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在地理环境、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方面有什么特色？
永嘉学派是南宋时期能够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成鼎足之势的重要学术思想流派，创始人是薛季宣、陈傅良，他们分别是现在的温州鹿城和瑞安人，永嘉是当时的州治所在地，故称为“永嘉学派”。稍后的思想家叶适是永嘉人，继承和发展了永嘉之学，进一步扩大了“永嘉学派”的影响，在当时的学术思想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论永嘉学派的近代命运
道光之后，学界涌动着一股反思汉学、回归宋学的潮流。其时，方东树《汉学商兑》的出版掀起了对汉学的“最激烈的反动”（胡适语），它实际上代表了道光年间一大批希望改弦易辙的士大夫的***同想法：将文明发展之注意力由汉转向宋的方向。如此完成了清代后期思想史上一个关键性的变化。（王泛森， 第5-6页）尽管永嘉学派主要活跃于南宋，因而很容易被近代归为所谓的 “宋学”，但对温州知识分子而言，复兴永嘉学主要的并不是向宋学传统的回归，而首先是振兴区域文化的一种努力。这一努力以永嘉学派思想为文化资源，并在晚清学术语境和政治背景之下进行了实践和理论创新。其最终的成果是：在汉宋两大营垒之间，独树一帜；于中西文化碰撞之际，兼容并蓄，从而存续了永嘉学派的近代命运。
一、强国敬乡：复兴永嘉学的动力
近代知识分子对永嘉学派的认知首先来自于清初的《宋元学案》。《宋元学案》所描述的永嘉学派，是曾经与朱、陆学鼎足而立的重要学派。不幸的是，这一学派的传承最终在宋元之际断裂了，300年后的《宋元学案》尽管给予永嘉学很多的肯定和赞誉，甚至对其失传流露出些许同情和遗憾，但是在编者（同时也是解释者）看来，永嘉学对当代的适用性是不值一提的，充其量仅能纠正朱学的某些流弊，这从黄宗羲、黄百家、全祖望的许多论述中均可窥见。如明前期的黄溍认为叶适之学“其传之久且不废者，直文而已，学固勿与焉。”黄宗羲对此进行了辨正：“其意欲废后儒之浮论，所言不无过高，以言乎疵则有之，若云其概无所闻，则亦堕于浮论。”（《宋元学案》卷五十四，第1794页）黄宗羲的这段话实乃对黄溍的一种反驳，其主旨是认为，叶适非但不是一般的文士，而且对纠正“后儒”的流弊是有积极意义的，但黄宗羲也认为，叶适犯了矫枉过正的毛病。因此，黄宗羲尽管没有明言，其实却默认了永嘉学派仍然是程学一脉，这一点在拿陈亮与永嘉学派进行比较时更加明显。黄百家说：“永嘉之学，薛、郑俱出自程子，是时陈同父亮又崛起于永康，无所承接。然其为学，俱以读书经济为事，嗤黜空疏，随人牙后谈性命者，以为灰埃，亦遂为世所忌，以为此近于功利，俱目之为浙学。”（《宋元学案》卷五十六，第1832页）全祖望也认为：“永嘉以经制言事功，皆推原以为得统于程氏，永康则专言事功而无所承。”（《宋元学案》卷五十二，第1830页）全祖望评价薛季宣之学：“其学主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然观艮斋以参前倚衡言持敬，则大本未尝不整然。” （《宋元学案》卷五十二， 第1690页）所谓“大本未尝不整然”，仍然是讲薛季宣之学中事功的成分与程学的内核是相应的，未致决裂，故谓之“整然”。而到了明代中叶，产生了更为“新尖”的王学，因此对清初士人而言，也许通过和会朱、王之学，就可让儒学的内圣获得形式上的圆融，至于外王一路，只不过是内圣的扩充而已。因此，从《宋元学案》编者的立场出发，清初士人对永嘉学的兴趣基本上是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意义上的。
