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如何爱这个世界？
《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
作者：美伊丽莎白·扬-布鲁尔
译者：陈伟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爱这个世界》的作者伊丽莎白·扬-布鲁尔，是汉娜·阿伦特的学生。她是阿伦特去世前一年带的博士生，她与阿伦特的研究助理杰罗姆·科恩，后来成为了整理和传播阿伦特思想最为有力的学人——阿伦特很多文集都是科恩的注解和说明，而扬-布鲁尔纪念阿伦特的方式就是撰写了这部传记。她从阿伦特的生平和经历入手讲述她的思想、流亡生涯以及晚年的思想论证，让我们从中看到了一个充满智慧和热情的政治理论家。
阿伦特不承认自己是哲学家，在她看来，哲学家追求的是沉思的智慧，但是她所追求的是行动的智慧，是她花费一生精力总结的积极生活的智慧，被杨-布鲁尔恰如其分地概括为：爱这个世界。
“平庸的恶”与“无思”
阿伦特是在1975年12月4日晚心脏病发作，突然去世的，终年69岁。去世前她正在招待友人，她的书桌前还摆放着凌乱的书稿，那是她未完成的《精神生活》“判断”部分的底稿。
阿伦特写过很多论战文章，就连她的巨著《极权主义的起源》有很多章节也有强烈的现实指涉。她不承认自己是哲学家，她晚年花费大量时间写作的《精神生活》大概是最接近纯哲学风格的写作。但是就连这样的著作也是有现实的诱因的。
1961年，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被以色列特工抓获，偷运到耶路撒冷受审。阿伦特主动请缨《纽约客》杂志，以特派记者的身份前往耶路撒冷旁听审判。后来她陆续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了5篇文章。1963年，文章集结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出版，这本书也成为了阿伦特著作争议最大的一本书，由这本书引发的一系列争论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争议有很多，但是大多数争议都误解了阿伦特的思想，而她从书中提炼出的一个短语形容艾希曼，说他犯下的是“平庸的恶”。这个观点激怒了很多人，某种程度上伤害了犹太人的感情，也导致了阿伦特与许多友人之间的不和。
其实，身为一个犹太人，阿伦特并非不知道犹太人遭受的灾难，她在流亡到美国之前，一直都是一个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曾经为犹太复国组织工作过很久。所以，很多人批评她是为纳粹战犯辩护，明显是不公正的。
与其说这个概念是形容艾希曼的，倒不如说是形容某一类人，这样的人就在我们身边，他们可能是我们的朋友、邻居，甚至亲人，但是在某种外界条件的刺激下，这些平时慈善面目的人成为“帮凶”。阿伦特用“平庸的恶”精辟地概括了这种人的特质，但她用这个词汇形容一个纳粹刽子手的时候，显得不合时宜。
如果这个概念仅仅是阿伦特一时的思考，随着《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出版，这件事也就告一段落。但事实恰好相反，阿伦特正是从此出发，改变了她后半生著作的研究方向，开始专注于“平庸的恶”是如何激发出来的。除了在众多演讲和文章中一再提及这个话题，更是用《精神生活》三卷本来追根溯源，从古希腊哲学到康德哲学的脉络中寻找写作灵感。
在《精神生活》的序言中，她谈到了这个诱因，说在艾希曼这个唯唯诺诺的官僚身上，他表现出的陈词滥调、因循守旧和标准化表达背后是一种心不在焉，因为只有这样才具有被社会认可的作用，“正是这种心不在焉——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这是一种十分普遍的体验，因为我们几乎没时间停下来进行思考，更不用说有思考的爱好——使我产生了兴趣”。
成为哲学家很容易陷入危险状况
在《爱这个世界》中，扬-布鲁尔总结阿伦特思考的核心主题，那就是在一个道德崩溃的时代里，我们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成为一个恶人违背良知，成为好人太过艰难，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一个灰色地带。比如，在纳粹统治时代，当其他人都顺从纳粹的统治时，你该如何面对这种选择？社会的道德标准已经全面崩溃，一个细微的决定可能就决定了你的生死。这种关键时刻的抉择更为艰难。
阿伦特正是针对这种极端情况作出了分析，她并不像其他哲学家那样呼吁人们：呼唤道德复原，恢复道德的“法律和秩序”。相反，她坚持在危机中，真正有思想的人不要去寻找什么规则或法律，而应该说“我必须忠实于我自己”：“那些我一旦做了就不再能心安的事情，于我是决不能做的。”
阿伦特一生中基本上没怎么写哲学著作，她与大哲学家海德格尔的一段恋情披露出来之后，给哲学界添了不少的八卦。要是这段恋情给阿伦特什么样的影响，那就是成为一个哲学家很容易陷入一种危险的状况，就像海德格尔成为纳粹帮凶一样。
在她看来，古希腊沉思的智慧容易让一个哲学家步入迷途，如同柏拉图远去叙拉古妄想成为一个暴君的精神导师和哲人王，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家也免不了让自己的存在哲学成为政治的污点。扬-布鲁尔总结说，阿伦特通常追求的是这样一些政治制度和态度，它们允许和鼓励人们从道德范型中学习成为有德之人，能够为思考和朋友的亲密交流提供必要的保护。因为询问自己——“如果做了这件事，我能否心安”——这一道德问题会反过来引导他们保护政治领域。
有德之人的光亮
在《爱这个世界》中，正是这些有德之人成为了阿伦特生活中的光亮。这样的人物有大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她的丈夫海因里希·布吕赫、流亡到美国之后的玛丽·麦卡锡等，这些友人的存在照亮了她的生活，还有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致敬的许多人物。阅读和撰写这样的人物，判断他们的生活价值，同样是她生命中重要的时刻。所谓“爱这个世界”就是爱这样的朋友、家人和在黑暗中发光的人。
在“平庸的恶”遭遇到最大恶意批评的时刻，有人指责阿伦特说，她不热爱自己的民族。阿伦特回答说，尽管她曾经是一名犹太复国主义者，但她不会热爱自己的民族，不会相信他们。她只能热爱自己的亲人和朋友，无论他们是否是犹太人。这是阿伦特基于自己的思考之后作出的最为审慎的回答。
其实，这种立场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法国作家加缪，在阿尔及利亚是否应该独立的问题上，加缪拒绝了签字和表态。当人们希望听到他的解释时，他想到的只是，“我一直谴责恐怖。因为我必须谴责一种，比如说，在阿尔及利亚街道上盲目施放的恐怖主义，有朝一日它会袭击我母亲或我的家庭。我坚定地保卫正义，但首先，我要保卫我的母亲”。
在加缪看来，所谓的正义和真理，并不是简单地在请愿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万事大吉了，他所厌恶的正是那种抽象的概念，虚空的真理，更讨厌的就是以民族的名义消解真正的问题。也难怪汉娜·阿伦特对加缪赞誉有加，在1952年5月的一封信中提到了她当时的巴黎之行：“昨天我见到了加缪，毫无疑问，当今法国最杰出的人，远在其他知识分子之上。”
与其说《爱这个世界》是阿伦特的传记，倒不如说是黑暗时代里，那些保持良知和思考的知识分子相濡以沫地群相谱，正如扬-布鲁尔所说的：“我们要展示的是她思想的历史基础，是激发她进行思考的待定经验，是濡养她的友谊与爱，如有可能，还要展示她的思维方式或思想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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