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和法家对秦汉政治的影响
文／曹舒雯
摘要： “法家”和“儒家”这两个学派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个极端，法家是用严酷的法律治理天下，而儒家则是用周朝的礼仪治理天下。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时代，法家和儒家都会被那些不同的君王任命，从而使得这个朝代的发展有所改观。
关键词： 儒家、法家、汉朝、秦朝、韩非子、董仲舒、
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周游列国，却始终没有投靠一个好的国家，或者说是一个好的君主，使得他的才华无地施展。而在此时，商鞅、申不害等法家人士却受到了各个国君的重用，法家的被重用的时期，很明显是在秦朝的时候；而儒家的兴盛时期，则是从汉武帝遵从董仲舒的说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的。那儒家和法家的学说到底对秦和汉产生了怎样的政治影响呢？
一、儒家
北宋宰相赵普曾经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可见当时论语的重要性，也可以看出学习论语治国的这段时期的政治制度。《论语》主要讲的内容就是所谓“仁、义、礼、智、信”，而如果要用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话，那么他治理天下的方针必然就是“以礼待人、以德服人”，换句话说，也就是施行仁政。
儒家思想认为，社会治乱的根本在于人心。而如果想要社会安定的话，就得要让人心统一，至于统一的办法，自然就是施行仁政。
在《论语》中，孔老夫子曾有多达一百多余处提及“仁”，概括性的讲，仁一部分的意思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友善相处，互相帮助。《孟子》中曾说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也就是说，先爱自己的亲人，之后再爱别人，之后再爱物。总之，孔孟所言都是想让天下用“仁”来归顺自己，用“仁”使得天下太平。
《论语》中曾经说：“克己复礼为仁”，这也就说明了想要“仁”，就必须先有“礼”。“克己”是说约束自己的行为，而“复礼”则是所作所为都要合乎礼仪，就是做到所谓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很尊崇周朝的周礼，因而就做到了“仁”。
《中庸》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经典著作。所谓中庸，就是恰如其分，更符合实际。并不是说所谓的不偏不倚、中立，而是在某一个特殊的场景，做出的选择更符合实际，更符合这件事该处理的方式。孔子认为做官就应该要学习“中庸之道”，这样才会给老百姓带来公平，才会天下太平。
先秦儒家与董仲舒之后的儒家有很大的区别。
正是董仲舒创立了中国原先没有的科举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进入仕途的各级政府官员不论出身富贵，不论财富，而顺利的通过定期考试。这种制度在全国各地实行。这自然，考试的内容也就是儒家学派的经典作品为基础。就这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用太多的要求，就可以做到了。董仲舒是一个聪明的人，他知道大家内心都是想做官的，于是故意不规定什么不准学习其他学派的知识——就如当时的秦始皇一样——董仲舒对异教的管理是相对来说比较宽松的。
董仲舒的说法是，由于人是天的副本，所以人的行为为根据，一定要在天的行为中寻找。这是因为这个观念，他将阴阳家的思想带入了儒家学术，使得儒家学说变了一个模样。
在董仲舒这里，儒家和阴阳家结合了起来。董仲舒认为，天人合一。人是由上天派遣来的，并履行着上天的意志。冯友兰曾经说过：“董仲舒认为无论在肉体或精神方面，人都是天的副本，董仲舒说,，通过礼、乐，就是说通过文明和文化来造就人，因为天有阴阳，人是天的副本，所以人心也包含两个成分，就是所谓的性、情。”
《论语·颜渊》曰：“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也就是说做国君要有像一个做国君的样子，做臣子要有一个像做臣子的样子，父子、兄弟皆是如此。这也就是如家所讲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到了董仲舒的时候，就变成了所谓的“三纲五常”，说的是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五常”指的是五种不变的德行：仁、义、礼、智、信。
天人合一，也就是所谓的天人哲学。可以说是所谓的人民有些时候能够表达出天想表达的意思，或者是自然界给人们带来的那些灾害意味着什么坏的事情要发生。
那我就有一个问题了：为什么孔孟学说在汉朝汉武帝的时候猜得到重用，而却并没有在春秋战国时期发挥一点作用，直到某一国君主的采用呢？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我认为，时代的不同与思想文化的差异是根本原因。
