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胜凯的作案背景
何胜先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上世纪90年代末，邻居唐坤地占了何家30平方米土地扩建房屋，起初答应补偿，但补偿款一直拖至2005年。
这一年，唐坤地被任命为坪丰村干劲村民小组会计。此时，何家再去催钱，唐不再承认有其事。村民小组将何母一人叫去调解，不识字的何母在一份“无偿占有”的调解书上签了字。
此时的何胜凯正血气方刚，为给家里人讨回公道，他多次与唐坤地发生纠葛。在一次打斗中，何胜凯用刀将唐坤地大腿刺伤，唐住院一星期后出院。那一次，何胜凯匆忙逃到浙江，住在宾馆里，两周后才回来。
2005年12月，何胜凯因故意伤害罪，被遵义市红花岗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何胜凯咨询过律师，律师认为他的情况一般是判6个月，何一直觉得是派出所做了“黑材料”才判那么重。
何胜凯对一审判决不服，在狱中提出上诉，但被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维持原判。
入狱对何胜凯的心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狱中的生活更让他难以忘怀。在日记中，他写道，“从此世界在我眼中失去了颜色。”
本刊记者看到一封尚未邮寄的信件，写于狱中，何胜凯在给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这样写道：
“唐坤地强行占领我家几十平方米土地建房。并窜（串）通坪丰村村支书李成权骗我文盲母亲。以赔偿为由骗她签了一份公然违背法律公正的、严重侵害第三者权益的违法无偿占有条款。
2005年9月26日长征派出所李昭翔将我吊起，拷打四个多小时，水米不进，由李昭翔编写好材料提着我的手乱盖手印。”
村支书李成权是这起纠纷的调解人，他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称，“时间太长记不清了，我和何胜凯基本上没有接触，我的调解没有偏袒。”
至于信中控诉的长征派出所李昭翔殴打何胜凯一事，遵义市公安局副局长杨世杰代表遵义警方予以否认，并称如有此事将进行核查。 然而，当年这次故意伤害案的开庭，何家人一直没有收到红花岗区法院的开庭通知书和判决书，也没有看到伤者的法医鉴定书。
何的家人称：在那次庭审上，何胜凯猛然发现他自己所说的供词与判决书上的供词不符，这一度被他戏称为“鸳鸯判决书”。 何胜凯不服，在狱中上诉，他以一个月寄出一封控诉信的频率上访，而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08年3月25日，何胜凯刑满释放。出狱后的何胜凯并没有再跟唐坤地发生纠纷，之前法院判决赔偿唐某的一万多元也未执行。
他开始上访，何胜先对《瞭望东方周刊》称，弟弟已经成了遵义中院的常客，但始终没有人理会他。家人并不支持何胜凯的上访，“忍一忍就好啦，过去的事就算了，面对现在的生活。”
何胜凯依然上访。“公安局去过，法中院也去过。”三姐何胜芬对本刊记者表示，2008年何胜凯有一次回家说，他曾在一次上访过程向接访者大谈“反腐政策”，法院的人“瞄”了他几眼，何胜凯一直无法释怀。
监控录像显示，2009年10月7日，何胜凯左手夹着一根烟，大摇大摆地来到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当地媒体的报道称，据负伤的保安回忆，那一天来人向他询问“院长办公室在哪里”。次日，何胜凯到了二姐何胜先家，再次表明：“我还是要上访，我申诉的问题，法院马上就会给我答复了。”
10月18日中午，何胜凯打开影碟机，悠然地听着萨克斯曲。突然，一群便衣警察闯进家里，将他带走。
次日早晨，三姐何胜芬看电视时，发现弟弟被围在一群人中间，手被反铐着，脚镣也带上了，眼部被打上了马赛克。 “弟弟的变化可能跟小时候的经历有关。”在何胜芬眼里，弟弟的善良与“杀人狂魔”丝毫沾不上边。在惊讶之余，她更多的是难以名状的悲伤。
何胜凯一篇名叫“人生挽歌”的文字里写道：“我是一粒来的（得）偶然的种子，我这人生何以如此凄凉，生于贫贱，长于磨难，苍天这么多的冰刀雪剑。”
据何的家人介绍，何父常年喝酒，赌钱，回到家中还经常打人。1989年，何母提出离婚，大姐和三姐跟母亲，二姐和何胜凯跟父亲，那时，何胜凯才9岁。
此后，十几岁的何胜先，带着弟弟，靠寒、暑假卖菜赚取学费和生活费。因为害怕被取笑，姐弟俩还在夜间捡垃圾卖钱。何胜凯初中毕业后辍学，却向别人借高中的课本自学。
2000年，父亲因酗酒染疾而亡，何胜凯和二姐开始与母亲生活。在村子里，何家一直受到歧视，“好友并不多”。
