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津涛：二战中，美国拘禁国内10万日裔合理吗

杨津涛：二战中，美国拘禁国内10万日裔合理吗？

战时拘禁敌侨是国际法所允许的行为。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到访的日本首相安倍***同参观了珍珠港亚利桑那号纪念馆，并一同向死者献花

近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到访夏威夷，和美国总统奥巴马一起参观了珍珠港亚利桑那号纪念馆，并向死者献花。随后，安倍对珍珠港事件中阵亡的美军士兵和其他二战遇难者表示“衷心和永久的哀悼”。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拘禁国内12万日裔人士的历史，也被很多媒体再度翻出来评述，且视为美国战时一项不人道的“罪行”。

其实，二战期间，日本同样在中国建有集中营，关押美、英等盟国侨民，其手段更为恶劣；国民政府亦颁行《敌国人民处理条例》等多项法律，管制国内日、德、意等国敌侨（即敌国的侨民）。

战时拘禁本国敌侨，符合国际法，且是防范间谍的必要措施

近代以来，各国在战时多有拘禁敌侨的行为，现在已得到日内瓦公约规范

近代以来，在战争时期，驱逐或拘禁国内敌侨，是一种通行做法，如1789年美国颁布的《敌侨法》，即授予总统驱逐及管束敌侨的权力。“一战”期间，英国曾要求德侨在7日内退出国境，逾期未出境的成年男子即被统一拘禁；法国则禁止17-55岁男性德侨离境，将他们收容在指定地区。二战爆发后，国际红十字会提议，各国依照1929年签订的《战时俘虏待遇公约》各项规定，保护国内敌侨，得到广泛响应。①

1949年，各国缔结了旨在保护平民的《日内瓦第四公约》，正式规定了战时敌侨的地位及权利。按照公约，战争开始后，参战国国内敌侨有权携带财物离境，不愿离境的敌侨依旧享有和平时期的各项权利。但在对本国安全有绝对需要时，可将敌侨拘禁或安置于指定地点。可见时至今日，在特殊情况下拘押敌侨，仍为国际法所允许。

美国政府对日裔的怀疑事出有因，乃是为保证国家利益而做出的决定

美国管制日裔事出有因。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第二天，《洛杉矶时报》即在社论中称日裔聚居的加州是危险地区，“一切机警而目光敏锐的公民应同军事当局合作，***同对付间谍、颠覆者等第五纵队分子”。其实美国军方对日裔的怀疑由来已久。因日裔大都聚居在夏威夷及美国西海岸，以至美方一度猜想日本政府可能希望通过日裔控制夏威夷，怀疑日裔落户在西海岸海军基地附近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意在战时协助日军。②

事实上，日本政府也确曾在日裔美国人中扩大影响，发展情报人员。如外务省在Nisei（指第二代日裔美国人，他们大都拥有美国国籍）中招收30岁以下，高中以上学历的青年，许诺毕业后让他们做外交官。在选拔中，英语论文题目包括《关于东亚新秩序》，并要求使用打印机答题——方便以后监听广播时做记录。后来这些Nisei很多进入外务省无线电室，负责监听欧美盟国的广播；战时对美军的欺骗性宣传广播，如著名的“东京玫瑰”等，也都是由Nisei任广播员。麦克阿瑟率军占领日本后，曾清算过一些Nisei的叛国行为。③

在管制国内日裔的同时，美国还帮助南美国家驱逐日裔人士。1940年后，秘鲁盛传诸如“日本人走私武器”“日本人的花店里藏着8000挺机枪”之类的消息，秘鲁官方甚至向美国提供情报说，1942年初，日本人尝试收买秘鲁士兵，从事间谍活动。被这些信息误导后，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向罗斯福汇报，“有可靠情报显示，秘鲁的日裔将袭击……战略据点，从而破坏美国正在那里建造的重要基地”。④战时状态下，这些情报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为防患于未然，美国加大了对日裔人士的管控。

国民政府也在战时对日侨、德侨、意侨进行监控

战时国民政府对敌侨的管制尤为必要。日本人同中国人外貌极为相似，极易充当间谍。1938年6月，广东省一名新兵被发现举止异常，后经调查，发现这名新兵乃是日本间谍，通过假冒壮丁，混入军中服役，寻机窃取军事情报。此后，国民政府制定《关于鉴别日本人方法的训令》，称日本人“躯体上截长而下截短”“不能发出中国国语之‘两’字”等。⑤

德国、意大利侨民亦被国民政府特殊监控，防止他们从事间谍活动。如1944-1946年，昆明市警察局立案16起，对境内一些德籍职员、传教士进行明察暗访，一一排除他们的间谍嫌疑，对防止军事情报泄露，起到一定作用。⑥

重庆的美国大使馆遗址

同为对待敌侨，日本采取的手段，比美国恶劣得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曾拘禁10万日裔，但至1942年10月，已开始改变拘禁政策

日本偷袭珍珠港前，美国已经在为战争做准备。1936年，按照罗斯福的指示，FBI开始编写危险人员名单，其中包括相当多的外侨；1940年，国会通过《国家外侨登记法》，要求所有外国公民登记指纹，不允许持有火器、炸药及无线传输装置；日裔组织则按危险程度分为ABC三类。因有此类准备，战争爆发后，美国即刻启动战时机制，珍珠港事件当天即拘押了几千名外国公民，其中737名为日裔。至1942年1月，FBI***逮捕日裔5534人、德裔4769人、意裔2262人。此时被捕的日裔主要是一些组织的领导者及日语学校教师等。

