证明了生物遗传是有规律的，而摩尔根通过果蝇的实验，引入了代际遗传中基因突变的理论。
在当时，科学界并不知道遗传信息的承载物质是DNA，但这一学派认为，遗传信息是在代际中传递的，而传递过程中如果有突变的话，也是在代际遗传中产生。
格雷戈尔·孟德尔（1822年7月20日-1884年1月6日）
另一派主张进化和遗传的动力来自生物同环境的相互作用，代表人物是拉马克和米丘林，其核心观点是用进废退，某个单独的生物体，某个器官如果经常用给就一定很发达，而这样的发达会遗传给后代。
这样的观点听起来貌似有道理，比如“某人个子高他的后代个子一定高”，比如“长颈鹿因为需要吃高树上的叶子，脖子变长了”，诸如此类。
拉马克学说中的“获得性遗传”理论
虽然拉马克这一派的理论在普通大众的心目中很有市场，但这样的学说经不起科学的检验。
二十世纪初有科学家做实验，把老鼠的尾巴剪掉，然后让没有尾巴的老鼠繁殖，繁殖出的老鼠再把尾巴剪掉，如是几十代，最终产生的老鼠后代也都是有尾巴的，并不存在“某一代的器官改变遗传给了下一代”的事情。
在实践的检验下，拉马克学派漏洞百出，但是，这一派遗传学却获得了苏联官方的大力支持。
二、苏联官方支持下的李森科
苏联官方支持拉马克的遗传学派，这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
首先，苏联官方的革命导师们坚信自己的那些学说是宇宙真理，可以用来解释一切现象，指导一切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不但政治军事工作，甚至文化，语言，生物学也能用布尔什维克的真理完全应用。
斯大林曾经针对前苏联的语言学研究发表过一些指示，说“语言不是民族地区自然形成的，而是阶级社会的产物”，这个论断有没有学术依据另说，但斯大林在那会儿苏联是什么地位，想必大家都清楚，所以，这个关于语言学的论断成了前苏联相关研究的指导思想。
当然啦，斯大林们的意志绝不会只满足于语言学，而是“要把一切都给管起来”。
苏联官方在遗传生物学上，支持拉马克学派，反对孟德尔和摩尔根，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原因，那就是自己的掌控欲。
按照摩尔根的遗传学说，物种的变异是随机的，不可控的，这跟那位德国先知的理论根本上相抵触。按照那位德国先知的观点，万事万物的发展，从宇宙到生物，甚至到人类社会，都是可以被解释的，而那位德国先知的拥趸“不但要解释世界，还要去改造世界”。
这样的哲学观，自然是不容许“概率”和“随机”出现的。后来，那位德国先知的哲学在苏联高层那里几经发展，最终的结果就是“领袖意志绝对不容质疑”，这样的想法，更不可能给“概率”和“随机”留下一点点的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摩尔根学派不可能被苏联官方所喜，而主张“事物在发展中遗传和进化”的拉马克学派，跟苏联官方的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致的，自然会得到苏联官方的青睐。
而李森科本人，就在“适当的时机”出现在了“适当的位置上”，充分体现了“一个人的命运，不但要靠个人的奋斗，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这么一句被玩烂的梗。
三、李森科的故事
在这个背景下，讲述李森科的故事就变得有意义了。
李森科（T．D．Lysenko，1898—1976）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农民家庭，在苏维埃的叙事里，这样的出身算是根正苗红，这为他后来的发迹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
1925年李森科毕业于基辅农学院后，在一个育种站工作。四年之后，李森科的父亲偶然发现在雪地里过冬的小麦种子，在春天播种可以提早在霜降前成熟。李森科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种称为“春化处理”的育种法，即在种植前使种子湿润和冷冻，以加速其生长。
李森科在查看麦穗（时间1920-1930）
