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商人为何不能当官?

因为在古代都是重农抑商的。

商业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个行业，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引用《周书》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就是说，一个社会必须有农、工、商、虞（即采集业）四个基本行业，它们都是人民生活的根本。但是在传统社会中，商业却被称为“末业”，农业则被称为“本业”。

“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的大臣管仲就说，“欲杀（抑制）商贾之民以益四郊之民（即农民）”。后来秦国的商鞅进一步发展了重农抑商的政策，将其变为系统的、全面的国策。

他采取的手段有：禁止农民弃农经商；加重对商人家庭的赋税；增加交易税与酒、肉买卖的税率，减少商人赢利的空间；实行专卖制度，把最赚钱的买卖拿到国家手里；管制粮食贸易，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不准商人贩运粮食，也不准农民买卖粮食等。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重农抑商称为“上农除末”，推广到全国。

扩展资料：

重农抑商的取消：

明代后期张居正进行改革，提出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厚商”政策，他明确反对国家干预商业，反对官、商（特许商人）分利的垄断性商品专卖制度，提出以“厚商”代替“抑商”。他所要厚待的商人不是盘剥农民的奸商，而是当时新兴的城市工商业者。

到了清朝，抑商在国家最高决策层已经不再占重要位置。乾隆皇帝认为，“大概市井之事，当听民间自为流通。一经官办，本求有益于民，而奉行未协，转多扞格”。意思是，商品流通这些事，让百姓去做，国家不要管，国家一来管就会对百姓不利。

可见，到了明清时期，国家已经不再完全重农抑商了。

总之，在明清时期，中国商业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在此背景下，著名思想家黄宗羲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观点，也就是说，此时商业已从“末业”变成“主业”之一了。

人民网-从“重农抑商”到“工商皆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