清代中叶，温州文化日益陷入颓势：“自元明都燕，取士法陋，温复荒僻，至皇朝荒益甚。阮公元督浙学，悯温之荒，殷殷诱焉而不能破。”（《外舅孙止庵师学行略述》，《宋恕集》第325页）
从道光年间开始，以孙希旦、孙铿鸣、孙依言、宋恕、陈虬、陈黻宸等人为代表，温州知识分子开始从学术资源的枯竭来思考区域文化衰落不振的原因，这对温州地区而言可能意味着区域文化的重光。孙希旦认为：“盖吾乡儒术之兴，虽肇于东山、浮沚，而能卓然自成为永嘉之学，以鼎立于新安、东阳间，虽百世后不能强为轩轾者，必推之乾、熙诸儒。至叶文修、陈潜室师事朱子以传新安之学，元儒史伯睿实其绪余，以迄于明之黄文简淮、张吉士文选，而项参政乔、王副使叔果，当姚江方火之时，不能无杂于陆学，而永嘉先生之风微矣！” （《礼记集解》第7页）所谓“永嘉先生之风微矣”，并不是说永嘉地区从此无学，而是说失去了有地域特色的学术资源，至乾嘉时代，永嘉地区的文化传统已经被主流学统所嫁接，其学只是主流学统的支脉。当然，南宋永嘉学派从一开始也是程学南传的一支，但是发展到陈傅良、叶适时代时，永嘉学派已经与温州当地文化小传统相结合。（参见何俊）从提高区域文化地位的目的出发，复兴永嘉地区特有的永嘉学派是本地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清末黄群将他编刊的一部永嘉地方文献丛书命名为“敬乡楼丛书”，正式表明，整理地方文献、复兴区域文化传统，是“敬乡”的具体行动。
孙希旦之后，站出来复兴永嘉学的是孙依言、孙铿鸣兄弟。孙氏兄弟推行永嘉学之所以有一些成果，其缘由就如宋恕所言“以科第仕宦之重动父兄子弟之听”：由于孙氏兄弟拥有雄厚的社会资本，由他们挑起复兴永嘉学的重担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在当时，永嘉学派的复兴面临着严峻的局面。宋恕指出：“至国朝嘉、道间，而我外舅止庵先生与外伯舅琴西先生起瑞安孙氏学，经史百家师陈、叶，为文胸秀朴茂，语不后宋。识者谓逼陈、叶，然世方惑邪阮李，崇浮徐李，束《左》《马》，外《孟》《庄》，或圣方、姚，哲管、梅，谓陈、叶不入茅《选》，桐城不道永嘉，势应利求，党同伐异，交抑二先生，使名勿赫。” （《外舅夫子瑞安孙止庵先生八十寿诗序》，《宋恕集》第215页）这段话描述了清中叶知识界为帖括之学、骈体四六、桐城古文、梅曾亮以及茅坤的唐宋八大家知识谱系所垄断，因而对永嘉学派采取了漠视和无知的态度，这也反映了复兴永嘉学派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但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这座精心构建的八宝楼台轰然倒塌；当对旧传统的信仰渐渐消退时，一些历史上曾经消失的传统便浮出水面，永嘉学由此获得了再生的机会。在孙氏兄弟之后，继起的孙诒让、陈黻宸、陈虬、宋恕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存续了永嘉学的近代命运。
二、汉宋之间，独树一帜
众所周知，永嘉学派在南宋学术界的地位被形容为“左袒非朱，右袒非陆”，其近代命运也与此十分相近。当道光之后汉、宋两个营垒展开激烈辩论之时，亦暴露了双方的弱点。杨念群指出，江浙学人非常注意清算为宋明理学所道德化了的穷理通传学脉，在此之外梳理出了一条能用较客观标尺独立地把握的“格物”路径和学统。他们认为，稽古之道并非是一类能直接付诸事功致用的行为模式，按政治与道德功用的标尺来检视，“通经”未必与“致用”直接沟通。（参见杨念群，第149-150页）而宋学，则有强烈的经世倾向，以内圣开出外王，但是往往陷入主观臆说，流于空疏，有致用之志，却无致用之术。
不过笔者认为，杨先生在使用“江浙学人”一词时，并未区别浙东与浙西学术取向的差异；实际上自南宋以来一直存在着一个独立于浙西——在文化地理上浙西与苏南是一体的——的浙东传统，只不过这一传统在清代的大多数时候活跃于宁绍，其代表人物自然是全祖望、章学诚，而在温州的一支则长期沉寂而已。但是到了晚清，孙氏兄弟、父子的崛起打破了这一沉寂。
