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中的辩证法是什么？

辩证法不论在中国，在欧洲，从古代就产生了。《孙子兵法》中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是继老子辩证思想的发展与深化，是极其丰富而深刻的。具体说来，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曰：“知彼知己”（《谋攻篇》）。讲的是全面观点。既要知彼，又要知己，缺一不可。这是个杰出的命题。孙子认为，观察一切战争都要了解作战的双方，比较、分析双方的“五事”、“七计”，这是观察问题的全面性，是辩证思维的最起码、最基本的要求。

二曰：“有备无患（huàn，灾难）”（《九变篇》）。讲的是变与不变的辩证法。敌我双方对垒，是对立统一的。敌人的条件可知，但难改。自己的条件可知，也可备。所以孙子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形篇》）这说的是，从前会打仗的人，先要造成不会被敌战胜的条件，要等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机会。自己能做到不会被战胜，而要战胜敌人却在于敌人是否犯错误等。所以胜是可以预见的，但切不可强求。他强调用兵的法则是：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会进攻，而要靠自己有敌人无法攻破的力量。（《九变篇》）他强调在战略和战术上都应做到“致人而不致于人”，就是我能制服敌人，而敌人却不能制服我。这就要“有备无患”，打主动战，要牢牢牵着敌人的鼻子走，要做到我打敌人，敌人跑不了；敌人打我，打不着。

三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计篇》）。这是讲用兵的攻与守的辩证法。辩证法是讲变化发展的。攻，不能一味强攻；守，不能一味死守。用兵如神，就要多变战术。攻击敌人无备的地方，出乎敌人意外的行动，才能攻守皆胜。这是用兵致胜的秘诀（mìjué），但战争千变万化、必须灵活运用。要攻击敌人的要害，要用猛虎扑羊的压倒气势进攻敌人，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结束战斗。

四曰：以虚胜实，以寡（guǎ，少）胜众，以弱胜强，以逸待动，以奇制胜等。这些是讲对立面转化的辩证法。两军对垒，在作战中必须看到对立面的转化。孙子在这方面是十分聪明的军事家。他说：“兵者，诡（guǐ，欺诈）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yì，休息）而劳之，亲而离之。”（《计篇》）这就是说，用兵是一种诡诈的行动。所以，能打，装作不能打；要打，装作不要打；要向近处打，装作向远处打；要向远处打，装作向近处打；用小利去引诱敌人，使它混乱而攻取之。敌人力量充实就防备，敌人力量强大就避免决战。激怒敌人，然后退缩，卑辞示弱，使敌人骄傲。敌人休整得好，要设法使它疲劳；敌人内部和睦，要设法离间它。这就是相反相成的奥妙。这里不仅看到了对立面的转化，而且认识到通过主观努力去创造转化的条件。他还指出“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而后生。”（《势篇》）这就是说，即使陷入险境，只要指挥得当，激励士气，也可转危为安，转败为胜。所以，战争是诡诈多端、斗智手段千变万化的行为，战争的指挥者就要灵活运用对立面转化的原理，尤其要造成敌军的过失，强调运用出奇制胜的“示形”、“动敌”的手段。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发挥孙子的思想时所指出的：“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

五曰：以少胜多和以多胜少的对立统一。这是讲战略战术的辩证法。孙子认为在战略上要以少胜多，但在战术上要以多胜少。他说：“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qín，捉拿）也。”（《谋攻篇》）这就是说，用兵的法则在战役上是活的，有十倍于敌的兵力就可四面包围歼灭敌人，有五倍于敌的兵力就可集中力量进攻敌人，有两倍于敌的兵力就设法分散敌人。能打胜，就打它，能逃掉就逃掉，能避开，就避开。这样的战术才能不战则已，战则必胜，避免“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地势篇》），而成为大敌的俘虏。这种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充分体现了朴素的军事辩证法。

六曰：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是孙武军事认识论中的辩证法。他说：“敌近而静者，持（凭）其险（险要地形）也；远而挑战者，欲人（诱人）之进也。”“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疑阵）也。”“尘高而锐者，车（战车）来也；卑（低）而广者，徒来也。”（《行军篇》）这是孙子根据长期的作战经验能透过某些现象的观察，了解到敌人的一般情况。而且还能去其假象，看到本质。如“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半进半退者，诱也。”这就是说，敌人派来的使者措辞谦逊却正在加紧战备的，是准备进攻；措辞强硬而摆成前进姿态的，是准备后退；没有约会而来讲和的，另有阴谋；敌人半进半退的，是企引诱我军，所以切不可被假象所迷惑。这是涉及到现象与本质的对立统一。

