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翻译：“男性婚配富余比例”和“全国婚龄人口性别比失调和婚姻挤压预测”

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日前启动了一项“关爱女孩行动”，旨在通过倡导男女平等思想，扭转中国、特别是农村贫困地区存在的新生儿男女性别比失衡问题。并且提出，到2010年，要实现全国“出生婴儿性别比趋向正常，初步形成新的婚育观念和生育文化”。

上面这段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中国男人过剩了”，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并间接衍生出性暴力犯罪、乱伦、人们社会心态畸变等严重社会问题，影响社会尤其是婚姻的稳定。非但如此，国外舆论更是大胆预测，在若干年后，中国将出现5000万光棍。

男人“过剩”，是少数人权力和意志选择的结果，但是带来的后果，是要全社会来承担的。我们的疑问是，谁来消化这些过剩的男人？内部消化？还是像贸易进出口那样寻求“国际合作”，输出中国男人，引进外国女人？只不过，中国男人的市场行情还有待考量。

中国男女比例失衡现状

出生婴儿性别比的恒定值：102-107

大量的统计资料表明，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世界各国出生婴儿性别比是基本一致的，一般在102-107的范围内，即每出生100个女婴时，男婴出生数为102个-107个。人口学家把这个指标称为出生婴儿性别比的恒定值。由于男婴亡率略高于女婴，这样到婚龄期时男女性别比例就基本持平。

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117：100

然而，根据中国政府于2000年进行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7，即在出生的婴儿中，男女比率达到117：100，比正常值102至107高出很多。另据中国统计局最新调查显示，我国城市男女婴的性别比为112.8比100、镇为116.5比100、乡村为118.1比100。

孩次越高，性别比越高

一项全国统计表明：2000年生一胎的性比别为107.1，生两胎的性比别为151.9，生三胎的性比别达159.4。而据海南省的一项统计表明，生一胎的出生性比别为118.3，生两胎的达到119.4，生三胎的则高达233.3。也就是说，生的胎数越多，选择生男孩的越多。据估计，在中国每诞生一个新生命，就有2.5个婴儿被堕胎。每年至少有30,000胎儿因为是女婴而被流产。

权力、金钱的性别选择

还有现象表明，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越高的人口群体，出生婴儿性别比越高。在对胎儿性别进行鉴定选择时，权力、金钱与生物学技术进行了交换。

海南省是中国性别比失衡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出生人口性别比高达135.64：100。在海南，“办事人员及有关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170；“专业技术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221.7；“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群组织负责人”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250。

中国男女配偶间年龄差距增加

在近期召开的九次全国妇女大会上，中国计生委副主任潘贵玉透露，目前中国10岁以下的人口中，男孩比女孩多好几百万，且这种差距还在继续增加。民政部门的婚姻登记显示，中国男女配偶间年龄差距在以每年0.6岁的速度递增。

男多女少谁的错？

专家指出，影响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的因素是众多而复杂的，如生育政策、生育意愿、人工技术鉴定选择、出生的女婴漏报、瞒报等。

计划生育的错？

有人把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简单地归结为实行“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这有失偏颇。越是在那些人口稠密的地区、越是在那些人口控制政策执行得严格的省份，出生性别比上扬的状况越明显。而像海南、广西等出生性别比失调严重的省市，恰恰是计划生育工作较为落后，生育率高、二孩和多孩出生比例较大的地方。

社会管理的错？

社会管理因素主要是指出生婴儿的漏报、瞒报。漏报是由于计划生育及有关部门在管理上由于人力、经费不足或管理方法不善引起的。被漏报的既有男婴，也有女婴。但瞒报则是由于生育政策作用于妇女、家庭生育意愿引起的，瞒报主要是女婴。

生物技术的错？

这主要是指运用B超等医疗科技选择性流产、引产，还有轻视女婴造成的较高水平的女婴亡率及溺弃女婴现象等。

虽然中国政府已经明确规定禁止采用超声波手段和选择性人工流产对婴儿性别进行选择。然而，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不少私人医生还在偷偷地为孕妇提供胎儿性别鉴定，一次费用可高达一千元。与此同时，一些医院尤其是私人诊所，为了牟取暴利，置有关法律法规于不顾，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和中期以上人工终止妊娠，加剧了性别比的不断升高。