何胜先称，何胜凯从来不向别人诉苦，事发前两个月，他都喜欢坐在太阳下伴着手机音乐独自发呆，“有时候一出门就是大半天，回来了什么也不说。”
何胜凯仅有的朋友李靖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何喜欢下象棋、打篮球，去健身房练拳，最有兴致的话题是历史。本刊记者在他凌乱的卧室中，发现他的书籍以历史书和名人传记居多。
在坪丰村村民罗从辉眼中，何胜凯虽然沉默寡言，但还是懂得日常的人情世故，遇见人也会主动打声招呼，递根香烟，“我们在街上见面，他会叫我一声大哥。”
事发前，几乎不看电视的何胜凯在国庆这天收看了阅兵式。 10月23日，《瞭望东方周刊》在采访中，何的家人偶然在一个铁皮盒子中翻出一本日记。
2006年9月27日，狱中的何胜凯在日记中写道：“回想这20多年来，所走的路，所接触的人，所发生的事，内心是找不到一个适当的词来形容，精神几近崩溃边缘，在痛苦中浸入麻木。”
“无论时间如何飞逝，关于被抓那天的情景，就像一张照片一样定格在我的记忆中。那天，是我人生中最顿挫痛苦的一天。一千个一万个后悔都不能挽回我的命运，最终来到看守所。从此世界在我眼中失去了颜色。整个人就像海浪中冲刷的沙堡，一点点慢慢地垮下去，再也不能复原。”
何在狱中的日记里充斥着“报国”的豪情与慷慨，“一个心有天下的人，苍天不会负他！”岳飞的《满江红》亦被他抄录在日记本上。但同时他也自嘲道：“你可能会嘲笑我是一个堂吉诃德，资源的不对称，地位的不对等，正义不仅是迟到，而是永远的缺席。”
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何在狱中日记里大胆而狷狂的词句：“许文强，文武双全是我的榜样，但（我的）目标只是千万身家”；“我是拿破仑转世”、“放眼现实，抛弃妄想，纵横四海是我理想。疆场立刀，商海驰骋”。
他的字迹潦草，日记中经常文法不通，语句不顺，思维及行文也很跳跃，但依然能从零碎的文字拼接中，窥探到何胜凯的心境变迁。
在日记中，痛苦、孤独、凄凉是出现次数最多的词语。他还将监狱形容成弱肉强食的丛林。
“法律这场戏中，需要律师、法官、警察演戏。”何胜凯在日记中写道，“在这场戏中，谁是最大受害者，我的家人。肇事者却身居官位，逍遥自在，八面威风，堪称领率。像他们这样渎职，滥用公权，尽做违背法律与次（秩）序，道德与良知，法律制裁了他吗？反而逍遥快活到了极至（致）。”
对自己犯罪的认识：
“何以未成为国家栋梁，却来到这里学习反省，成为了人民的罪人呢？”“国家对我们的教育一点点效果都没有吗？”
对自己的评价：
“不，我们也曾‘我本善良’，人之初，性本善。”
“心有天下的人”
“生于贫贱，长于磨难”。
对祖国的期望：
“民族有望强于林，国家有望招环球”
“六十年之大治，国民之深望。”
“一为天下苍生，二为***和国永存。”
“树大难免有枯树枝，要进行打扫卫生的清洗工作”。
“不旗帜鲜明地反腐……国家和民族将受到不测的命运。”
对法院的不满：
“威严的人民法院竟然给我鸳鸯判决书，给我进行了篡改。”
“法官是社会正义和良知的最后一条底线，竟然如此腐烂、卑劣，不铲除大乱之期不远。”
对自己的要求：
“为天下苍生请难，引刀为一快，不负少年头。”
“生不为惜，只可未为国之捐躯，荡平污垢。死未所憾，英雄虽死贼仍狂。憾。一腔热血未君识。憾！”
对正义的渴求：
“资源的不对称、地位的不平等，我知道，我所能动用资源太悬殊，正义不仅是迟到，而是永远的缺席。”
对人生的总结：
2009年6月8日，何胜凯写下了一篇《人生挽歌》的文字：
我是一粒到来偶然的种子，我这人生何以如此凄凉，生于贫贱，长于磨难，苍天这么多的冰刀雪剑。
我不想说自己比得上夕阳之歌，但杨佳之佳事，我和他认为是轩辕之慨事。
一个有心天下的人，苍天不会负他吧？何以一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人如此茫茫？
为自己所有失败、羞辱说再见了，我所爱的北国、中原，母亲、亲人们，为那些惨痛呻吟者的一份希望。
刑满释放之后，何胜凯准备考驾照，接触开车不久的他“一次过关”，这让考了几次才拿到驾照的何胜先颇感惊讶。 考到驾照后，何胜凯找了份开车的工作，但看了工地后何胜凯就没再去，因为路都是泥巴路，“怕翻下去没有钱赔。”
他还做过酒楼服务员，推销过圆珠笔芯。几番求职不顺，何胜凯有了挫败感，有一次他竟莫名其妙地问二姐，自己到底要做什么。
2009年2月，经人介绍，何胜凯结识本地女孩杨某，两人迅速确立了恋爱关系。杨某十分讨何家喜欢，她也没有因何胜凯坐过牢而嫌弃他。
但不知何故，半年后两人却分手。警方和当地媒体称，何胜凯“经常虐待她，把那个女娃儿打怕了，因此才分手了”。
杨某向《瞭望东方周刊》否认了这一说法，“这些话不知道是哪儿传的。”杨某认为，造成分手的直接原因是，某天晚上下雨，杨未归家，双方在电话中争执开来，最后何胜凯将电话甩到了家外，两人就此分道扬镳。
