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启蒙运动中英法之间的发展关系

几乎所有人类学史的作者都会把现代人类学的起源追溯到18 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 威廉·亚当斯(Williams Y. Adams) 和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 持相同的观点, 都认为“人类学的理论渊源应当是启蒙运动时的道德哲学”。①（①比如, 20 世纪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德诺·汤因比。）埃文斯- 普里查德(Evans2Pritchard) 也认为, 人类学源于法国的启蒙运动, 是在与宗教的斗争中产生的, 其奠基人是孟德斯鸠。人类学的真正诞生是在18 世纪, 它是“光明世纪”的孩子, 至今还带有这种烙印。[1 ] “18 世纪奠定了各门社会科学的基础。经济学、社会学、历史研究、政治科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后来在现代世界得到发展。他们都脱胎于启蒙运动, 他们的创始人是当时那些全能的启蒙者, 如休谟、伏尔泰、孟德斯鸠”。[2 ] 欧洲启蒙运动与人类学学科形成的关系的确已经毋庸置疑了, 但是在讨论到启蒙运动是如何催生了人类学; 人类学在启蒙运动时期的作用; 人类学又如何推动启蒙运动的发展这些具体问题时, 答案仍然是模糊的。

当我们提到启蒙运动时, 自然会联想到同一时期的著名作品, 对《波斯人信札》(1720) 的简短评语是: “揭露法国习俗和制度的荒唐”。[3 ]《论法的精神》(1748) 是“第一部对政府和政治所做的真正科学探讨”。[4 ]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1755) 和《社会契约论》(1762) 则是“自从原始基督教的时代以来欧洲世界所接受到的最令人震撼的社会启示”,[5 ] 而《风俗论》(1756)文如其名, 是一部充满各种奇风异俗的逸闻百科全书。从字面上看这些著作的名字, 我们很难将其与人类学(民族志) 知识联系起来, 同时也不会使人们对人类学与启蒙运动之间的关系产生深刻印象。所以, 本文试图通过对一些启蒙运动时期著名作品的分析, 揭示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 人类学与启蒙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将成为本文讨论的一个有趣的主题。

一、回到启蒙运动

虽然启蒙运动最早的源头可以一直溯源到17 世纪的英国, 但是其发展并最终走向高潮,产生深远影响的地方却是在法国。启蒙运动的核心就是通过对人类生活中非理性部分的质疑, 以

摆脱人类精神上的蒙昧。斯特龙伯格(RolandN. Stromberg) 分析道: “在1690 —1730 年间诞生的启蒙精神首先表现为?盘根问底的怀疑主义, 质疑古老的神话, 不迷信任何东西?除了无谓的批判, 启蒙运动另一个典型的特征是, 它本身对所谓理性的信仰。”[5 ] (P. 154) 这种对理性的信仰不是凭空而来的, 而是受到技术和知识两个主要方面的推动, 其一在自然科学的领域, 数学、实验物理学、化学、博物学和生理学等方面的成就取得了过去上千年都无法企及的进步, 尤其是牛顿在自然哲学方面的巨大推动。而另一个主要的方面则来自道德学科(思想领域) , 随着3 个世纪前的“地理大发现”, 启蒙运动时期的人们对全世界的认识已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从葡萄牙- 巴西帝国; 从果阿到雅加达; 从暹罗到中国, 几个世纪以来传教士、水手和探险家把非西方文化的知识源源不断地传回欧洲。

同时欧洲之外的民族也被运往欧洲, 或者作为奴隶, 或者只是充作展览。“1495 年, 哥伦布往西班牙送回了一些印第安人俘虏, 打算将他们作为奴隶在塞维利亚的市场上出售。然而, 伊莎贝尔女王干预并阻止了这一行为。?第二年女王就命令将在塞维利亚所有的印第安人奴隶都送回了美洲”。[3 ] (P. 128 - 129) 而即使在启蒙运动发展如火如荼的1725 年, 伏尔泰在他的《哲学词典》中, 还记下了: “在1725 年有人带四个密西西比人到封丹白露来?”[1 ] (P. 134) 而关于非西方文明的知识也通过各种渠道传入欧洲, “1648 年, 路易十四接见了随耶稣会士赴欧的中国人沈宗福, ?沈向路易十四献上由在华耶稣会士所译的拉丁文《四书直译》的手稿, ?后来这就是1687 年出版的巴黎官刊本《中国哲人孔子, 以拉丁文编写的中国人的学说》”。[6 ] 一方面其他种族与文化被带到欧洲, 丰富与拓展了人们关于“人类”的观念; 另一方面, 在传教士的努力下,中国、印度这些古老文明的典籍也传入欧洲的知识界, 并被译成各种欧洲文字。欧洲人离开旧大陆, 前往新大陆、东方的探险, 以及异民族个体在欧洲的“展览”提供了欧洲人对非西方文化的切身体验; 而对非西方典籍的了解则加深了人们对这些文化的认识。不同文明间的冲击, 使启蒙时代的欧洲人发现, 欧洲的文明只是世界上若干种可能的文明形态中的一部分, 甚至只是极小的一部分。