孙诒让在谈到刊印《永嘉丛书》的必要性时认识到，当时学界汉宋之学这种对立的分裂局面，最终将会损害国学的传承，永嘉学传统资源却可以“综汉宋之长而通其区畛”。永嘉学在近代的新使命即在于此，永嘉学复兴的契机更在于此！
那么，近代永嘉学是如何调和汉宋的呢？笔者认为，最主要的乃是通过“以史学补汉学之短”这一重要途径展开的。
罗志田在分析陈寅恪与乾嘉学的关系时，曾指出史学并非乾嘉学术所长。（参见罗志田）而史学本来是浙东学术的长项，但是到了明代，受八股科举和王阳明心学的夹击，出现了衰落的势头：“浙学故重史，而永嘉为最。自十八房出而二十一史废，而姚江王氏之学又颇轻史，史学危矣。”入清后，虽然有万斯同、邵晋涵、章学诚、全祖望诸大师维持史学，但继兴的乾嘉之学，又压制了史学的发展：“而江、惠后学之弊又早如钱嘉定所讥，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其弊之极则且不治古经，不涉三史，专讲六书，孜孜于一字一音，而问以三代制度，犹茫然如江甘泉所讥矣。”另一方面，公羊学也轻视史学：“至庄、刘一派异军特起，渐入湘、蜀、岭表，其后学虽大率能陈非常之义，而末流废史虚矫之弊或几等于洛闽，而所谓史学家者则大率抄胥耳。” “于是海内史学几绝，而浙亦尤危于前代。” （《外舅孙止庵师学行略述》，《宋恕集》第326页）
晚清有志于复兴永嘉学派的温籍知识分子，从经世致用的角度给予史学高度的重视。具体而言，孙氏兄弟做了以下工作：在学术史的梳理方面，孙依言编录的《瓯海轶闻》58卷，其中甲集《永嘉学术》21卷中，有17卷是与宋代永嘉学派有关的。本书对载籍所见关于永嘉文化的记载全部做了摘录，疑缺矛盾之处，则略施按语，断以己意，其搜讨之勤、考订之精、持论之平，至今在地方史研究领域也是极为罕见的。孙铿鸣则撰写了《陈文节公年谱》、《周行己年谱考略》，尤其是后者，对史料奇缺的周行己的生平作了初步的梳理，筚路蓝缕，实为可贵。
同时，孙依言在孙诒让的协助下点校整理了《永嘉丛书》，本丛书收录了温州历代文献13种。刘安上、刘安节、许景衡、薛季宣、林季仲、陈傅良、叶适等人的别集，从时间上，自北宋末期程学南传开始，一直贯穿到南宋中期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全盛期。入选书目本身就是一部永嘉学派发展的学术史，这一工作对永嘉学的复兴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不言而喻。
孙诒让则编撰了《温州经籍志》36卷，著录温属六县作者1300多家，搜罗宏富，体例谨严，考证精详，历时八年纂成，1921年刊行后，即蜚声士林。在历史地理学方面则有《温州建置沿革表》、《瑞安建置沿革表》、《唐静海军考》，并校辑了《永嘉郡记》，而他对甲骨文的开创性研究，则突破了旧金石学的窠臼，堪称近代中国考古学的先声。（参见雪克《孙诒让学术要著述略》，《孙诒让纪念论文集》）
如果说孙氏父子的主要贡献集中在地方史领域的话，后起的陈黻宸、宋恕则对通史有相当的研究。陈黻宸1913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主讲中国通史，其讲稿撰成《中国通史》一书，论次自春秋以来至于清代，提纲挈领，间发议论。此书的长处不在于考证，而在于史论以及史学理论。陈黻宸高度重视具体学科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提出“史学者，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亦不能立”，认为史学除了包涵政治、法律、舆地、兵政、术数、农工商学外，还包涵了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物理学、社会学，而尤其以政治学、社会学为肯綮，此二者中，又以社会学（或社会史）最重要而为中国学术界所忽视。（均见《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读史总论》，《陈黻宸集》第675-676页）