事实上，在此之前，何胜凯还有一段失败的婚姻。
2004年，经大姐介绍，他拥有了第一次婚姻，但仅仅20天后便离婚。新婚妻子入门后，一个女人到他家来闹，说何胜凯的新婚妻子一直在和她丈夫鬼混。尽管何母对媳妇有好感，但何胜凯执意离婚。
2009年7月份，在与第二个女友分手后，何胜凯性情变得古怪，“开始怀疑有人给他下毒。”
何胜凯从此不在家里吃饭，而买了方便面、八宝粥、火腿肠，连矿泉水他都买那种小瓶装的带回来喝。一天中午，何胜凯坐在沙发上看着外面的天空，烈日如火，他突然对何胜先说：“姐姐，你看外面乌云滚滚。”何胜先回应：“你神经啊，太阳这么大！” 贵州心理咨询师陈昌海在其博客撰文称，何胜凯的症状属于异常心理中的被害妄想，他建议，犯人刑满释放后，监狱系统应对其后期心理进行疏导，改善其较为偏激的想法，同时对心理健康状态进行评估。
10月26日，曾经为杨佳代理的北京律师熊烈锁和解瑞松赶到遵义，在看守所会见何胜凯后，双方于10月27日下午签订了法律援助委托书。熊烈锁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我们正在等待对何胜凯精神状况的司法鉴定申请。通过何胜凯的描述，他很可能有妄想症。”
据介绍，见面的那个下午，何胜凯看上去很平静，他要律师转达对家人的歉意，“我对不起亲人，让他们和我一起吃苦受累！”
李靖称，出事前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和何胜凯没有见面，偶有几次电话联系，“在电话里也不再和我开玩笑。”在此前的8月份，何胜凯给李靖打电话，只是忧郁地问“能否一起走走”。
李靖向本刊记者介绍，今年3月底，他曾两次陪同何胜凯去法院信访反映情况，每当何上楼后，他都会在门口等候。何的家人也称，他曾瞒着家人两次去贵阳上访。何胜先还向《瞭望东方周刊》展示了今年8月27日，何胜凯赴贵州省高级法院上访的登记卡。
何胜凯认为在2005年，法院判决书中篡改了他的庭审证词。本刊记者就此采访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顾占雷时，他回应道：法院有法律监督程序及专职人员，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法院也不了解何胜凯上访的情况。
“可能是他上访时，某个法官的话语刺痛了他。”何胜先说，沉默了片刻之后，何又说，“你也知道的，有时候一个不经意间的伤害会被人记一辈子。”
在网络世界，有人称何胜凯为“贵州杨佳”。
何胜凯在一篇日记里写道：“我的命怎么这么苦，我宁愿死，让遵义更多的人知道我为什么杀人？我不要这么苦命，我宁愿早死早投胎，来世做雄杰！”
北京旗鉴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晓原撰文称：“公力救济之路断了，看不到希望了，精神就出了‘问题’。最后，走上私力救济的不归路。设想一下，如果对何胜凯的申诉，能依法进行处理，也许惨案就不会发生了。” 本刊记者辗转找到案发时的目击者简娅，当天她正在和丈夫肖通为一个案子来到遵义中院，“有人突然大喊‘杀人了’，随后有6个警察抬着满身是血的钟世鑫出来。”
47岁的法警钟世鑫身中五刀，最终没能逃过死亡一劫。
钟世鑫是遵义市中院法警支队队长，在其带领下，该支队在2008年10月被最高人民法院表彰为“全国法院司法警察工作先进集体”。
上访者吕秀英称，她在与钟世鑫的多次“碰撞”中，渐渐“化敌为友”。在吕秀英看来，这个法警“人很好”，“热天给我们诉民送水，冬天让我们进法院里坐。”
吕秀英和一些访民自发打车到殡仪馆给钟世鑫献上花圈。何胜先亦想去探望死者家属，但遭婉拒。
对比杨佳案，律师熊烈锁说，两起案件都是在公***场合袭警，两人都成长于单亲家庭，都认为自己有冤屈。
熟悉内情的当地政法界人士向本刊记者披露，2007年，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有四名法官被抓，其中民庭副庭长秦政被判三年有期徒刑，缓刑五年。此外，该院民三庭庭长赵义娟近日因受贿被抓。
此前的2009年10月8日，贵州省高院也发生过一起暴力袭击司法人员事件，5名歹徒在省高院门口，杀害了毕节县一名法官。
10月26日，本刊记者在遵义市中院大门口看到，大厅内有6名警卫把守，都穿着防弹衣并配备了警棍。另外，辖区的老城派出所派来执勤的两名民警，亦是荷枪实弹。出入法院的外来人，一律要受到严格盘查，没有法院内部的人来接，外人很难进入。
这让上访者吕秀英多了一分忧虑，“以后想进法院更难了。”这是何胜凯案带给诉民和法院之间的又一重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