此时的西欧社会正潜伏着社会变革的暗流,而这些非西方文化知识(在后文中, 我们会进一步讨论这些今天我们称之为民族志的材料, 是如何在启蒙时代的文本中加以运用的) 的确是对理性最大的帮助: 对于同样的事情, 比如上至政治制度、法律体系、权力分配、社会等级; 下至生活哲学、劳动方式、生育观念、人与环境的关系等等, 在不同文化中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而这些不同文化中的生活方式, 又都在各自的社会体系中运行得井然有序、有条不紊。这无疑说明欧洲社会原先的封建专制等级制度, 并不是“上帝”认可的唯一神圣社会体系, 反而与其他那些相对“原始”的社会相比, 存在更多的弊病与缺陷, 甚至显得颇为落后不堪。于是社会改革与民主的回归势在必行, 这就有了紧随其后的法国大革命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在今天人类学家的眼中, 这些古老的民族志中引用的非西方文化知识一点都不“科学”, 甚至可以说是不足为信的道听途说, 有的甚至充满了偏见与谬误。但是对于原先相对封闭保守的封建社会来说, 这些文化的真实性已经无足轻重了, 重要的是它们本身。不论是来自遥远的文明古国, 还是“高尚野蛮人”的“奇风异俗”, 都已经对当时的欧洲社会产生足够的震撼。后现代人类学将这种方法称做“文化批评”, 认为“通过描写异文化, 我们可以反省我们自己的文化模式, 从而瓦解人们的常识, 促使我们重新检讨大家想当然的一些想法”。[7 ] 而事实上, 这种方法并不是后现代人类学的首创, 可以一直追溯到启蒙运动时期, 乃至更久远的时代。

二、启蒙运动与文化批评的历史

分析启蒙运动时期经典著作中的民族志材料中的非西方文化知识, 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知识如何实现“文化批评”的过程, 了解启蒙运动最直接的方式, 就是借助启蒙思想家的著作, 解读他们运用非西方文化知识“讽喻”当时社会的实践。

1 卢梭与“高尚的野蛮人”

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中, 最著名的应该首推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书中大量引用了巴西、奥里诺科河流和加拿大的资料, 但这些表明他并没有对当时存在的大量的民族志资料进行真正的研究”。[8 ] 其中“高尚的野蛮人”形象, 来自英国诗人德莱顿更早的英雄剧《格拉纳达的征服》(1669) , 而这一修辞则影响深远, 其中的原始主义情结如同勒塞克尔在引言中说的那样:

无数的水手、商人、传教士, 他们从野蛮民族那里旅行回来, 都极端赞扬这些民族的道德品质, 而鄙弃文明民族的道德品质, 这并不是出于所有这些人们的一种***同幻想。毫无疑问, 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们利用了旅行家们的记述,并尽量加以美化, 来证明人没有基督教也能成为善良的人; 证明一切社会和政治制度都能比当时的哲学家所攻击的基督教给予人们以更多的幸福。但是, 那些旅行家们的记述也是以真实事实为依据的: 他们描写了在原始***产社会里生活的人们的情况, 他们在那些人身上发现了一些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失去的美德。[1 ] (P. 86)

非西方文化的发现, 成了“高尚的野蛮人”在民族志资料上的来源。文章中, 卢梭虚构出来的“野蛮人”具备各种高尚的品德, 而一旦成为文明人(社会人) 后, 这些纯粹的美德则立时不复。随着社会的分化与分工的复杂化, 文明人逐渐丧失了“野蛮人”的高贵品质, 于是“盲目的服从乃是奴隶们所仅存的唯一美德”。[9 ] 卢梭让人们看到, 在他假想的野蛮人的文化世界中, 人们之间天然平等, 没有教会强加的等级制度, 人们的等级并非与生俱来, 所有的人都可以像“野蛮人”一样生活在一种自由的环境中。但是“野蛮人”的自由很快就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消失得一干二净。卢梭写道:

