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顺父母非要立法吗？

他希望四川省能为孝立法，让子女尽社会主义亲情孝敬、奉养义务，要求国家、社会继续弘扬爱老敬老的传统美德，维护父母不受子女不敬、暴力行为的侵犯。根据这部《孝法》建议稿，对于谩骂、冻饿、凌辱、殴打、遗弃父母的，将终身不得录用和晋升。已改正并表现优秀的，需父母推荐，方可予以考虑录用、晋升，但不得优先录用、晋升。 ［争论］ ■中国青年报 “孝法”绕不过三陷阱 在日渐进入老龄化社会而经济却尚欠发达的我国现阶段，讨论这个问题——或干脆说，延续或重振孝道——是极其急迫而现实的。然而，这是否就意味着需要立法呢？笔者认为不妥。该设想即便有一定的道理，只怕也绕不过下面三个可能的误区——甚至是陷阱。 首先，设立《孝法》可能导致法律的低质化。不难看出，当今“孝”的内容更多只是属于礼仪方面的内容。即便一些好的风俗习惯正在逝去，而正如孟德斯鸠所言：要改变风俗和习惯，不应当用法律去改变。而且，假如真的设立了“孝法”，由于孝与不孝的界限往往是模糊的，有言道“百行孝为先，论心不论事，论事自古无孝子”，“孝法”肯定会经常面临难以判断、无法表态的窘境。如此，或将使法律失却其精准性，最终走向低质化。 其次会导致公民权利受损，甚至导致社会文明的退步。旧礼教之中将孝道与法律融为一体，因其操作性上的天然难度，实际上经常会混淆私权和公权的界限，不符合现代法治文明的精神。 再次，设立“孝法”，有可能掩盖住真实的社会问题。总体上分析当前的“孝道”衰落问题，除了礼教影响日渐式微以外，毋庸讳言，也与经济发展的模式、水平和分配制度等有一定关系———为“孝”立法，有可能掩盖这些回避不了的矛盾。 ■燕赵都市报不失为有益的探索 我国目前的法律中对“不孝”有一些规定，但往往只有性质特别恶劣的才构成犯罪，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实际上很难得到现有法律的有效保障，需要专门的法律进行强制保护。公务员的言行对公众具有很强的影响作用，公务员录用、晋升以“孝”为先，对保证公务员以及带动社会恪守孝道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有鉴于当前子女不孝行为的增多，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善，老年人的合法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在国家尚无统一的法律强制解决的情况下，建议为孝进行地方立法，并将重点放在公务员这样特殊的职业，对弘扬爱老敬老的传统美德，不但必要，而且可行，不失为一种非常有益的探索。 ■北京青年报 法律万能的误区 主张为孝道立法者过高地估计了法律的作用，他们认为法律完全应该在孝道问题上管得更多、更严，或者退而求其次，哪怕只是把这些散见于多项法律的规定集中起来，他们也希望能“组成”一部新的法律，以显示国家和社会对孝道的高度重视。 一遇到问题就条件反射似的想到要立法，要通过法律手段加以防范和惩罚，这是典型的法律万能主义的逻辑。法治是一种进步的制度文明，但同时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本该由道德规范解决的问题，不宜动不动就用法律手段取而代之，那样做往往会事与愿违，适得其反。 ■解放日报 拿陈腐当新鲜 在笔者看来，这个为孝立法的“立法草案”，看似忧国忧民，实则会误导民众，看似新鲜，实则陈腐。因为以孝作为选拔官员的标准在我国古代就已经实行，如汉代的“举孝廉”制度。但孝廉制并不能改变汉朝腐败盛行的状况。如今，又有人提议以孝为先来录用公务员，显然是不了解历史，拿“新瓶”装“旧药”。 一个小家中的大孝子，未必会是一个大家中的好公仆，为敛聚在小家中“尽孝”的本钱而不惜损公肥私的，古今均大有人在。比如，狂贪国库白银九亿两的清朝大贪官和 在当时就是一个有名的“大孝子”。当今，大贪官胡长清在家里也是一个大孝子；还有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口碑”也极好，是一个出名的“大孝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