在春秋战国，属于战乱时期的时候，孔子周游列国，却并没有被任何一个国家的君主采纳他的治国方针，以至于这几乎耗尽了他的一生，到了孟子的时候，也仍然是无所收获。这自然是时代的原因了，要知道，当时是战乱时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兵荒马乱，人类的衣食不饱，还有谁会想着要用礼仪来治国呢？而在这个时期，这些君王所面临的问题，绝对不是用礼仪就可以解决了的。试想，你是一名君王，你的国家处处有战争爆发的危机，你还会选择用礼仪来治国吗？你连衣食住行都满足不了，这些最底层的物质需要都满足不了，还拿什么条件来谈这些高级的精神层面？儒家的人会在国家为难之际告诉君主，让他不要担心，不要慌乱，不然整个国家的人心都不稳；但却从来不说什么有效的、能够制止这些问题的方案。这样的时期，这样的政治方式，又有哪个国君会安然自得的采用？不可能的。因而，像这个时期，法家思想就得到了重用。想要知道法家被重用的原因，就得去了解法家的思想。
二、法家
提起法家，人们脑海中首先想到的就是残暴。因为在秦始皇时期，正是因为采取了法家的政策，才使得民不聊生，徭役、赋税压的老百姓喘不过气来。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秦朝实行的并不完全是谋臣李斯出的建议，也有自己的想法，而正是因为自带的这些想法，才使得秦朝的法如此严酷暴戾，而法家也算得上是无缘无故地背上了一个骂名，使得百姓愤恨。这一点 可以说法家是被冤枉了。
同样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表现的就不像儒家那么不切实际了。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复杂的，天下被天子所封的那些诸侯国大多是处于“半独立”的状态，因为他们虽然名义上是属于周天子的，但事实上自己有自己的权利，天子是管理松散的，诸侯可以随意治理自己的百姓。可以说是所谓的“我的上司的上司，不是我的上司”。而这些国家也处处处于危险状态，因为他们自己也无法确定哪天自己就会灭亡，毕竟周天子是无权管理这些事务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诸侯国就会面临很多问题。诸子百家都在为这些问题而考虑。但是他们提出来的很多解决方案是不能用的。因为在这期间，诸侯并不是需要对百姓实行仁政的思想，需要的是如何处理政府面对新问题的方案。这就是我所要说的法家的现实主义。
法家被人称之为法术之士，其原因就是，他们提出了治理大国的法术。让那些困扰诸侯的问题得到实际性的解决。可以说，大家讲的是如何治理一个国家，是实际的，而并非思想上的。
韩非子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是十分值得分析的。他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在韩非子之前，还有商鞅、申不害等法家的著名人物，但是他们的思想各不相同，韩非子则是集中了这些人的思想，为法家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也就是所谓的“势、术、法”结合在一起。“势”指权力、权威，“法”指法律法制，“术”指办事、用人的方法和艺术。
韩非子充分的意识到时代在进步，而在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黄金时代是在过去的尧舜禹的时期，甚至更远的伏羲女娲时代，这些学派都用尧舜禹等人做文章，道家就更厉害了，他们拿伏羲女娲来作文章，没有比这更久远的了。但事实上，正如韩非子所猜测的，历史是在进步，而不是在倒退。当时代在发展的时候，如果再用古老的方法去统治，那又怎么能够成功呢？必须用一些新的治理方式。
法家把一切法律都规定得十分完善，违者处罚，有功者奖赏，无论是百姓还是官僚，或者是皇亲国戚，甚至皇帝本人都必须遵守法律。韩非子认为，这样治理国家并不需要特殊的才能和高尚的道德，并不需要像儒家那样把自己做到道德的至高点，使自己成为榜样，之后让百姓们效仿。只需要将平衡把握好，就可以了，换句话说，就是“天子与庶民同罪”。
韩非子说，皇帝不需要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他只要懂得按照法律行事就可以了。因为这些法律都是规定好了的，即使是再愚笨的皇帝，只要跟着法律规定好的去做，就不会有任何错误。但事实上，这样的错误也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很少有皇帝可以控制住自己内心的欲望，而使得天下人民平等。
冯友兰所谓“无为而无不为”，正是法家所说的政治制度，无为是指什么都不做，但是无不为就是什么都做，是让手下的人替自己什么都做了，自己就不需要做什么了。
法家思想所注重的就是帝王手中的权利，他发明出了一套制度，所谓中央集权制度。虽然使用他的第一个朝代仅仅存活了十五年，且二世而亡，但他留下的中央集权制度，却取代了分封制，在中国流传了两千多年。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中央集权制到底有多么好？周朝实行的是分封制的制度，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有功劳，那么就给他封一个诸侯的名号，并且给他分一块领土，但是他们名义上是归周天子管理的。在当时李斯提出这个中央集权制度的时候，很多大臣都是十分反对的，因为，他们都是法古的，也就是效法古代，毕竟周朝还兴盛了八百年，虽然到最后没落了，但大臣李斯却反驳说：“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
