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辩术原理的作者简介

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35一100，一说为40一114或118)，古罗马帝国时期的雄辩家、教育家。 出生于西班牙(当时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埃布罗河上游加拉古里斯的一个小镇。少年时代，进入由著名文法教师里谬斯·帕利门(Remius Palaemon)在罗马开办的文法学校，学习拉丁文法、文学和作文等课程。以后，曾为著名律师、雄辩术教师多米提乌斯·阿弗尔(Domitius Afer)当助手。这个时期的经历，为昆体良一生的教育活动奠定了基础。

公元58年(一说59年)，他离开罗马，回到西班牙，主要从事律师工作，同时讲授雄辩术。公元68年，他随当时的西班牙总督、不久成为罗马皇帝的伽尔巴(Galba)重返罗马。公元70年，是昆体良一生教育活动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年，罗马皇帝维斯帕西安(Vespasianus)在罗马历史上首次开办了由国库支付薪金的国立雄辩术学校，包括一所拉丁语雄辩术学校和一所希腊语雄辩术学校。昆体良受命主持拉丁语雄辩术学校，从而成为罗马教育史上第一位公职教师，直到公元90年退休，前后长达20年之久。在教授雄辩术的同时，他兼操律师业务，这使他有可能以当律师的丰富实践经验充实教学内容，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公元90年以后，他主要从事著述，一度曾担任多米提安(Domitian)皇帝两个侄外孙的家庭教师，并因此被封赠执政官的荣誉称号。 《雄辩术原理》把培养善良而精于雄辩术的人（即雄辩家）作为教育所要达到的基本目的。认为一个雄辩家既要擅长雄辩，通晓各种有价值的知识，具有较高的才能，同时也应具有崇高的思想、高尚的情操，成为一个善良的人。对于雄辩家来说，才能与德行是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的。在一定意义上，德行比才能更为重要。这是因为，雄辩术是一门高尚的学问，它的主要任务是宣扬正义和德行，指导人们趋善避恶。雄辩术应当是为真理为正义而战的战士手中的武器，而不应成为强盗手中的工具。一个雄辩家如果不去为正义辩护而为邪恶辩护，雄辩术本身就成为有害的东西，雄辩术的教育也就成为多余的了。真正的雄辩家应当是坚持真理、申张正义的人。因此，雄辩家首先应当是一个有道德的、善良的人。

所谓善良的人，就是明智和具有判断力的人。这种人能够正确地区别善恶、真伪，并根据自己的判断而趋善避恶，遵循法律和正义的要求而进行活动。善良的人还必须抛弃心中的一切杂念，专心向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掌握雄辩术和成为雄辩家所必需的有价值的知识，才能真正成为完善的雄辩家。

由于道德品质在实现教育目的中的重要作用，《雄辩术原理》主张把道德原理作为学校的主要课程。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获得正义、善良、节制、刚毅、机智等品质，成为一个有德行的人。

显然，《雄辩术原理》的作者对“雄辩家”的含义，是有其独特的理解的。它既不同于古希腊智者所培养的能言善辩之士，也不同于罗马思想家西塞罗所理想的雄辩家，它的意义更为广泛，并不以擅长辩论或演说为限。正如本书作者所说：“我所要培养的人是具有天赋才能、在全部自由学科上都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天神派遣下凡来为世界争光的人，是前无古人的人，是各方面都超群出众、完美无缺的人，是思想和言论都崇高圣洁的人。” 《雄辩术原理》充分肯定了教育的巨大作用。认为大多数人都具有基本相同的天资禀赋，都能敏捷地思考、灵敏地学习。真正天生愚鲁而不可教的人，是极为少见的。因此，人生而具有某种“可教性”，这是教育可能对个人发展施加重要影响作用的必要前提。另一方面，人生而具有的天赋才能，仅仅是个人多方面发展的一种可能性。天赋才能的发展有赖于不断的实践，更有赖于良好的教育。一个天资聪慧的儿童，如果在成年以后无所作为，那就说明，他所缺少的并不是禀赋，而是教育。雄辩家的教育也是如此。一个完美的雄辩家，并不是由其天性造成的，而主要是由良好的教育造就的。昆体良尤为强调教育在个人道德品质形成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个人的禀性虽然对其道德面貌也会产生一定作用，但这种作用并不能直接决定人的善良与否。只有通过教育，个人才会形成良好的品行和高尚的情操。因此，在个人的发展中，教育具有最为重要的作用。