陈黻宸结合清末学界的风气，针对性地呼吁重视社会史研究。他认为社会史研究是研究政治的基础，并对清末宋学派纵横捭阖的政论表示了鄙弃：“今日有志之士，惨目世局，气愤懑不能平，往往抽思于高远之域，广阔之观，驰骋议论，欲以处置天下事。然或富于治才而未周于治理，遂至抵牾竞出，适成凿枘，舌敝耳聋，但以供无识者之一噱。”这是因为他们不重视社会史研究，缺乏扎实的国情调查，很多议论根本是隔靴搔痒、无的放矢。因此陈氏大声疾呼：“社会学之不明，则我中国学者之深诟大耻也。”（均见《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社会之原理》，《陈黻宸集》第680页）这一呼吁，既是对埋头故纸堆的乾嘉朴学的批判，也是对好发空论的宋学的批判。
宋恕的史学著作并不是很多，有《浙学史》、《永嘉先辈学案》、《朝鲜大事记》等。他在史学理论方面的主张，是重视世界史研究。宋恕认为清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海国图志》、《瀛寰志略》、《四裔年表》等书，“题名皆陋，将以尊内，适使外人笑我学者为井蛙，是反辱国矣”。他自己有过打算，想以心性、经济、文学、武功、辟邪、死义、开化、觅地、制器九门类，作《欧洲名人传》，但是最终没有如愿。原因是他认为自己不懂西洋文字，不能阅读第一手史料，因此“仅据亚洲所译汉字西史论次其人，将来流传欧洲，必贻疏陋之讥”。 （《六字课斋津读·史家类第六》，《宋恕集》第64页）在转译日文成风的近代学术界，宋恕这样严谨的治学态度确实是值得赞扬的。
总之，以经世致用的目的研究史学，是近代温州知识分子复兴永嘉学的一个重要特色，这一特色使永嘉学派在近代思想史的版图上占据了不容忽视的地位。
三、作新国学，躬行西学
在清末学术裂变中，如何处理国学和西学的关系是晚清知识界长期争论不休的焦点，温籍知识分子对此作出了独特的回答。
1．作新国学
温籍知识分子大多数接受的是传统国学教育，对传统文化的感情很深，因此当欧风美雨来袭、烧经之说甚嚣尘上时，他们都感到了忧虑和痛心。孙诒让忧心忡忡地描述了当时民间和知识界发生的危险情况：“窃谓景教流行，燎原莫遏，以耶稣基督之诬诞，《新约》、《旧约》之鄙浅，而乡曲儇子，崇信哗然，非有悦服之诚，是藉富强之助。输泉帛而润以脂膏，集兵力以广其保护，而牛马维娄之计，为蛇豕荐食之图。而中华儒者，犹复绅佩而谈诗书，雍容而讲礼让，非徒淹中缉简，无裨鲁削，窃恐议瓜骊山，重睹于秦坑。” （《答温处道宗湘文》，《温州文史资料第五辑——孙诒让遗文辑存》第84页）温州开埠以后，基督教挟西欧对华政治军事胜利之威，在温州传播非常迅速，其势骇人。而当此累卵危局，旧国学学者却闭眼谈心性，或埋头故纸堆，实无补国家于万一。清理旧学的矛头所指，就是僵化的程朱理学。在西学冲击下，早在同治年间，孙铿鸣主讲上海龙门书院时，就对原有的官方理学从内涵到外延都提出了怀疑，同时指出在批判、改造理学时，又要吸收西方的科学知识，这才是“真理学”。
晚些时候的宋恕则更为激进，他首先否定理学有独立存在的必要。他说：“世称洛闽之学为理学，此名大不正也。百氏之学皆有条理，何独儒家？儒家之学皆有条理，何独闽洛？古今无无理之学，别立理学之名，于理学之解且茫然矣。” （《六字课斋津读·九流百氏类第一》，《宋恕集》第89页）他进而根本否定了二程道统：“及至伊川，以纯法之学，阳托儒家，因轲死之谬谈，建直接之标榜，舞儒合法，力攻高隐，党盛势强，邪说持世，世主初疑其怪，既而察其说之便己，遂私喜而独尊之。民贼忍人，盘踞道统，丑诋孤识，威抑公理，而山林教种无地自容，一线微言，此次遂绝。” （《致夏穗卿书》，《宋恕集》第521页）
