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敌中人物之间的法律关系

“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曾是积极的主战派，可因为蒋介石与张学良的不抵抗，加上在古北口、南天门战役中，中国军队被成建制地消灭，促使汪精卫逐渐对抗战前途产生了悲观情绪。在东北、华北、首都南京、武汉相继失守，中国军民死伤80余万的情况下，汪精卫无奈地认为，要挽救危局，避免中国的整体灭亡，只有走与敌人议和一途，遂于1938年12月18日从重庆出走，从昆明到越南开始了他的“和平”之旅。诚然，汪精卫与日本议和，是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便是日本要从中国全面撤军。《国家公敌》这部小说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真实而客观地再现了“汪伪政权”那段屈辱的“和平曲线救国史”，也使我们看到，在日本，尽管皇室受军国主义分子操控，可还是有一些人为和平而努力过。这就是文学的探讨，人的性格是多面性的，历史也有它的多种发展轨迹。日本政府的主和派代表犬养毅首相，竟然被狂热的军人杀死在首相官邸。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更何况他们面对的是法西斯战争狂魔。从汪精卫与日方谈判的《重光堂协约》到《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期间所起的质的变化，可以看到汪精卫是无奈的，可他已经没有了退路，他回不去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和平路线，曲线救国”有错吗？没有。趋利避害，是一切生物的本能，蝼蚁尚且偷生，何况人乎！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许多人民厌战是不争的事实。汪精卫的曲线救国路线确实代表了一部分民愿。错只错，汪精卫没有看透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本质，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历史规律。“汪伪政权”到底有没有起到“维和”的作用，应该由当时身处沦陷区的人民去评判。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声妓晚景从良，一世之烟花无碍；贞妇白头失守，半生清苦俱非。以张学良将军为例，他早年以一个花花公子名世，后被迫与杨虎城搞了一场“西安事变”，促成了国***联合抗日，便一下成了抗日民族英雄！人们对他以前屠杀***产党人，丢失东三省等一系列罪行避而不谈了，或者干脆忘记了！而汪精卫呢？不管他以前是如何具有君子风度，如何爱国爱民，只要他“投诚”了，那他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民族败类，一个超级大坏蛋！持有这种偏激的思想，其实是一个民族不成熟和不理智的表现！纵观中华民族历史，从五胡乱华开始，既是一部抗争史，又是一部忍辱偷生史。远的先不说，看近的：自满清入关后，留发不留头的，固然高贵，但你能将所有梳辫子的汉人都视为汉奸吗？不能，因为我们看到了最后的胜利——满清被全盘汉化了。纵然汪精卫夫妇被人塑成汉奸像，跪在地上遭万人唾骂，纵然汪精卫死后被焚骨扬灰，可谁能将其名子从中华民族的历史里删去，谁又能将人类血液里那“趋利避害”的分子除掉？他的和平路线，他的另立政府，难道真是为了一己之私？呵呵，答案恐怕要留给读者自己，也要留给那已逝去的人们。

叹！汪精卫当初如果留在重庆，和蒋介石一起唱抗战歌不好吗？凭借自身的革命资历，独善其身总可以吧！即便混得再差，也不至于遭万人唾骂，落得一个被焚骨扬灰的下场！是因为怀有儒家兼济天下的雄心不灭？还是因为定力不够，被权力所诱？这些都不重要了，总之，汪精卫踏上了一条炼狱之路。纵有再多的指责，他也不会站起来替自己辩解了。我们也只能在这部小说里听到他的回答：“我死都不惧，还在乎骂？”汪精卫的“曲线救国”警戒后人，世上一切沙文主义、法西斯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侵略本质是不变的，它们的妥协是要条件的。 （蒹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