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疏议》的产生 标志着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什么化

《唐律疏议》标志着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已经成熟。

《唐律疏议》 原名律疏；又名《唐律》、《永徽律疏》，是东亚最早的成文法之一。唐朝刑律及其疏注的合编，亦为中国现存最古、最完整的封建刑事法典，***三十卷。

《唐律疏议》又称《永徽律疏》，是唐高宗永徽年间完成的一部极为重要的法典。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长孙无忌、李绩等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如将原《贞观律》名例篇中的“言理切害”，更为“情理切害”，并作郑重说明：“旧律云言理切害，今改为情理切害者，盖欲原其本情，广思慎罚故也。”最终，奏上新撰律12卷，是为《永徽律》。鉴于当时中央、地方在审判中对法律条文理解不一，每年科举考试中明法科考试也无统一的权威标准的情况，唐高宗在永徽三年下令召集律学通才和一些重要臣僚对《永徽律》进行逐条逐句的解释，“条义疏奏以闻”，继承汉晋以来，特别是晋代张斐、杜预注释律文的已有成果，历时1年，撰《律疏》30卷奏上，与《永徽律》合编在一起，于永徽四年十月（公元653年）经高宗批准，将疏议分附于律文之后颁行。计分12篇，***30卷，称为《永徽律疏》。至元代后，人们以疏文皆以“议律”字始，故又称为《唐律疏议》。由于疏议对全篇律文所作权威性的统一法律解释，给实际司法审判带来便利，以至《旧唐书·刑法志》说当时的“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疏议的作用至重，学者杨鸿烈在《中国法律发达史》一书中认为，“这部永徽律全得疏议才流传至今”。

两汉初期，经过高、惠、吕、文、景各代以黄老之学为指导的统治，从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140年，在近七十年当中，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有了相对的缓和。到武帝初年，出现了“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1）的情况。同时，由于采取了削藩的政策，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以后，已基本上改变了各诸侯国据地称雄、各自为政的状态，使封建中央得以站稳脚根，整个中国，逐渐形成了大一统的局面。但是，这种大一统是有限度的。正是在这时，也出现了“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2）的形象。而国家“财赂衰耗而不赡”，“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毂百数”，“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3）。就是说，原来存在的那些老矛盾，又逐渐暴露出来了。特别是农民和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由于封建剥削压迫的加强和农民起义的不断爆发而日益尖锐起来了。无论从政治或经济方面来说，这种趋势都严重妨害着封建大一统的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在思想领域，汉初虽然推崇黄老，但先秦时各家各派的学说，仍在各处流传。儒道两家固然由于和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纠缠在一起，表现为尖锐的对立和互黜，即其他如名、墨、法、阴阳、纵横各家，也都有各自的代表人物在活动。这样，便出现了董仲舒所说的“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以致“上无以持一统，治制数变，下不知所守”（4）的现象。这对于正着力于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封建大一统的统治者们，尤其是不能不认真加以解决的问题。

面对这种状况，封建统治者们不能不感到继续汉初所奉行的无为之治，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因此除在政治、经济方面采取各种新的措施之外，还要力图造成一种同封建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的统一政权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来统一思想，既以麻痹和束缚广大劳动人民的反抗意志，又以驾驭和统制统治集团内部的离心力量。这样，在董仲舒提出“天人三策”之后，汉武帝采纳并实行了他的所谓“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5）的建议。随着儒学成为官学，儒经的受到表彰和儒家经义成为宗教、哲学、政治、法律、道德、风俗习惯以至人们日常生活的准则，在法律上，也便开始形成了以这种儒学为指导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