同时，温籍知识分子否认传统文化对西方文明的挑战无能为力。陈黻宸认为：“夫以中国四千年圣人之治，不为之鲜扁弥缝，修吾声名文物，而徒震惊乎异域杂霸功利之见，儒术之衰，非吾辈责欤？” （《陈蛰庐孝廉〈报国录〉序》，《陈黻宸集》第511页）在传统文化资源中，完全有“融会中西，贯穿古今，通经致用”的优良传统，只不过长期以来为官方的理学、乾嘉朴学、宋学所遮蔽而已。为了存续国学一脉，赋予传统文化以近代新生，他们提出了清理旧存、吸收新血的主张。其中，永嘉学派的事功精神引起了他们的高度关注。
在清理旧学时，除了批判空洞无物的理学糟粕（从广义的角度看，康梁之学其实也属于理学）外，温籍知识分子还它致力于发掘传统文化中开物成务、富国强兵的有益成分。宋恕认为：“宋室南渡，瓯学始盛。陈叶诸子，心期王佐，纯于永康，实于新安。新安师徒，外强中鄙，阳述孔孟，阴祖商、李，媚上专权，抑制殊己。闽党横行，百家畔降，而瓯学亦几绝矣。” （《书陈蛰庐〈治平通议〉》，《宋恕集》第238页）永嘉学比朱子学“实”，即重视制度、重视外王的开拓；比永康“纯”，即全祖望所说的将功利之说“一洗之”。宋恕之永嘉学派的“纯”与“实”，界定了永嘉学派的主题——“事功”。
陈黻宸也对“事功”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认识到，如果单纯地强调永嘉学派功利的一面，则与西方“域杂霸功利之见”富强之说无异。他在宋恕的基础上更加精细地分疏了功利和事功的区别：“无事功之心性，无用之学也。无心性之事功，无体之事也。且舍心性而言事功，溺富贵利功名之士，窃其术以贼天下。”与永嘉学派非常亲近的吕祖谦曾说薛季宣“向来喜事功之意颇锐”，陈黻宸认为吕祖谦对永嘉学派的事功有误解：“夫事功者，为天下，非一己也，出于不得已之心，而非好事之心也。天下太平，国家乂安，民宁其居，乐其业，亦何事功之云……”而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的事功，是出于对天下国家的承当和责任，根本不是好事喜功；他们的事功完全是在儒家的理想和信念指导之下的：“叶正则与及门言天下事，每激切哀痛，其声动人，闻者至泣下不自禁，呜呼，是亦发于心性之自然而不能自已者也。盖心性之学，非空言静坐之谈也，以求夫仁义礼智之扩充而施于天下，一夫不获，时予之辜，愁然终日，不敢有佚乐之心，若舍我必无人任焉者。即有任者，我则不敢让。”（《南武书院讲学录·第三期》，《陈黻宸集》第642-644页）
由此，陈黻宸大声疾呼，儒家的真精神虽然在传承中发生了偏差，但是以此认为“吾中国伦常太重，此所以弱也”而发出“烧经哉！烧经哉！祸我中国者，经也”的言论是非常谬误的。他呼吁对六经给予正确的认识；他将六经与西方哲学相比，认为如果六经可烧，则欧洲就可烧孟德斯鸠、卢梭之书，因为与这些思想家一样，六经承载了中国人的精神和理想：“夫读孔孟之书，而仍归于无用者，吾未见其读孟德斯鸠、伯伦知理、卢梭之书，而遽可以用也。抑果知孟德斯鸠、伯伦知理、卢梭之书之有用，而即可知孔孟之书之有用矣。” （《经术大同论》，《陈黻宸集》第552页）
2．躬行西学
在呼吁作新国学的同时，温籍知识分子对西学的吸收也是彻底的。他们不但从书本上吸收西学，还身体力行，率先在教育、实业等领域引入西方文明。如陈虬的利济医院开创了中国初等医科教育的先河，陈黻宸则被认为精通新式教育，而多省争聘，先是出任浙学堂监督，震动了浙江学界，继而又被两广总督岑春暄奏调两广方言学堂（实即外语学校）监督，充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教务长。陈黻宸聘用了日本教师6人，法国教师2人，教授德日英法四国语言，成果斐然：“清季两粤学堂如林，而造就人才一方言为独多，益见先生教道之宏”（《陈黻宸年谱》，《陈黻宸集》第1207页）；返乡后，接手陈虬的利济医院，创办温州中学医学堂。