说起来，这个春化技术也不是李森科父子最早发现的，但李森科夸大自己的发现是解决霜冻威胁的灵丹妙药，为此，乌克兰农业部决定在敖德萨植物育种遗传研究所里，设立专门研究春化作用的部门，并任命李森科负责。
当然啦，所谓科学，任何理论的提出都得经得住实践的检验，李森科推广这种所谓的春化技术，不是依靠严格的科学实验，却是借助于浮夸和弄虚作假。
事实上，根据解密的资料，经过春化处理的种子并不能有更高的产量，而这个所谓的春化，也没什么令人信服的理论依据，所以，李森科的所作所为，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其他科学家的批评。
不过，李森科在科学思想和政治素养上有敏锐的嗅觉（这种敏锐的嗅觉是任何在苏联式社会中的人都必不可少的）。
在20世纪30年代初，西方生物遗传界的核心理论就是基于孟德尔-摩尔根的学说发展起来的，这其中，美国遗传学家穆勒发现了诱发突变，也是当时西方生物遗传学界的领军人物。
讽刺的是，穆勒虽然身在美国，但内心还是非常认同苏维埃的这套理论，他觉得经典的孟德尔遗传学完全符合辩证唯物主义。不过，这样的想法并不被李森科和斯大林所认同，李森科高调地宣称自己支持拉马克和米丘林的学说，并把西方遗传学家称为苏维埃人民的敌人。
李森科在田间
在当时，拉马克的遗传学说不靠谱在西方已经是科学界的***识了。有的科学家尖锐地质问李森科，如果按你的观点，生物的器官用进废退，并把特征遗传下去，你怎么解释女孩子出生时都有处女膜呢？李森科无言以对。
不过，西方的科学界怎么样，并不能左右苏联领导人的意志，而李森科虽然不能消灭在国外的反对者，但他消灭国内的反对者，这点事还是办得到的。
苏联农业科学研究院院长瓦维洛夫支持穆勒的观点，在李森科看来，瓦维洛夫不单是自己的对手，更是整个苏维埃的敌人，于是，他把学术争论上升到了政治路线斗争的你死我活当中。
1935年2月14日，李森科利用斯大林参加全苏第二次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的机会，在会上做了“春化处理是增产措施”的发言。
李森科在他的演说中谈到，生物学的争论就像对“集体化”的争论，是在和企图阻挠苏联发展的阶级敌人作斗争。他声称反对春化法的科学家：“不管他是在学术界，还是不在学术界，一个阶级敌人总是一个阶级敌人……”。李森科用自我否定的检讨，来改头换面地对学术界知识分子进行攻击，这一手段得到了斯大林的首肯。
1935年，李森科在克里姆林宫讲话
尽管连续实验表明经春化处理的小麦并没有提高产量，但这动摇不了李森科已经取得的胜利，春化实验的原始数据被掩盖，而乌克兰的粮食灾难，也被苏联官方解释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阴谋”，李森科在苏联国内的地位，并没有因为乌克兰饥荒受到丝毫影响。
更重要的是，李森科的春化实验心系农业生产，任何跟李森科作对的行为，都被解读为别有用心地攻击苏维埃体制和苏联农民。
李森科的反对者开始面临噩运。瓦维洛夫自己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收集种子，希望建设一个种子库，但他一个不得志的下属给苏联高层写信控告瓦维洛夫，指责瓦维洛夫的理论与实践的反动分离，并建议他停止收集新奇事物并专注于可以直接引入农业生产的植物。
瓦维洛夫（1887～1943）
在1931年，瓦维洛夫被苏联官方压下了一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到了1934年，他被召到人民委员会，以解释他研究中理论和实践的分离。这件事情标志着李森科彻底赢得了苏联当局的信任，而瓦维洛夫的命运则急转直下。
1940年，瓦维洛夫被捕，罪名是“英国间谍”。他先是被判极刑，后又改判为20年监禁，1943年因营养不良在监狱中死去。
他生前一直致力建设的种子库后来即使经历了苏德战争的炮火也完好无损，一些后世的人们想当然地以为，瓦维洛夫的道德高尚，宁死都没有去动用自己种子库里的粮食，其实这是有意无意地弱化李森科和苏联当局在这一时期的所作所为，而把一切的罪责都归到了“万恶的德国法西斯”头上。
瓦维洛夫并不是唯一一个跟李森科作对而倒霉的科学家。
李森科发迹之时，正赶上苏联的大清洗。在瓦维洛夫被捕之前，苏联生物学家的损失已经令人震惊。1936年，所有在生物学理论领域工作的***产主义者，都被公开谴责为“人民的敌人”并被捕。
