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近代学堂对四川的意义

日本教习对于四川近代教育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从1900年到1911年,可考姓名的日本教习在430人左右,而四川就占了83名,占20%左右,可见日本教习在四川近代教育发展中的地位。从另一角度来看,四川近代学堂的设立几乎是与大量外国教习的大量进入同步的,而日本教习占了外国教习的90%以上,其对四川近代文化教育的影响可想而知。早在1903年四川总督岑春煊就派四川高等学堂监督胡峻到日本考察学务,将日本的学制介绍回省。1905年,四川总督锡良又派人到美日两国考察教育。可以说清初四川的近代教育制度主要是从日本借鉴过来的。从日本教习在四川教授的科目来看,涉及日语、理化、博物、数学、军事、法律、自然、农学、生物、美术、工业技术、地理、音乐、医学等学科,几乎涵盖了所有近代科学。日本教习不仅担任教学工作,还参加了一些管理工作,引进了大量新式教育的仪器设备。1902年日本教习秩父固太郎到彭县高等小学任教,就曾代学校从日本购回许多实验仪器和直观教具。而当时的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的科长几乎都是日本军人,重庆东文学堂的总理便是日本教习竹川藤太郎。可以说日本教习的进入,对于近代四川教育体制的近代化的实施所起的作用更是明显。所以当时的日本人就认为:“可以说四川之新教育由日本人所移植也不过分。”“自始至今,成都———四川之教育依然掌握在日本手中。”当时的日本还认为成都“所有的中等以上学堂全都在我同胞的指导下,吸取着文明的空气”。

其实,近代日本对四川教育文化的影响不仅是在教育文化界,以新式教育为核心现代教育对整个四川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都是明显而深刻的。许多留学日本的学生回国后不仅仅在教育界,而且进入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对上层社会的影响,涉及整个社会生活层面。如日本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在四川地区考察中不断遇到留学日本的各界人士,在泸州遇到东京岩仓铁道大学的高完,在打箭炉遇见的陆军上尉陈遐龄曾留学日本7年,而当时的日本人就认为:“日语在成都上流社会有相当大的势力,尤其是在官界,留学日本的官吏势力很大。”许多在日学习军事的留学生回国后带兵,许多成为辛亥革命的军事骨干。在20世纪初至30年代活跃在四川政治军事舞台的刘湘、刘文辉、杨森、王缵绪、唐式遵、潘文华、彭家珍、尹昌衡、王陵基、邓锡侯、田颂尧、孙震、李家钰、王铭章等都是分别在四川武备学堂、四川陆军速成学校、四川陆军小学校毕业的,而这些军事学校主要是受日本军事教育的影响开办的,许多教员和管理者都是日本人。四川蚕桑学堂的创办者张森楷便是亲自考察日本蚕校,并从日本购回许多教学仪器而创办学校的。民主革命家邹容短暂的留日生涯,对其革命思想的形成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四川文化教育界的郭沫若、李吉力人、蒙文通、周太玄、魏时珍、张亦僧、王光祈、胡少襄、宋成之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受近代新学影响而启蒙的。郭沫若在自传《我的童年》中谈到,两位日本教习访问了他的家乡沙湾后,他的父亲就开始学习日本人吃生鸡蛋了。可以想见,日本对四川近代文化教育和社会经济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

与东部许多地区相比,20世纪以前四川地区的西方教习直接进入官办学堂相对较少,在四川地区西方国家也主要通过教会学校对四川社会产生影响,而四川留日学生数量又名列各省前列。相比之下,清末日本在四川教育界的地位鹤立鸡群,日本对于四川社会的影响更在于对官办学校进而对四川社会上层的影响。现在看来,这种影响往往更直接,在对四川的控制方面也更占有绝对地位。这就决定了近代日本对于四川文化教育的影响相对其它东部地区,可能作用更关键,影响更明显。

但是怎样评价这种影响,因为以后日本对中国军事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难以言喻的伤害,很长时期内使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评价往往带有十分明显的感情色彩。如“日本教习是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日本教习的交流是失败的历史”,是日本政府“东亚保全论”的举动。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背景而来的思想解放,对日本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往往又采取了不加说明的肯定,如认为:“留日教育,特别是留日师范教育,培养了我国最早的一批具有近代教育思想的教育理论家和教育管理、教学等方面专家,为中国近代化教育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清末新学制得以推行,他们功不可没。”“日本教习在清末教育改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是清政府学习日本教育的重要途径。”“这些日本教习分布较广,不仅在成都、重庆等大城市,而且散布到偏僻之地,对开通风气、传播近代西方文化起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