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复核的破例复核案
一起“破例”的死刑复核案
从封闭式到开放式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作者：本社记者邓益辉
最高法院原副院长熊选国曾在受访时说，死刑复核程序是一种诉讼程序，因为它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的救济程序，也是一种特殊的审判程序。
经历3个月的等待后，2013年9月中旬，最高人民法院撤销了河北省高院的死刑裁定书，不核准杨方振的死刑，并发回重审。
河北杨方振死刑复核案一度引起舆论聚焦。
北京专业死刑复核律师谢通祥代理了此案。他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该案是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法院以来，公开所见的控辩双方最深入参与死刑复核程序的案件。
“案件复核时，首次在死刑复核阶段由辩护律师与最高人民法院、检察院三方参与办理具体案件。”谢通祥说。
案件具有开创性的程序，亦得到法学界的认可。学者们认为，这是将封闭式的死刑复核向开放式的死刑复核方向改造，符合现代刑诉法理念的走向。
“新奇的”死刑复核方式
2013年6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河北省黄骅市法院法庭，就杨方振死刑一案进行复核。
一年多前，这个23岁的年轻人被控抢劫罪，检察院指控他在抢劫一辆出租车时将司机杀害，在抛尸焚车后逃离。沧州中院一审判处杨方振死刑。今年1月份，河北省高院二审维持原判，并上报最高法院核准。
谢通祥专长于死刑复核案件，从业多年，这是他第一次碰到如此新奇的死刑复核方式：在地方法院的法庭里，控辩双方像庭审时那样坐在一起，法官居中，证人到场，接受几方询问。
自2007年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以来，在该类案件中，法官也会根据情况审阅案卷、赴案发地实地查看现场、讯问有关证人、向侦查人员了解核实情况。
最高法院对死刑复核程序的定义则是，它是一种特殊的程序，是两审终审以外，最后针对死刑案件，法律设计的一种特别的救济形式。
2007年3月，时任最高法院副院长熊选国在受访时说，死刑复核程序是一种诉讼程序，因为它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的救济程序，也是一种特殊的审判程序。
“它不是一种行政程序，而是一种司法程序。因为在最高法院死刑复核期间，还是按照类似审判工作程序方式组成合议庭，经过合议庭审理，然后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熊选国说。
在新的刑诉法实施后，明确了最高检对死刑复核有监督权，最高检设立死刑复核检察厅，正式取代死刑复核检察工作办公室，成为最高检21个内设机构之一。
但针对死刑复核，最高检察院也仅是“可以”向最高法院提出意见，最高法院也只需将死刑复核结果通报最高检。在辩护律师提出要求时，法官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像杨方振案这样，在复核阶段由控辩双方询问证人并发表意见，这样的证据核实程序，即便是影响巨大的浙江吴英案中，也未能做到。
所以，在接到最高法院法官的通知电话时，谢通祥颇为吃惊。
作为杨方振的辩护律师，他此前已跟最高法院负责死刑复核的法官见过面，谈论案情近两小时，他清楚地向法官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配合法院，破例一次”
6月17日下午，几乎所有参与或涉及杨方振案的人都来到黄骅市法院——杨方振本人没有到场，他仍被羁押在海兴县看守所里，等待最后的决定。
杨方振的父母坐在法庭里已经一个小时了，程序却迟迟没有开始。
他们听到检察官和法官一直商量着。
检察官起初似乎并不同意展开这个程序。“检察官对法官说，你们要么就核准，要么就不核准，怎么还有这程序?这是适用什么程序?是一审程序还是二审程序?”杨方振的父亲杨金明说。
法官沉吟了一会，回答说：“什么程序都不是，既不是一审也不是二审，就是几个问题有疑问，核实一下。”
杨金明突然觉得法庭内的空气有些紧张。他听到法官开口问检察官：“到底参加还是不参加?”
检察官请示领导后，终于答应，“配合法院，破例一次”。
据谢通祥律师介绍，当天的主要程序是由新证人到庭作证，陈述其所了解到的杨方振被刑讯逼供的情况，然后由检察官、辩护人、法官分别发问，再由书记员打印出笔录，由证人签字确认。
当天的新证人是杨方振在看守所里的室友，两人被关在同一房间。
与庭审程序类似，证人到场后，法官先是核实了他的身份。在法官向证人提问完毕后，辩护律师向其提问，最后是检察官提问。
各方提问大约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当天，此案的另一关键证人未能到场。
据谢通祥律师介绍，这一关键证人是杨方振案件的报案人，他声称曾在案发后见过杨，听杨陈述抢车杀人之事。但据杨方振会见律师时陈述，此证人和他同时在案发现场，***同目睹凶案发生过程，真凶另有其人。
“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此次由审、控、辩三方均参与的死刑复核特别程序，堪称史无前例。
“最高法院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开庭”，这一消息迅速引发媒体关注。
著名法学家陈光中教授在了解最高法院的这一程序后，也认为，这不是开庭，“有点类似于内部的听证”。
“我很高兴看到最高法院的这一尝试，这是未来改革的趋势，当年的刑诉法建议稿早有设计。”陈光中说。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也认为，最高院在杨方振案死刑复核时的做法，其实与一、二审从程序和内容上并不一样，只是紧紧围绕有争议的地方来展开核实，这种做法是一种进步，完全符合刑诉法的法律精神。而检察院配合最高法院的做法，也是值得肯定的。
该案的主审法官面对媒体求证时，表示不愿意就此接受采访，并一再强调：“这不是开庭，绝不是开庭!”
其后，最高法院通过辩护律师谢通祥紧急沟通了相关媒体，澄清此程序并非开庭。最高法院回应称：“对个别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进行核实，不是开庭，这体现了最高法院对死刑案件少杀慎杀、尊重和保护人权、对死刑十分慎重的态度。”
据谢通祥律师透露，这种核实关键证据的方式很快被内部叫停。
事实上，最高法院负责死刑复核的法官如此审慎情有可原。
据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了解，最高法院***有5个刑事审判庭，从刑一庭到刑五庭均有法官办理死刑复核案件，有一个400人左右的工作团队。
人数看似不少，但据谢通祥律师介绍，最高法每年办理的死刑复核案件，至少在6万件以上。
“案多人少，一直困扰着最高法院死刑复核工作的开展。”谢通祥律师说，“最高法院之所以内部叫停这种方式，担心的并不是程序上的问题，而是负荷太重。”
“有时候法官们根本忙不过来。但对死刑案件的复核工作，我们还是提倡‘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审慎态度。”最高法院一名负责死刑复核的法官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
此前，谢通祥律师对杨方振死刑复核案提出22个疑点。基于上述办案理念，最高法院召集各方到庭，听取新证人作证后，杨方振的命运终于出现拐点——在最高法院死刑复核裁定之下，他被“刀下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