至于朴学大师孙诒让，他对浙南初等师范事业的贡献，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参见童富勇《再论孙诒让教育思想》、朱鹏《孙诒让与浙南师范教育》，载《孙诒让纪念论文集》）他还在温州积极发展农工商业，以实业救国，曾多次被提名、担任一些近代企业的管理者，如1904年组织富强矿务公司，开采永嘉铅矿，同年创设东瓯通利公司、大新轮船股份公司，租用轮船开辟温州至上海沿海航线，嗣后又发起创办了人力车公司，发展温州市内交通，1905年被提名为江浙渔业公司副总经理。由于他积极领导实业发展，在瑞安工商界拥有极高的声誉，1905年8月被推举瑞安商会总理，领导温属六县发起抵制美货运动。（参见周立人《孙诒让与浙南地方实业》，《孙诒让纪念论文集》）
在近代知识分子中，不乏呼吁振兴实业、以商战立国者，但是真正能像孙诒让那样亲自参加实业开发、深深介入经济活动的，已经是寥寥可数，而在如此驰骋商场的同时，在学术上又能达到“三百年绝等无双”（章太炎语）水平的，更是唯此一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孙诒让的出现本身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史上的奇迹，而造就这一奇迹的文化资源之一，正是永嘉学派经世致用思想。
从晚清温籍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的辩证态度，可以看出很多永嘉学派的内在精神。永嘉学派对程朱理学的反思和怀疑，对事功的推崇和实践，更重要的是永嘉学派对“合内外之道”的不懈追求和可贵探索（参见陈安金、王宇），使得温籍知识分子在文化路线上采取了既有别于国粹派、又有别于西化派的态度，他们对西学的躬亲实践更是超越了当时知识界的大多数流派。从这个意义上说， 永嘉学派在近代实现了生命的延续。
四、 结论
研究思想的传承、流变以及在传承中发生的变异，一直是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对近代思想史研究而言，这一课题又尤其重要，因为近代知识分子复活了多个在历史上一度断绝的传统。这种复活到底是何种意义上的，是否为了适应新语境而根本改变了原传统的核心特征？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我们对近代思想史上思想家的评价和认识。
具体到永嘉学派的近代命运，近代温籍知识分子从永嘉学派的文献中汲取了思想精华，在近代情境中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正如陈黻宸说：“通商以来，风气稍移，浮浅之徒，侈谈西学，剽窃失据，转或刍狗诗、书，求其融会中西，贯穿古今，通经致用，蔚为一代儒宗者盖鲜。夫以中国四千年圣人之治，不为之鲜扁弥缝，修吾声名文物，而徒震惊乎异域杂霸功利之见，儒术之衰，非吾辈责欤？” （《陈蛰庐孝廉〈报国录〉序》，《陈黻宸集》第511页）可以说，“贯穿古今，通经致用”是南宋永嘉学派的思想灵魂，叶适认为这是向儒家“道之本统”的回归（参见何俊《叶适与道统》，《叶适与永嘉学派论集》）； “融会中西”则是永嘉学近代存续的具体形式，而这三者又统一于温籍知识分子对“儒术”的近代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近代儒家知识分子对儒家“道之本统”的新见解、新境界。因此可以说，永嘉学派近代命运这一个案，展示了儒学在各种情境下存续的某种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