人民内务委员会对科学家们的指控涉及“孟什维克唯心主义”和他们与托洛茨基主义阴谋的联系。
至于医学遗传学研究所所长莱维特，他对人类遗传的研究据说使他成为纳粹学说的教唆者，最终，莱维特在监狱中死亡，他的研究所被关闭，还有好几位苏联科学家被枪杀。
1939年，李森科视察农作物
这样一来，苏联反对李森科的“反动势力”大受打击，计划于1937年8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七届国际遗传学大会被取消。当大会确实于1939年在爱丁堡举行时，没有苏联科学家在场，甚至连当选主席的瓦维洛夫也没有出席。
与其他苏联学者的悲剧相比，李森科那几年可谓是春风得意。
1935年，李森科获得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的称号，并当上了敖德萨植物遗传育种研究所所长。反对李森科的科学家也不能说没有，有些人明里暗里支持已经被李森科弄下台的瓦维洛夫，然而，在更多的在压力下屈服，进行了自我批评，并承认了李森科的超凡智慧。
按照李森科的说法，自己的生物学和瓦维洛夫的生物学之间存在着你死我活的斗争，就像“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斗争一样“，此言一出，任何的反对派如果不闭嘴，也就只能是被打倒，于是，李森科的学说在整个二战期间，成了苏联生物学的指导思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科学家对国防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影响大为增加。有人因此希望战后放松对科学家的控制。
1947年苏联生物学家锡马尔豪森在苏联主要哲学刊物上，发表了明确批判李森科主义的文章。1948年，当时在中央委员会主管科学的官员尤里·日丹诺夫（斯大林的女婿）接受了几位苏联生物学家向中央委员会的控诉，认为李森科否定孟德尔遗传学是错误的。日丹诺夫在随后的一次报告中对李森科进行了批判。
然而，李森科这个时候见风使舵的本事炉火纯青，他看准了斯大林绝不容许自己犯错的弱点寻求斯大林的支持再次获得成功。
李森科在“八月会议”上
1948年8月，苏联召开了千余人参加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又称“八月会议”)。李森科在大会上作了《论生物科学现状》的报告。他把自己全部的“新理论”、“新见解”，概括为几个方面，作为“米丘林生物学”的主要内容，声称“米丘林生物学”是“社会主义的”、“进步的”、“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而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则是“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的”。
经斯大林批准，苏联正统的遗传学被取缔了。李森科在大会上宣布，这次会议“把孟德尔—摩尔根—魏斯曼主义从科学上消灭掉，是对摩尔根主义的完全胜利，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是伟大的节日”。
“八月会议”使苏联的遗传学遭到浩劫。在高等学校禁止讲授摩尔根遗传学；科研机构中停止了一切非李森科主义方向的研究计划；一大批研究机构、实验室被关闭、撤销或改组；有资料说，1948年一年，全苏联有三千多名遗传学家失去了在大学、科研机构中的本职工作，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
李森科曾称嫁接后的作物可以改善家畜的遗传
“八月会议”的恶劣影响，甚至波及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八月会议”使李森科达到了“事业”的巅峰。李森科的个人胜利，无疑是科学的悲剧。
李森科继续作威作福，直到斯大林去世。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后，苏联的文化生活出现了一次解冻。1955年底，三百多名苏联著名科学家联名写信给苏联最高当局，要求撤销李森科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