在军法及公众舆论压力下，罗斯福在1942年2月签署9066号行政命令，使所有具日本血统的外侨及美国公民都必须在战时需要的名义下，迁离美国西海岸。随后10万日裔人被迁移到各州的重新安置中心，这些地方条件很差，“就像关着指控的罪犯，并用铁丝网隔开，他们（日裔）涌进了仅保证最低安全的监狱一样濒危的木结构的兵营，而且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屋子，那里除了窄床和灯泡外没有任何家具，还得吃恶劣的食品，享受不充足的医疗条件和学校教育”。这给日裔侨民、公民留下很大心理创伤。

至1942年10月，美军已在太平洋战场上夺回主动权，日军登陆西海岸的可能不复存在，同时美国政府也意识到，继续拘禁日裔人士，剥夺他们的自由，并不妥当。遂开始逐步允许一些日裔人士离开重置中心，去工作、上学，乃至参军。战争中，约有1.8万日裔美国人参军，他们获得了3600枚紫心奖章、810枚青铜星奖章、342枚银星奖章等。⑦

美国的重置中心里，日裔人士在领取食物

日本在中国也建有敌侨集中营，关押并残酷对待英美人士

战争中，日本也拘禁美英等国敌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宣布美国、英国、荷兰、比利时等16个国家的公民为敌侨，年满13岁者需佩戴红色臂章，上写字母代表国籍，不许进入电影院、舞厅等娱乐场所。当时上海有美国人1369人、英国人5865人。1943年1月，日军在上海设立8个集中营，拘禁了约5258名敌侨。

在战争最激烈时，日军曾将一些老幼多病的敌侨迁移至杨树浦（集中了日军主要的军事及工业设施），以阻止美军对那里进行轰炸。美国对此提出抗议，指日本政府违背遵守《战时俘虏待遇公约》的承诺，不仅使“关押人员受到了残酷待遇”，还被置于危险境地。⑧这种做法，相对于美国，显然要恶劣得多。

滞留中国北方的盟国侨民被日军拘禁在潍县的乐道院中，先后关押过约1600人。潍县集中营制定有严厉规则，如新西兰人毕大卫回忆，“无论刮风下雨，不管你是否有病，必须准时排队点名，还要用日本话高声向站在队伍前面的日本看守报数，声音小了，就要被骂，还得重来”。至于饮食，1943年集中营设立初期，还能吃上绿豆饭、面包等，满足需求，但到1944年日军陷入困境后，饮食供给已成问题，被关押的外侨只有含泥沙等杂质的发霉高粱面可吃了。1945年，美军攻占乐道院，解救了这些外侨。⑨

美、日之间还曾互换敌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美国政府通过瑞士提议：“日本政府是否愿意在原则上，交换日本领事官员和外交官，以及被封锁在美国的日本重要人士，由此来换回美国领事官员和外交官，以及在日本、中国被封锁的美国公民。”美国估计，被日本拘禁的美国人约有6000名，双方通过1942-1943年的两次交换，使2700名美国人、300名美洲其他国家人和3000名日本人各自回国。这些被换回日本的人中，有一部分来自重置中心，他们宣称自己效忠日本。

美国已向日裔道歉、赔偿；这些日裔在战后加速融入了美国社会

对于美国撤离日裔人士，将他们隔离起来的做法，当时即引起很多反对的声音。在最高法院以6:3确认以上做法在军事上是必要之举时，持反对意见的大法官仍明确抗议，认为拘禁日裔美国人的行为是对宪法权利的侵犯，且带有种族主义的丑恶污点。1948年，美国国会通过《美国日本人重新安置索赔法》，开始修正战时特殊政策。

1976年，福特总统发布文告，为当年的日裔平反，称“那时的撤离是错误的，美国日裔那时和现在都是忠诚的美国公民”。1983年，一项调查报告指出，“9066号行政命令的颁布并非出于正面的军事需求，且此后的各项决定也费受迫于军事条件，造就这些决定的明显的历史原因是种族歧视、战争的狂热和政治领袖的失误。”至1988年，里根总统签署法案，为仍在世的曾被拘禁者提供12.5亿美元赔偿。

战时的拘禁政策，让日裔损失了财产，且受到身体和心理的创伤，但也并非毫无积极作用。一方面，战前这些日裔与美国社会仍存在很大的隔膜，这也是美国政府对他们难以放心的一个重要原因，大多数日裔在拘禁过程中证明了自己对美国的忠诚，逐渐打消了美国社会对他们身份的疑虑；另一方面，撤离和拘禁过程中，很多日裔家庭切断了和日本的联系，在重置中心里的日本孩子，接受的是完全的美式教育，加速了这一群体融入美国社会的进程。⑩时至今日，日裔已成为美国公认的“模范少数族裔”。

潍坊集中营遗址

注释

①胡永龄：《战时国际公法》，中华书局1947年，第84、87页；②⑩宋青青：《二战期间的美国日拘留营研究》，郑州大学2012年；③王庆敏：《二战期间的美国Nisei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8年；④胡新苏：《二战期间秘鲁对日裔驱逐事件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14年；⑤陈童：《抗战时期重庆外籍人员研究》，重庆师范大学2015年；⑥欧阳云汉：《民国时期昆明市外籍人员管理研究》，云南大学2013年；⑦温荣刚、张劲松：《美国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对日裔美国人的特殊管制》，《日本研究》2003年第4期；⑧熊月之：《上海盟国侨民集中营述论》，《上海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⑨阚景奎等：《潍县乐道院集中营概述》，《民国档案》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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