分封制的错误，秦朝是不可以重蹈覆辙的。毕竟，分封制分封出的诸侯，那是一代与一代的关系恶化，到后来，越来越久，又有谁还会顾得上什么亲情？都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行事。而中央集权制呢？他可以让地方的群里都集中于皇帝一个人的手上，而皇帝的儿子、兄弟、功臣等人并没有实际的地盘和权利，相当于他们是平民一般。这样，政权又怎么会旁落呢？只可惜，中央集权的制度对于君主的要求也是很强的，因为当一个人掌管了一个国家的重担时，他就不免的有些骄傲了。也很少会有时间真心的投入到这件事物中去。
那产生的后果是什么？自然是政权旁落。那政权旁落的对象又是谁呢？这自然就是皇帝宠幸的宦官，亦或是丞相。所以，法家提出的政权，并不是适用于任何一个皇帝的。就像不是每一个像万历皇帝这样的人都有一个像张居正这样的丞相一样。像秦始皇，他一天要批那么多奏折，却也没有什么怨言，那首先因为他有一个好的丞相李斯，以及一个好的心态。而秦二世呢？他不懂的这个江山是多么难才攻下的，也不懂的要用什么努力才能够守住这个江山，再加上有赵高这么一个巧言令色的丞相，中央集权制再好又有什么用呢？法家指定的规则再好，就连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皇帝都不遵守，又有什么用呢？
其实刚刚已经分析过了，众多君主采纳法家的建议，就是因为他有实际的作用，他们可以说不同于别人的，是那些现实主义，而并非空谈。试想，在一个国家四面楚歌的时候，去任用一个儒家的人，他会怎么办？他一定会让皇帝心平气和，不然国家的百姓都会恐慌，而不提出一些什么实在的建议，比如说应该怎么做才可以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可是，又有哪个君王会在这个时候去选择采纳儒家的建议？那不是空谈吗？那不是一点作用都没有吗？是的，也正是因为这些，他们才更喜欢法家。那为什么到了太平盛世的时候，法家的思想就又受到了排挤呢？自然是因为他对人们心理的影响。不得不承认，法家可谓是秦朝暴政的替罪羊。为什么这么说呢？请想想，在秦朝的时候，百姓们必须严格的遵守法律，不然就得服劳役、坐牢。当时，单单修筑阿房宫的罪犯就有七十余万啊，那是何等残酷的刑法！秦朝是用法家的政策来治理国家的，等到秦朝灭亡了，人们自然就怪法家了，法家无辜就成了替罪羊，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给儒家和道家这两个与法家思想极其相反的晋升或者说是得到重用的空间。
三、法家和儒家的不同
法家认为人生来就是恶的，因此需要用很多外在的条条框框来约束这些坏的思想，而不能够用那些自己心中的道德律来约束自己。因此，法家制定的这些规则，是把人当做一个万恶的极端来看待的。可以说是，把君子与小人看待成了同一种人了。
而儒家呢？儒家是认为人性是有所处的环境而决定的。儒家认为人刚生下来是一张白纸，根据外在的变化而变化的。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孔子认为，一个没有仁爱之心的人，遵守礼仪是没有什么用处的。礼与乐都是外在的表现，而仁则是人们内心的道德情感和要求，所以乐必须反映人们的仁德。孔子主要强调的是仁心，所谓“内仁”，而非从外在约束百姓。
正是所谓的法家和儒家是中国政治思想的两个极端。一个极恶，一个极善。如果中和一下，或许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政治方针了。
儒家和法家最根本的差异就在于，两个学派对君主的要求不同。儒家要求君主是一个君子，什么都得要做到最好，给百姓做榜样。而法家的要求就很低，适用于大多数，他的要求就只是，能够时时刻刻公正、并按照法家的规定而行事的君王即可。因而，很多人想用儒家的政策却不能用，那对君王本身的束缚太大。
四、儒法两家对政治的影响
儒家和法家是两个拥有极其相悖的教义的学派。
法家对政治的影响多数体现在对君主专权的方面。最重点的例子就体现在中央集权这个方面了。法家的影响可以说是存活了两千多年。他打破了传统的分封制，使得皇帝的权利大大的加强了。他使得皇帝第一次拥有了真正的实权，而不是名义上的空谈。
大家之所以成为历代君王喜欢的学派，就是因为他给了君王绝对的好处，让君王治理国家十分的轻松。但他同样也使政治变得十分死板，一切按照规矩行事，却不遵从百姓内心的想法。
儒家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道德和教化上。道及所谓“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德及所谓“仁、智、勇”。在儒家看来，政治动荡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心，因而他们一直试图使人心统一。他使得中国的政治变得不是那么死板、冰冷，而是可以感化人的。“内仁”是他们所要达到的一个标准，用外在的条条框框来框住百姓，又有谁能保证哪一天框子被弄破了呢？只要内在觉醒了，他们就会按照自己心中的道德律去做事情，去执行那些对的。
总之，这两个学派给中国的文化、道德、政治带来的影响是说不尽的，这里面还有更深的东西值得我们去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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