七日：“杂于利害”（《九变篇》）的辩证法。这说的是，在战争的一系列矛盾运动中，首先要抓住贯穿于战争全过程的利害矛盾。善战与好战就取决于对战争之利与害的辩证理解。孙子是善战的军师，但不是好战的将军。他说：“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以作战篇》）这就是说，如果看不到用兵的危害性，也就不能看到用兵的利益。又说：“智者之虑，必杂（兼顾）于利害。”（《九变篇》）他要求将帅必须做到全面地看问题，在有利的形势下要看到不利的方面，在不利条件下要看到有利方面，这样才能趋利避害，防患未然。这里有了利与害的辩证法。孙子认为战争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它兼有利与害的两面性，要“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九地篇》）。因而不用战争，也可以保国治民的话，就更为上策。因此，他主张：“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谋攻篇》）这就是说，能运用政治外交手段获胜是上策，而用兵攻城则是不得已的下策。因而善于用兵者，不在于“屈人之兵”，“拔人之城”，“毁人之国”，而在于“兵不顿而利可全”。也就是说，善于用兵的统帅，不经战斗即能使敌人屈服；不经攻坚即能取得敌人城池；不须长久时间即能摧毁敌国；而在于用谋略，使战力不受伤害，成果却能完全获得，甚至不战而胜。所以，明智的将帅在考虑问题时，必须同时兼顾利与害两方面。这就叫“杂于利害”的辩证思考。如虽遇必可打败之敌，但为集中兵力于其他方面不去打它；虽有必争之地，但为速决全胜也可不争；国君的命令若不利于战争，也可以不接受，将在外，君令有所不从，因为要考虑到利与害两方面。

八日：“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虚实篇》）的多变观。这说的是对人对物都要持变化的观点，“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在孙武看来，“兵形像水”，水的流动是“避高而趋下”，因而用兵的规律应像水一样由高往低处流，避实而击虚；水的流动会因地形而变化其方向，用兵也要顺应敌情变化而克敌制胜。所以用兵之道，没有固定的法则，就像水一样因地形而改变其流向；也像金术水火土一样，相生相克，不分谁胜；就像春夏秋冬，交替更迭；就像日有长短，月有圆缺。故用兵无常形，避实击虚，随时依敌情变化，而变化战术。只要善于掌握变化的规律，就能变敌之实为虚，变己之虚为实，故“胜可为也”。例如孙武用“我专敌分”，虚张声势，使敌人莫测我之虚实，则能做到我兵力集中，而敌人兵力分散，又找不到我之主力，而我方又可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之分散兵力。孙武这种指导战争的灵活性，反对一成不变的机械观点，正是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进步性的思想，这与没落势力代表人物常以孤立、静止、片面的形而上学观点看待战争的思维方法是根本对立的。

九日：君得民心，将得军心，是胜利之本。他说：“道者（政治），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害怕）危。”（《计篇》）又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俱死。”（《地形篇》）这说的就是将要爱兵，才能官兵一心，要防止“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烦扰）也。”（《九变篇》）这就是说，将要廉洁，是兵之表率，但廉洁的将帅应防止过分清高而经不住侮辱；爱民是取胜之本，但要防止为得民心，只顾眼前与局部的爱民之功，而忽视了长远的与全局性的战略目标，那就会被敌人的一些暴行所烦扰，以致顾此失彼。这是十分辩证的。

当然，《孙子兵法》中的唯物论与辩证法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精华，但还只是朴素的、原始的。它虽然论述了决定战争胜负在于人事，而人事之本又在于君民一致和官兵一致，但它过分夸大将帅的作用，认为“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作战篇》）而对人民和士兵却提倡愚兵政策。孙武说：“愚（yú，愚笨）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犯之以利，勿告以害”，“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九地篇》）这就是说，要蒙蔽士兵的耳目，使其对军事计划毫无所知；驱使士兵完成某项任务时，只告诉他们有利的一面，而不告诉其危险的一面；对士兵像驱赶羊群一样，赶过去，赶过来，使其不知去何方。这显然是不可取的。而且孙武由于害怕士兵逃散，就主张让士兵到深入敌国腹地的“死地”去作战，使其无路可走，以此稳固军心，拼死战斗，死中求生。甚至认为将帅的任务，就像登高而抽去梯子一样，使士兵有进无退。这些主张都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与民众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表现在将帅与士兵中也存在根本利害的冲突。

另外，在自然观上，孙武认为发展变化是“终而复始”，“死而复生”，‘如环之无端’等，这些都包含着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循环论的糟粕。在作战原则上，他也有些片面的观点，如过分地强调速胜，说什么“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之”。这就笼统地把速胜作为一条普遍军事原则，是片面的，没能正确地认识速胜与持久的辩证统一关系。

总之，从总体上说，《孙子兵法》对我国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国历代将帅没有不读这部兵书的，凡是讲武论兵者，皆以孙子的兵学思想为依据。《孙子兵法》在哲学上也有相当的地位。战国的韩非曾说过：“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五蠹（dù）》）可见，早在战国时代就已家喻户晓。汉代时，武帝看大将军霍去病不好古籍，“尝欲教之吴孙兵法。”（见《汉书·卫青霍去病传》）三国时曹操曾称赞《孙子》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曹操集·孙子序》）唐太宗李世民也赞赏道：“观诸兵书，无出孙武。”（《李卫公问对》）现代的毛泽东更是高度赞扬说：“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乃是科学的真理。”（《论持久战》）

狲子兵法》在世界的影响也可见一斑。《孙子兵法》在现代军事思想史中的价值，已有“世界兵圣”之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