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青帮和洪帮谁实力更大？

青、洪两帮始于明末清初时期。青洪帮是不公开的团体，是旧中国秘密社会的一部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们像一个“秘密王国”，势力渗透到各个领域，几乎无处没有它的影响。所谓的“青帮一条线，洪帮一大片”，形象地概括了青、洪两帮的分布特点。青洪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有不同的社会影响，既使是在同一时期，也因其不同派别而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青帮是清朝初期出现的一个漕运业行会性组织，洪帮(又称“洪门”)是明末清初出现的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秘密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清朝廷的灭亡使得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洪门失去了原有政治斗争的目的，组织日渐涣散，危害社会的消极因素越发明显；青帮也迅速地堕落为各种黑暗反动势力所利用的工具。青帮、洪门的逐渐蜕化变质，终使其演变成黑社会势力。帮会以无业游民为主体，这部分人是旧中国病态社会的产物。他们脱离生产，没有正当职业，相当一部分人以土匪、流氓、走私等活动为谋生手段，这种放荡生活使他们具有对统治阶级的反抗精神，但同时又具有严重的、盲目的破坏性。这种破坏性表现为打家劫舍、奸淫掳掠、扰乱秩序、贩卖人口、制造伪钞、包运鸦片、设台放赌、绑票暗杀、倾轧群殴、逼良为娼等等。青帮、洪门在组织上均不相节制，而是各自为政，他们在反清斗争中不能形成统一的强大力量，极易被统治者各个击破。民国以后，这种涣散的组织对社会的破坏作用更为突出，帮会成员普遍地被地主豪绅、军阀政客和帝国主义所利用，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他们的鹰犬。抗日战争胜利后，青洪帮就整体来讲已经进入了末期，尽管他们仍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毕竟势力衰退，走向下坡路。帮会势力萎缩的原因一是抗战胜利后一批汉奸帮会人物被惩罚。天津的恶霸、汉奸、青帮头子袁文会，经肃奸委员会起诉，判了七年徒刑。另一汉奸、青帮头子王世海，也被关押。国民党政府的“肃奸”行动虽不彻底，但毕竟使不少帮会分子退出了历史舞台，削弱了帮会势力。二是抗战胜利后，各城市的外国租界归还给中国，市政由国民党政府统一管理，帮会势力不仅失去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治安死角，也失去了帝国主义的直接庇护；国民党政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还利用帮会达到一些政治目的，但此时的帮会已失去了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媒介和租界内别动队的作用，其实用价值已大大下降。国民党统治的各城市，已经可以直接依靠军队、警察、党部、特务，不必再使用难以驾驭并且声名狼藉的帮会。此时帮会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但在某些城市的某些领域，帮会势力仍然很大，天津的帮会即属此列。袁文会等帮会头子被国民党政府抓捕，但又有新的帮会头子活跃起来，他们纷纷进入政界，成为国民党的政客，为其反***反人民充当打手。1925年前后，青帮传到天津。天津是漕运时代的主要转输点，又是清代后期开埠以来的特大码头，因而青帮分子大批涌进天津。天津青帮的特点是“混混儿”、“脚行”、“青帮”三位一体。1900年以前，天津出现了一批地痞、流氓、土棍，名为“混混儿”，又称“混星子”“锅伙”。据《津门杂记》记载，“天津土棍之多，甲于各省”。“混混儿”们属于“愍不畏死”之徒，他们结党肇衅，持械逞凶，称霸一方，扰害乡闾。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后，“混混儿”们也趁火打劫，所有金店、银钱业、大商号及大富户，均遭抢掠。1900年以后，日租界及南市一带逐渐繁盛起来，妓院、落子馆、放窑账、成了“混混儿”们的盘踞之所。随着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加紧经济掠夺，洋行增多，海陆运发达，进出口货物的搬运、装卸业务越加繁忙，从而脚行大发展，脚行业亦成为“混混儿”争先经营的生意。一些有声势的“混混儿”们转营妓院、脚行，还有部分“混混儿”闲散在社会上，多在日租界、南市、车站、码头一带坑蒙拐骗、敲诈勒索。各租界巡捕多与“混混儿”相勾结，在各路口要冲，指使“混混儿”为他们向过往运货的车辆勒索过境钱。此外，拐卖妇女、开设暗娼、聚赌抽头等罪恶勾当，也多系“混混儿”所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