在对教育作用的阐述中，《雄辩术原理》深刻揭示了教育与天赋的相互关系。认为教育对发展个人天赋才能所起的促进作用，并不是绝对的。教育的这种作用，应当以人的自然本性为基础，应当遵循教育对象的天性。首先，教育工作应根据教育对象的天赋、才能和志趣而进行。儿童的禀赋、爱好、智力各有不同，教育工作应当根据每个人的特点，运用不同的教育方法，选择适合个人志向的学习内容，使每一个人的独特才能和倾向，都得到充分的发展。只有这样，教育工作才会真正取得良好的效果，发挥其作用。其次，教育者应当深入研究儿童的年龄差异，研究不同年龄儿童的接受能力，以避免教育工作的主观任意性和盲目性。总之，教育应当与人的天性密切结合，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在这一点上，昆体良不仅继承了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思想，而且根据自己丰富的教育经验，进一步充实、发展了教育要适应人的天性的思想。 为了实现培养完美的雄辩家的教育目的， 昆体良提出了一个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完整的教育过程，主要包括四个阶段：家庭教育、初级学校、文法学校和雄辩术学校。

1．家庭教育。昆体良高度重视早期教育，极力主张从婴幼儿时期就开始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进行语言能力的培养。并认为早期教育对人一生的教育都具有深刻的影响。

早期教育的主要形式是家庭教育，主要的教育者是父母、家庭教师和保姆。由于儿童年幼无知，容易接受周围各种人的影响，因此，不仅儿童的父母和教师应当博学多识、品行端庄，而且保姆也必须是品质好，言谈合礼、受过教育、谈吐清楚的人。为此，应当谨慎地选择教师和保姆。

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是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对婴幼儿的道德教育，主要不是依靠道德规范的讲授，而是通过父母、教师和保姆的积极影响来进行的。昆体良反对当时流行的认为7岁以前儿童不宜学习知识的观点，认为儿童学习讲话的时间，就是知识教育开始的时间。围绕着雄辩家培养这一中心目的，早期知识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希腊文、拉丁文、书写、阅读等。昆体良尤为强调儿童语言能力的培养。

昆体良虽然高度重视早期教育，但他同样强调应充分考虑儿童的年龄特点和接受能力，反对揠苗助长。主张早期教育应当使儿童感到快乐，养成对知识的热爱和兴趣，从而使早期教育真正成为学校教育的良好基础。

2．初级学校。在昆体良所处的时代，罗马贵族阶层流行的习惯是聘请家庭教师教育自己的子弟，而不是把孩子送到学校学习。针对这种情况，昆体良坚决主张儿童成长到一定的年龄，必须进入公立学校。他详尽论证了学校教育的优越性。认为学校不会出现对学生的溺爱、娇惯，受过学校教育的学生能够避免孤傲、离群索居的习性，学校教育有助于激励学生的学习和思考，有助于培养和发展儿童之间的友谊，有助于养成儿童参加社会生活的习惯和能力。

初级学校的教育属于启蒙性教育，它的主要教学内容是阅读、书写，同时进行道德教育，以培养学生无私、自治等品德。

3．文法学校。学生在初级学校学习一定的时间、获得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之后，就进入到文法学校。文法学校的主要任务是为雄辩术教育作直接的准备。因此，文法学校开设的课程大多与雄辩术直接相关，如文法、音乐、几何、天文、哲学以及希腊语、拉丁语等等。其中文法是最主要的课程，它包括两个部分，即正确说话的艺术和正确书写的艺术，这二者又以广泛的阅读为基础。阅读的内容包括古希腊、罗马的文学、道德和哲学著作。昆体良尤其强调让学生阅读英雄史诗，以便用英雄的崇高精神激励学生。他同样重视音乐教学的重要性，认为音乐既可以陶冶情操、养成高尚的品质，又可以使雄辩家更好、更有效地表达思想，影响听众。

