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事信托的中国实践

我国于2001年《信托法》颁布之后，有关监管部门还先后修订和制定了《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用以规制信托制度的商业利用，与西方信托法制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无论是在信托基本理论的立法规则方面，还是在商业信托的市场角色方面，都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这些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有些观念产生了冲突

关于信托契约的生效要件，我国《信托法》第8条第三款规定：采取信托合同形式设立信托的，信托合同签定时，信托成立。采取其他书面形式设立信托的，受托人承诺时，信托成立。即信托契约似为诺成合同而非实践合同，学者们也多认为只要当事人就信托契约条款达成合意，信托即应成立生效，无须信托人向受托人交付信托财产。但在英美法中，信托财产的独立性是信托制度的核心构造，即信托一旦有效设立信托财产即从委托人、受托人以及受益人的自有财产中分离出来，而成为一独立运作的财产。[31]正是基于这种独立性，委托人在丧失信托财产权的同时免除了委托人自身以及受托人、受益人债务对信托财产的追索，并且使得受托人得以像真正的所有人一样，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第三人也得以受托人为信托财产的权利主体和法律行为的第三人，而与其从事各种交易行为，从而最终确保信托目的的实现。而在信托定义的规定上，我国法为将财产委托给受托人，而非采纳传统信托中的转移给受托人管理。用委托这种表达不能揭示出信托的本质属性，反而会使信托与行纪、代理等法律关系相混淆。这种易于混淆的提法与我国对所有权的一物一权原则的机械理解有关.

信托产品的难以沟通制约了商事信托业的扩展

我国现行《信托法》第15条、第16条和第34条***同规定了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原则，其中：第15条规定了信托财产与委托人其他资产的分离，第16条规定了受托人自有财产之间的分离，第34条规定了受托人承担支付信托利益的义务是以信托财产为限。基于这些规定，委托人和受托人其他资产的经营变化，甚至于破产，都不会影响到信托财产的现金流；投资者也无权追索委托人和受托人的其他资产。这些规定能初步保证商业信托所具有的破产隔离功能，但其他规定却对商业信托的发展构成了极大的束缚，具体体现在：《信托法》第7条规定，设立信托，必须有确定的信托财产；第11条规定，信托财产不能确定的，信托无效。而对于某些类型的商业信托来说，例如金融资产证券化信托中，进行证券化的金融资产是持续性发生的将来债权，其并不具有确定性，只具有可预期性，这使得其能否成为我国信托法上的信托财产颇具疑义。2002年6月，央行出台了《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信托投资公司办理资金信托业务时，不得发行债券，不得以发行委托投资凭证、代理投资凭证、受益凭证、有价证券代保管单和其他方式筹集资金，办理负债业务。这就意味着受托人无法将所受让的金融资产转换为受益证券，无法将受益权进行证券化。这些规定意味着，现有的信托受益权只能以无法分割的信托合同方式成立，加入资金信托计划的投资者要转让手中的信托合同，不得不自己去寻找受让对象和转让平台，而且使信托产品的认知程度和受众面变得十分狭窄，必然导致信托产品交易成本的提高，从而影响信托业的发展。

应淡化关于委托人的地位和权利的规定

由于基于信托法理，信托关系一旦成立，委托人就推出信托关系，由受托人承担起为受益人利益处理信托事务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在前文介绍的较为成熟的大陆法系信托法中，都没有将对委托人的地位和权利作出专门的规定。但在我国现行的信托法却将委托人的权利义务进行了专门规定，强调其监督权利，对受托人管理财产构成约束，不符合信托关系的一般原理，应当考虑淡化这类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