他们发明了几种坚硬而锋利的石斧, 用来截断树木, 挖掘土地, 用树枝架成小棚; 随后又想到把这小棚敷上一层泥土。?这一变革促进了家庭的形成和家庭的区分, 从此便出现了某种形式的私有制, 许多的争执和战斗也就从而产生了。[1 ] (P. 154)

卢梭利用想像出来的文化场景虚构了野蛮人的生活(这提供了人类学家后来构拟原始社会的思路, 同时对私有制的思考也启发了后来的社会主义者) , 即使与事实相差甚远, 但这种“高尚野蛮人”的形象深入人心, 他用“原始主义”和非西方文化的民族志知识创造了一个社会的“美好过去”, 从而与现实生活的残酷与不平等———法国教会与封建等级制度的权威和剥削———形成鲜明对比。于是, 这种依靠非西方文化知识建立起来的解释张力, 有效地推动了启蒙运动对社会的反思, 以及对人性价值的思考。随着启蒙运动的深入发展, 人们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了卢梭所强调的“平等”, 对此“高尚的野蛮人”功不可没。

2 孟德斯鸠之“跨文化比较”

如果说, 卢梭的著作只是利用民族志材料推测出某种可能的“野蛮人的社会”, 试图用这种想像改变人们认识自身社会的方式, 那么孟德斯鸠与他的《论法的精神》则更明确地使用了非西方文化的常识, 有针对性地对现有的社会进行了更直接的“文化批评”, 这种抨击已经不仅仅是对文化与观念的商榷, 而是近乎对社会状况的批判。

不过在我们开始讨论这本巨著之前, 先回顾一下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出版20 多年前,成名之初所写下的一部书信体小说《波斯人信札》。书中十多处, 提到一种虚构出来的生活在阿拉伯的穴居人。孟德斯鸠笔下这种想像出的穴居人, 人口增长后建立了国家, 当一位老者已经被选择为国王后, 他不无悲哀地说: “ ?我生下来就看见穴居族人是自由的, 现在却眼见他们要当顺民了?我给你们留下的不是道德, 而是另一种枷锁呢?”[9 ] (P. 115) 孟德斯鸠借异域的穴居人之口表达了对自由的追求与对专制等级制度的声讨, 从这里我们看到的还是卢梭式的修辞。而书中后半部分, 则通过书中人的信笺解释了不同文化中人口增长的原因:

一个民族的繁殖力, 有时取决于最微不足道的情况?犹太人?是因为他们所有的家族都希望能产生一个强有力的国王, 将来成为世界之主。

古波斯?拜火教的信条: 人人能够做而又使真主感到高兴的事, 就是生一个孩, 耕种一片土地和种一棵树。

中国人?每个家庭在现世无比恭顺, 到来世不可缺少, 没有一个人不致力于增加家庭的人口。[10 ]

通过这些不同文化中人口观的比较, 孟德斯鸠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在欧洲国家, 则是由于虚荣作祟, 而确立了不公正的长子权, 非常不利于人口的繁殖。?这种情形破坏了公民的平等。然而唯有平等, 公民才能致富。”[10 ] (P. 147) 其中的逻辑非常清晰: 人口增长的国家, 都基于正确信念与道德, 而欧洲人的人口不繁则无益于富强。通过与不同文化中人口观念的比较, 得出的结论是: 欧洲人的人口观导致了社会的不平等,这直接影响了国家的富强。这是比较法与归纳法有趣的结合, 我们在《论法的精神》中便会看到这种民族志式“泛文化并置法”更多的运用。[10 ] (P. 147)

《论法的精神》的成书时代正值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前夕, 孟德斯鸠在序言中写道: “我的著作, 没有意思非难任何国家已经建立了的东西, 每个国家将在这本书里找到自己的准则所以建立的理由。”[8 ] (P. 191) 他希望在“无限参差斑驳的法律和风俗”中, 人们“将自然地从那里得到一个推论, 就是只有那些十分幸福地生来就有天才洞察一个国家整个政体的人们, 才配建议改制”。[11 ] 而他在书中的这些努力就是“基于经验资料对所有民族的法律和习俗所做的一项系统研究”。[11 ] (P. 38) 他将这些非西方文化的知识并列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给人们的启发是不同文化所选取的制度模式(法), 各会产生不同的社会运行机制, 相形之下, 那些能促进社会发展的制度 (法) 就是西方社会所欠缺, 并应该汲取的:

印度人相信, 静止和虚无是万物的基础, 是万物的终结?暹罗人认为最大的幸福是不必去运转机器或是使身体运动?这些国家过度的炎热使人萎靡疲惫?印度的立法者顺从自己的感觉, 使人类处于极端被动的状态中?这就产生了无数的弊端, 而相比之下,中国的立法者是比较明智的: 他们不是从人类将来可能享有的和平状态去考虑人类, 而是从适宜于履行生活义务的行动去考虑人类, 所以他们使他们的宗教、哲学和法律全都合乎实际。[3 ] (P. 141)

孟德斯鸠在这里分析了“地理、气候对民族性”的影响, 这种“环境论”思想来源于古老的观念, 不过一个较近的源头是十六世纪的博丹,他认为“不同民族间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们的自然环境不同”。[21 ] (P. 232) 而孟德斯鸠在两个世纪之后继承了这种思想, 通过比较不同民族生活环境的差异, 他认为“气候差异引起的情感差异也导致道德和理智差异”。[12 ] 这种“环境-民族性”思维方式对后来的学者造成很大影响,[13 ] 与后来的人类学中民族性研究、跨文化比较, 以及环境论思想都有直接的关系。

反之, 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 这些将不同文化观***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策略, 恰是孟德斯鸠著作中最常见, 也是最有说服力的。无需太多的说明, 不同文化自身的比较, 自然会瑕瑜互现,启示人们社会发展的目标。

3百科全书与非西方文化知识

启蒙运动的另一位领袖伏尔泰, 更是通过自己的作品, 利用这种来自非西方文化的民族志知识构建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全球文化全貌。经过伏尔泰的分析, 欧洲的人们发现, 自己的国家以及制度只是这个世界很小的一部分。透过伏尔泰的《风俗论》, 我们读到了人类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多样性, 我们甚至可以一窥在启蒙时代的西欧, 人们对民族与人种知识的了解程度, 这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非西方文化知识如何塑造人们的全球文化观。

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游历, 使我们知道了欧洲是多么渺小, 而地球上的事物是多么千差万别。我们知道了印度斯坦有各类黄种人。非洲和远离赤道的亚洲黑人又分为若干种类。而当人们进入美洲, 到达赤道地区, 又看到那里有白色人种。巴西土著的皮肤是青铜色的。中国人的鼻、眼、耳、肤色, 甚至也许连他们的才智, 都跟其他人种完全不同。[14 ]

在卢梭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原始主义”,孟德斯鸠则启发了我们跨文化比较的方法, 而伏尔泰则给了我们直接的民族志知识, 使我们看到从15 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非西方文化知识的积累, 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充满臆测与玄想,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通过观察而获得的最直观的感受, 甚至很像后来人类学家们的专业描述, 也不带有那么多“种族主义”的味道。他写道:

根据人都具有同样的生殖器官、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这一点, 也可以把所有的人都归作一个种类。但是从体型和精神来看, 人类显然可以分为好几个不同种类。

从体型看, 居住在北纬50 度附近的爱斯基摩人的脸形和身材同拉普兰人相似。邻近的种族脸上长着浓密的毛。 [北美洲的] 易洛魁人、休伦人以及佛罗里达地区的人, 肤色都是棕色, 除了头部全身上下没有毛?[14 ] (P. 42 - 43)

伏尔泰的观点与以上两位启蒙思想家表现了一致性, 他将对非西方文化的认识编入了他的 “百科全书”中, 人类文化多样性逐渐变得生动起来, 同时, 他也恰如其分地运用了这些知识,在看似随意的地方表述了他的主要观点: “与外人隔绝的监牢是暴君们发明的一种刑罚, 未开化的人比文明人更难以忍受。”[14 ] (P. 43) 他对欧洲之外世界的知识来自当时的时代, 或许并不比我们浅陋多少, 甚至放在今日也不失博闻。虽然很多情况下, 对于“野蛮人”社会行为的解释, 总是和落后与蒙昧联系在一起, 但是更多的时候, 引入这些知识其实是为了证明人类社会的平等, 作为个体的人应该享受不受限制的自由, 传统和观念强加在人们身上的不同等级的标签, 没有任何实际上的意义。

