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3征税能力不足
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达到强盛的世界之巅,当时,它的工业生产能力比除其之外全世界的总和还要大,它的对外贸易额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英国的富庶已经使新老世界为之瞩目,1851年一个法国人参加了在水晶宫举办的博览会后说:像英国这样一个贵族国家却成功养活了它的人民;而法国,一个民主的国家,却只会为贵族进行生产。所以,维多利亚中期的英国为他们的无可匹敌的地位洋洋得意,它这时是世界的贸易中心,历史记载“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场;澳大利亚、西亚有我们的牧羊地;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运来它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则流到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而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则遍及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长期以来早就生长在美国南部的我们的棉花地,现在正在向地球的所有的温暖区域扩展。”
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然而从70年代开始,英国工业独霸全球的地位却开始丧失了,其他国家迎头赶上,而以美国和德国最为突出。以国民生产总值为例,在1880年~1890年的10年间,英国年增长率是30%,德国是29%,美国是41%。1890年~1900年这10年英国是34%,德国也是34%,美国是38%。但1900年~1913年,英国平均年增长率只有24%,德国却增长30%,美国增长了39%。1880年,全世界制造品出口总额中有40%以上是英国的,到了1913年英国、德国和美国三个国家在制造品出口总额中的比例变成了29.9%、26.4%和12.6%,英国的下滑趋势是十分明显的。当然这只是相对下滑,从绝对数字上看,英国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维多利亚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富庶,直至今天一直都是这样的,英国一直都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然而这种富庶更像是一种罪恶,在维多利亚时代,财富的分配始终不均,贫富对比十分明显。一方面,有贵族宫殿式的庄园生活;另一方面,则是农人破败的茅屋草舍。一方面,是工厂主舒适的生活享受;另一方面,则是失业工人绝望的生存挣扎。人们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一个国家存在着天堂与地狱的鸿沟。这一时期英国著名的保守党首相迪斯雷利曾把英国说成是一个“两个民族”的国家,“当茅屋不舒服时,宫殿是不会安全的。”与之相对应的,是英国人引以为傲的政治制度,包括政府制度、文官制度、司法制度、议会选举制度等,都与时代格格不入。应该说“光荣革命”后英国建立起的这些政治制度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不过时过境迁,到了工业革命时期,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这套制度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成为强盛之中的一道不和谐的阴影。我们仅以议会选举为例,1715年选民人口占人口总数的47%,到1813年,则只占25%了。1793年一个由辉格党组成的团体“人民之友会”曾发表过一份报告,说英格兰总***400多个议席中,占一半以上的256个议席是由11075个选民选出来的。选民人数少对于贵族最为有利,它能使贵族寡头利用贿选来操纵选举。这样在18世纪,贿选风气盛行,几乎每一个议员都是靠花钱买进来的。议员花钱进议会,又必然指望政府再花钱收买他们。于是腐败之风盛行于政界,这就是“腐败的旧制度”。
总之,在进入工业化之后,英国被许多成就陶醉了,沉迷于世界霸主地位的无限自豪中,他们将这一切归结于英国的制度优越,而根本没有想到,它的制度仍存在许多结构性弊病。它犹豫于对制度进行及时的变革,由此出现制度发展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积累了种种的问题,这对于它的强国地位是十分不利的,这是造成日后被美国迎头赶上的一个潜在隐患。实际上,直到19世纪下半叶,当英国越过强盛的巅峰时,许多人才开始对国家制度进行反思,进而开始了对政治制度进行大调整的改革时代。虽然这些调整与改革缓和了社会矛盾,清除了延续已久的积弊,但此时要坐回全球老大的位置就很难的,那时英国从全球霸主的位置上退下,但直到今天,英国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在世界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并且掌控世界的舆论。一个国家或民族应随时审视自身的缺点与不足,不断根据时代的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否则,优势中存在的隐患会影响全局,英国的教训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