4．雄辩术学校。雄辩术学校是直接培养雄辩家的机构。因此，雄辩术理所当然地成为雄辩术学校的核心课程。但是，为着更好地掌握雄辩术，学生还应当学习与雄辩术相关的广泛知识，其中主要包括：辩证法(逻辑)、伦理学、物理学(自然哲学)。学习辩证法，是为了掌握词语的确切含义，懂得如何下定义、如何进行推理，这些对于雄辩家都是不可缺少的。学习伦理学，有助于明辨是非、分清善恶，从而使雄辩家真正能够主持公道、匡扶正义。学习物理学，是为了了解自然变化的客观规律，以洞察万事万物的本性和必然性。与雄辩家的教育目的相联系，雄辩术学校应把道德教育作为重要内容，以使学生逐步养成各种美德。 《雄辩术原理》一书中最有价值、影响最大的是关于教学理论的主张，大致可以概括为两个相互联系的部分。

1．教学组织形式。在世界古代教育史上，普遍采用的教学组织形式是个别教学。与此不同，昆体良提出了分班教学的设想。他主张把学生分成班组，在同一时间，由教师对全班组、而不是对个别学生进行教学。认为实行这种教学组织形式，不但教师一次可以教许多学生、节省时间与精力，而且学生也可以在与其他同学的***同学习和交往中，接受良好榜样的影响，从教师对别人的批评和表扬中，受到警惕和鼓励。这些优越性是个别教学所无法比拟的。

在强调集体教学的同时，昆体良注意到因材施教的问题。认为教师在面向班级进行教学的时候，同样要了解学生的能力、个性特点和倾向，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扬长补短，长善救失。

2．教学原则与方法。在教学的原则与方法上，昆体良的一个重要见解是反对体罚。在古代国家的教育中，体罚是非常普遍的方法。而昆体良则主张废除体罚，认为体罚是对儿童的凌辱，会使儿童心情压抑、沮丧和消沉，对儿童的成长产生非常消极的后果。与此相联系，他强调运用奖励的方法，认为对儿童（尤其是那些脆弱或缺乏自信心的儿童）加以赞扬、给予荣誉，能够起到激励的作用，促进儿童的发展。

昆体良提出了教学应当适度的原则。认为一个优秀的教师要在深入观察、了解学生的个性及能力的基础上，节制自己的力量，俯就学生的能力。既要避免要求学生做力不能及的事，又不可让学生放弃力所能及的课业。教师所传授的知识内容的份量应当与学生的接受能力相适应，以防止学生的负担过重。这个原则可视为近代教学量力性原则的萌芽。

为防止学生因学习负担过重而造成的疲劳，昆体良主张学习与休息相间，使学生的精力得以恢复，更愉快地进行学习。为此，在学习间隙，可让学生进行有节制的游戏活动。防止学生疲劳的另一个方法是更换课业，使不同课程的学习交替进行。

昆体良主张教学应当明白易懂。他认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绝不能故弄玄虚，绝不能装腔作势以抬高自己，而应当简洁、明了地讲授知识。只有这样，学生才易于接受，并牢记不忘。

昆体良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经常向学生提出问题，促使学生积极思考，从而提高教学的效果。另一方面，他主张在必要的时候，应当让学生自己动脑筋、想办法，解决学习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培养学生的独立性，以防止事事依赖别人的坏习惯。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培养学生思想的创造性。因此，教学的任务，不仅在于传授各种知识，而且还在于养成独立的判断力、创造性以及其他各种能力。 昆体良高度重视教师的作用，认为要做好教育、教学工作，要培养完美的雄辩家，教师是至关重要的。正因为如此，教师应当具有全面的素质。

首先，教师应当是才德俱优、即言即行的人。昆体良认为，教师的道德面貌对学生的影响很大，教师自身所具有的高尚品德能防止学生的行为流于放荡；相反，教师的行为失检，就会对学生产生有害的影响。因此，一个优秀的教师，首先必须是道德高尚，行为端庄的人。

其次，教师应当具有广博的知识，应当是公认有学识的人。只有这样的教师，才能真正履行教师的职责，培养出完美的雄辩家。

第三，教师应当热爱学生，能够以父母般的感情对待学生。昆体良认为，教师对待学生的态度，应当是和蔼的，又是严峻的。但和蔼不等于放纵，严峻并不意味着冷酷。教师应耐心工作，既不对学生发脾气，也不纵容学生。

第四，教师既应熟悉所教学科的内容，又能熟练地运用教学方法。只有深刻理解所教学科的内容，教师才可能有效地教学。也只有运用良好的教学方法，教师才能够使教学内容更好地为学生所接受。

第五，教师应当深入了解学生的心理特征、个性、才能和倾向，更有针对性地组织教学。为此，教师应当经常、深入地观察学生的言语、行为和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