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书的发展

中国夏商与西周的法

中国夏商与西周的法，是一种完全依附于礼的法。由于上古时期的尧舜等圣君的礼治，以及后来的周公等圣人的极力推崇，礼仪、礼治、礼教被推向全社会。这种“礼”的思想完全扎根于人们的意念之中。而法只是礼的一种附庸，只是礼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是如何运行的呢？

奴隶制的朝代里国家的法律条文

在奴隶制的朝代里，国家的法律条文，也就是所谓的《刑书》是不公开的，正所谓“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 (《左传》昭公六年孔颖达疏语)。 而那些奴隶主贵族进行判断的时候，往往会标榜自己是遵从“礼”的原则，自己是以礼治国，依礼治国。这样，奴隶主就可以凭借自己个人的意愿进行量刑以及判刑。而奴隶们对于自己为什么会被判罪，以及为什么会被判成这样的罪名，都不清楚。换句话说，他们也无权知道，他们所拥有的权利就是服从。

公元前536年郑国铸刑书于鼎

当社会发展到春秋的时候，奴隶制已到了衰败的尾期，奴隶们要反抗，那么，这种秘密法的传统就首当其冲。公元前536年，郑国的执政子产顺应时势，领朝代之先，铸刑书于鼎，公布于众。向人民保证法律定将贯彻执行，其运作将有高度的可预见性，再不会被官员恣意运用。这样，至少执法的平等性能够得到一定的保证。随后，各诸侯国纷纷改革，公布法律。按道理来说，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但是，当时社会上却出现了一个强烈的反对声。

晋国的叔向却写信给子产说：“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他说，人们一旦知道了刑书的条文，就不会再看重道德，遵守礼仪，而是会去“征于书”，去钻法律条文中的空子。而且刑书一旦公布，人们就可以知道官员审判案件时是否合理合法，这样，社会舆论就会对官员产生一股强大的监督力。这些严重侵害贵族利益的新事物，在叔向眼中都是不可容忍的。他所代表的是那些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利益。

公元前513年冬晋铸刑鼎

公元前513年冬，晋铸刑鼎，赵鞅、荀寅把范宣子制定的刑书铸在铁鼎上。孔子评说：“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他不由得发出了“晋其亡乎！失其度矣”的感叹（《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如果说叔向是反对把法律明文公布出来，反对把法律从礼教中独立出来，那么，孔子的思想更保守，他直接反对法，认为把法律条文刻上鼎簋是一种无视贵贱之分的行为，是一种礼坏乐崩的行为。他说这样贵贱无序，破坏了等级制度，损害了周朝的礼。对于孔子的这种思想，我不敢苟同，只能表示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