1956年2月，苏***第20次代表大会后，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受到批判，李森科迫于形势提出辞职，并得到苏联部长会议的批准。
但是，赫鲁晓夫虽然反对斯大林，但他反对的只是斯大林本人，对于斯大林时期“政治管控学术”，他是原样继承了下来，更何况，如果说李森科是错的，那么岂不是证明苏联二十多年的建设走了弯路？
1958年12月14日，《真理报》发表社论，指责科学家们发起的那场论战，一大批反对李森科物种和物种形成“新见解”的科学家被撤职，一批实验室被关闭。
1961年李森科被重新任命为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这个时候，苏联的生物学因为李森科主义的原因，和西方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李森科主义在苏维埃科学院被投票否决。至此，李森科丧失了在苏联生物学界的垄断地位，他在苏联的影响才终于被划上一个不光彩的句号。
苏联遗传与科学时间表
李森科主义没有实现苏联人“面包会有的”的理想，反而使他们的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学遭到了不可救药的落伍，苏联失去了两代现代生物学家。
就在苏联生物学家们在李森科的淫威之下瑟瑟发抖之时，20世纪五十年代初，英美科学家沃森和克里克发现了真正承载遗传信息的DNA碱基排列顺序，自此揭开了生物学的新纪元。
从孟德尔开始，到摩尔根，再到沃森克里克，生物遗传和进化的本质是基因代际转移时候的突变，这个观点已经被西方学界公认，而李森科所谓的“唯物主义生物遗传学”，在他去世之后则是鲜少有人提及了。
1976年李森科去世之后，西方科学界用设问句的形式发布了一则简短的讣告——李森科是骗子么？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
四、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教训？
李森科这样的学术骗子，在苏联这样的国家并不罕见。这些学术骗子的故事给人们的教训也是很深刻的，任何被行政力量干预的科学研究，其动机和成果都很可疑。这应该是一个常识一样的存在。
在英美历史上，这样的行政干预不能说没有，但在这方面拿英美跟苏联比，这有点类似于英国足总杯里第八级别联赛球队海运联对阵英超豪门托特纳姆热刺，根本就不在一个数量级。
但我觉得，李森科事件给后人的启示远远不止如此。
为什么李森科坚持的那个生物学流派可以被苏联领导人垂青？归根到底，是苏联领导人觉得自己可以解释一切，掌控一切。
而李森科信奉的那一派生物学，因为排除了“概率”，“随机事件”，就很讨喜，总有些人觉得自己的意志可以百分之百的作用到这个世界上。而李森科信奉的那些理论，刚好为这样的人提供了来自学术界的支持而已。
1951年，我国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李森科春化法的应用》
在我看来，自然界的演进和人类的历史发展充满了偶然。如果六千五百万年前那颗小行星偏离一点点，可能恐龙还会活着，人类就根本不可能诞生。
如果奥匈帝国的王储斐迪南大公被刺杀之后各国的反应稍微冷静一点，二十世纪可能就是另一个样子，类似地，如果齐达内在那次世界杯决赛上不冲冠一怒，结果怎样，都很难说。
“概率”，“随机事件”这样的东西，可能是和这个世界如影随形，并且根本不受人的意志掌控。
但是，总有些人，觉得自己的理论可以解释一切，自己的学说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他们把自己的想法说成是科学，把自己的远景说成是“解天下苍生于倒悬”，看上去一副正义凛然，道德高尚的样子。
但是对于这样的救世主，不管他是干什么的，我一定充满了警惕。
因为在我的认知里，“解决一切问题”是不可能的，而当这样的救世主不能自圆其说之时，他就一定会把自己的反对者干掉，不管用何种方式。
所以，只要人类对乌托邦和救世主的幻想还在，像李森科这样的人，大约还会再次出现，或早或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