关于非西方文化知识的逐渐积累, 也帮助当时的西欧渐渐绘制出一幅全球的文化、人文地图, 而这对于启蒙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人类文化丰富多样, 对于启蒙时代的人们,追求社会发展的道路或许并不单调, 因为他们已经学会从陌生文化那里汲取足够的灵感, 学会从不同的视角审视本文化发展的轨迹。

作为启蒙思想家, 卢梭等学者在时代的变革转折处, 利用非西方文化知识摧毁旧的观念, 并将启蒙运动推向最高潮。非西方文化知识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其微妙的作用毫无疑问地使这种自由平等的精神渗入整个资产阶级革命中, 成为现代国家国民精神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三、结论

通过对法国启蒙运动的三位作家和他们代表作品的分析, 我们基本可以厘清人类学与法国启蒙运动的关系与主要策略, 非西方文化作为一种 “文化批评”的有效手段, 在启蒙运动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民族志的非西方文化材料就是这样一面令人们重新审视本文化的镜子。而这三位作家都是借非西方文化之口来实现文化批评的意图。如果还需要进一步细分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卢梭作品中的“原始主义”倾向, 从塔西佗一直到蒙田, 一去不返的“田园时代”成了人们向往的理想生活, 于是有了卢梭笔下的“野蛮人”。不过他的目的实际上还是在借古喻今, 希望能藉“高尚的野蛮人”来启社会之蒙, 促进社会的进步。所以, 我们可以认为: “ ?原始主义理论通常是种修辞工具, 偶尔也用作讽刺现实, 因此他们的理论无须坚实的民族志资料基础。”[1 ] (P. 87 - 88)

而孟德斯鸠的作品, 很大程度上启发了后来人类学中的跨文化研究, 不过本质上讲, 与卢梭的批判策略并无大异, 只是他把想像中(古代)的野蛮人, 变成了当下的“异民族”, 同时他还被冠以“历史上一个比较方法的大师”,[4 ] (P. 168) 他最大的成就或许就是“从他对人类历史上人的行为的观察中, 开始探索法的‘精神’, 即把人的特性与法律系统和社会结构联系起来”。[4 ] (P. 167) 像孟德斯鸠这样把遥远的民族, 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远离我们的文化等同起来和我们自身所处的文化加以比较的做法, 的确推动了启蒙时代的人们对本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的思考。

至于伏尔泰, 他的研究更加细致, 启蒙运动时的作家, 一方面要批判腐朽不堪的社会制度,另一方面也要与愚昧的宗教作战, 而伏尔泰则用不同文化中的不同信仰———自然神论, 揭示出真理的可贵。

以往认为人类学自启蒙运动而诞生的观点固然不错, 不过启蒙运动也未尝不是利用了许多来自人类学民族志提供的非西方文化知识。非西方文化本身并无定论, 其权威性的确立来自时间与空间上的远离, 人们的确需要用一种更好的制度、习俗、体制来丰富我们的知识体系, 以便对现有的制度提出质疑。在启蒙运动时期, 欧洲关注的重心是欧洲本身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对专制体制的对抗, 当时的非西方文化知识(欧洲以外民族或者国家的文化与政治制度) 对思想的解放是最具有推动力的, 任何来自非西方文化的观念与制度不但是高尚而且是优越的, 哪怕是原始社会的残余, 都是“野蛮人”高贵品质的体现, 反观欧洲人则是: “逢迎自己所憎恶的显贵人物和自己所鄙视的富人, 不遗余力地去博得为那些人服务的荣幸; 他们骄傲地夸耀自己的卑贱, 夸耀那些人对他们的保护; 他们以充当奴隶为荣, 言谈之间, 反而轻视那些未能分享这种荣幸的人们。”[9 ] (P. 147)

由此可见, 人类学的目的之一在于启发人们对自身文化的反思, 以期获得文化与社会间更好的适应。如同许多年后, 雷蒙德·弗思(RaymondFirth) 所说: “作为一个人类学家, 我将注重那些生活方式和西方文明不同的人民的习惯和风俗。我注重他们并不只是因为这种知识对于在不发达国家工作的人大有裨益, 而是因为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进行研究能帮助我们明白自己的习惯和风俗。”[15 ] 对于启蒙运动时期的作家们, 未尝不是如此, 用非西方文化帮助本文化走出混沌, 并最终获得启蒙, 走向理性的“光明”。

而人类学与启蒙运动的关系也因此变得微妙, 与其说是在启蒙运动中诞生了包括人类学在内的现代社会学科, 不如说, 是人类学(非西方文化知识) 点亮了启蒙运动的理性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