海南省有关部门对2000年海口市、三亚市12家医院人工引产的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其中女婴占68％，男婴占32％。

歧视女性的错？

在出生性别比急速攀升的轨迹上，直接暴露出的与男女平衡的社会生育理性存在冲突的重男轻女的个体生育理性，根植于妇女生存、发展条件与男子未能等同的现实土壤，实质是妇女社会地位偏低、权益维护尚欠使然，是男女平等实现程度不够的反映。

在经济生活方面，妇女的资源获取机会仍普遍不利、收入水平仍普遍偏低、权益保障仍普遍显弱；

在政治生活方面，妇女在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中、尤其是在领导权、决策权的参与度、参与层次、参与比例、参与渠道上受制仍较大。

而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弱势又自然会延伸至妇女在现实的家庭、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农村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在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往往得不到保障，这也是人们希望要男孩的原因之一。中国政府已经在土地法中规定男女享有平等的土地权益，但是由于缺乏具体的细则和有效的保障措施，再加上女性出嫁后要到男方生活的传统，很多农村妇女无法分得本来就不多的土地。这样，没有男孩的家庭就面临著生产资料缺乏的问题。另外，在当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的情况下，独女户父母面临著老年赡养的难题。

男人过剩引发社会问题

出生性别比的异常升高若持续不下，将对人口结构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对未来社会的良性稳定运行、社会伦理道德体系也会造成一定冲击。同时男女失调也将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婚配失当、人口拐卖、性行为错乱等，影响社会尤其是婚姻的稳定。

5000万光棍

近20年来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积累效应已经显现出来，按90年代出生性别比外推，目前0～20岁人口中男性多出女性大致相当于20岁3个年龄组的人口数量，“积累效应”已相当可观。如果畸高的出生性别比不能得到有效遏制，男性过剩的婚姻挤压会越来越严重。

前苏联、朝鲜等国在战争时期所造成的男性人口的损失，就给这两个国家的人口结构以非常严重的影响。尤其是婚龄人口的婚配问题，更是难以协调。

在人口基数比较小的国家，女性人口的短缺，可以通过跨国婚姻和女性移民来解决问题。但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基数如此庞大的国家，女性人口的短缺，就很难以国际移民的方式觅求出路。

原来有一种说法，认为女性人口的短缺，可以通过婚龄差的拉大来解决未来婚龄年龄段人口的婚配问题。但在婴幼儿人口性别比持续上扬的情况下，这种结构性和累积性的失衡，就很难想象“男性人口可以在比自己年龄小的女性人口中寻找配偶”这种解决办法的可行性。因为“大哥哥”同期群与“小弟弟”同期群之间为争夺配偶而发生的人口冲突，会愈演愈烈。

犯罪率升高、婚配关系不稳定

婚姻性别挤压对一夫一妻制家庭来说，是一股外来的冲击力。一个时期以来，在市场经济和交换价值升值“泛商品观念”作用下，婚外恋、第三者插足增多，离婚率持续上升，传统家庭的稳定受到威胁。

社会刑事案件增加。如果出生性别比升高得不到纠正，便会更多滋生这些不道德和丑恶社会现象，基本消失的买卖婚姻、童婚交换、拐卖妇女等会重新抬头，并且间接衍生性暴力犯罪、乱伦、人们社会心态畸变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家庭和社会不稳定风险系数增大。

男人抢女人的饭碗，就业压力大

人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婴儿出生性别比升高并带动劳动年龄人口性别比升高，对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将产生某些影响。男性劳动就业将变得更为困难，未来一二十年男性劳动力过剩和“就业性别挤压”将比较严重。一些女子占据生产绝对优势的行业，比如纺织、服务等，不得以只能让男子来承担。

孤寡老年女性将会减少，居家养老增加

从我国人口老龄化特点和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时间差”实际出发，只能走社会养老、家庭养老和老年劳动者自我养老“三养”相结合的路子。鉴于目前出生性别比偏高实际，40年以后过低的老年性别比将会升高，孤寡老年女性将会减少，家庭养老在上述“三养”中的地位将得到加强，居家养老方式会有所增加。

人口严重萎缩

男多女少会给人口再生产带来严重障碍，造成人口严重萎缩。因为人口的再生产主要是通过母亲来实现的。女性在社会人口中比例的萎缩，必然会导致人口再生产能力的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