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税罪和走私普通货物品罪的区别什么
税罪
定义：纳税人、扣缴义务人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在帐簿上多列指支出、少列收入，拒不向税务机关申报等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应缴税款或已扣税款，情节严重的行为。
1） 客体：税收征管制度。
2）客观方面：（一）偷税的行为手段具体表现为行为种（1）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和记帐凭证，使纳税的真实和直接的依据丧失。（2）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使应纳税款变少。（3）拒不按税务机关的通知进行纳税申报，以及逃避税款的行为。（4）向税务机关进行虚假纳税申报。（5）扣缴义务人采取上述行为手段，不缴或少缴已扣、已收税款的行为。（二）情节严重是必要条件，包括（1）纳税人偷税数额占应缴税额的10%以上不满30%，且偷税数额在1万元到10万元之间。（2）数额不足上述要求，但因偷税漏税被行政处罚（非刑事处罚）两次后又偷税的。（3）扣缴义务人偷税数额占应缴税额的30%以上且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连续犯要从重或加重处罚。
3） 主体：特殊主体，即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包括个人和单位。
4） 主观方面：故意，且具有逃避税务义务，谋取非法利益的目的。
5）认定：（1）符合税收征管法律、法规的避税行为，既不违法，也不犯罪。（2）无意识漏税或过失漏税，缺乏主客观要件，不构成犯罪，应及时补税并给予必要的行政处罚。（3）故意偷税，但情节不严重，不构成犯罪。但违反税法，给予行政处罚。
一、关于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
(一)起诉书指控：1997年4月，被告人唐坚、张正友、王佩琼为牟取非法利益，***谋将他人委托报关价值人民币52万余元的进口家具(应缴税额计人民币39万余元)，以10万余元人民币报关缴税，偷逃税额合计人民币29万余元，非法牟利人民币4万余元由三被告人平分。
对指控的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宣读了未到庭证人夏卫东、顾爱明、郑辉、曹松、李长海、刘征的书面证言，宣读并出示了货物单据、报关单证、海关进口关税专用缴款书、海关进口货物税款核定情况表，对唐坚、张正友在侦查期间的陈述笔录进行了质证。
(二)起诉书还指控：1997年12月至1998年2月，唐坚、张正友、王佩琼***同将他人委托报关价值人民币180余万元的三批中央空调零配件(应缴税额计人民币86万余元)，以10万余元人民币报关缴税，偷逃税额合计人民币75万余元，非法牟利人民币12万余元由三被告人平分。
对指控的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宣读了未到庭证人许强、顾永春、程雷、陈风雷、何国光、赵戈、李长海、李存发、叶治中的书面证言，宣读并出示了货物单据、报关单证、海关进口关税专用缴款书、海关核定走私案件偷逃税额联系单，对唐坚、张正友在侦查期间的陈述笔录进行了质证。
在庭审中，证人翟炜宇、崔月红出庭作证，分别陈述了与被告人王佩琼工作职责有关的事实，并对控、辩双方及被告人王佩琼的询问和发问作了回答。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唐坚、张正友、王佩琼***同走私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105万余元，其行为均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数额特别巨大，应依照《中华人民***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处罚。被告人唐坚到案后能主动交待侦查部门尚未掌握的走私犯罪，属自首，应依照《刑法》第六十七条之规定从轻处罚。
被告人唐坚、张正友、王佩琼对公诉机关提出的上述证据没有异议。被告人唐坚、张正友对起诉书指控各自的上述事实没有异议。但张正友提出，王佩琼并未***谋和参与上述走私事实。张正友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所作王佩琼***谋并参与上述走私事实的陈述是侦查人员诱供造成的，因而是虚假的。被告人王佩琼当庭否认自己***谋并参与了上述走私事实。
唐坚、张正友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唐坚、张正友的上述事实、证据和罪名没有异议。唐坚的辩护人提出，考虑到上述偷逃的应缴税额在案发后已大部分追回，建议对唐坚适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予以量刑。张正友的辩护人提出，张正友以牟利为目的，帮助企业单位偷逃关税，是单位犯罪中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张正友量刑处罚。
王佩琼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就指控王佩琼犯罪宣读和出示的证据没有异议，提出王佩琼到案后始终否认***谋和参与上述走私事实，张正友在庭审中推翻了他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的供述。唐坚到案后数月内也未供述王佩琼***谋并参与上述走私事实，故起诉指控王佩琼参与走私犯罪的证据不足。即使认定王佩琼参与此节犯罪，也只能构成《刑法》第四百一十一条规定的放纵走私罪。
经审理查明：
(一)1997年4月，上海翔鸣置业有限公司从意大利进口一批家具，价值人民币52万余元(应缴税额计人民币39万余元)。该公司通过他人将该业务以17.5万元人民币让被告人唐坚报关。唐坚为牟取非法利益，拉拢被告人张正友、王佩琼***同参与，由张正友使用家中的电脑、打印机，采用改变货物单价等方法伪造报关单证，由王佩琼确定低报税额，并由唐坚、王佩琼办理报关缴税等手续，以10万余元人民币报关缴税，偷逃税额计人民币29万余元，非法牟利人民币4万元则由唐坚和张正友、王佩琼夫妇平分。
证明此节事实的有：(1)上海翔鸣置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顾爱明、夏卫东的证言、货物单证和支付税款凭证，证实该批家具总价6.28余万美元，付出报关费用17.5万元人民币给张正友。(2)张正友伪造的报关单证，上有三通报关行专用章和报关员郑辉私章，以及王佩琼作为海关审价人员签名，报关价格为1.65万美元。(3)外高桥海关进口税专用缴款书，上有复核人王佩琼的工号、税款总额为10.36万元人民币。(4)海关关员翟炜宇出庭作证，以及海关关员刘征、李长海的书面证言，证明上述家具报关时海关审价栏中“王”是王佩琼所签，与王佩琼的职责一致。(5)上海海关提供的进口货物税款核定情况表，证明上述家具关税、增值税款合计人民币39万余元。(6)张正友在侦查期间的陈述笔录与唐坚的供述相互印证，证明王佩琼***谋并参与上述走私的事实。上述证据经过庭审质证，成为认定此节事实的依据。
(二)1997年12月至1998年2月，意大利阿尔西制冷工程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先后分三批进口价值人民币180余万元的中央空调零配件(应缴税额计人民币86万余元)。该公司通过他人以38万元人民币的总费用委托许强(另案处理)报关。同年12月，许强以人民币15.5万元将第一、二批中央空调零配件包给唐坚报关。唐坚伙同张正友、王佩琼采用前述作案方法，以“控制箱配件”冒充“中央空调零配件”，仅用7万余元人民币缴纳税款，非法牟利8万余元人民币由唐坚与张、王平分。1998年2月，许强又将第三批“中央空调零配件”以10.5万元人民币包给唐坚报关。三名被告人得知前两批货物报关被人怀疑，遂***谋改为“气压动力装置”名义继续虚假报关，仅以人民币3万余元缴纳税款，非法牟利人民币4万余元仍由唐坚与张正友、王佩琼平分。
证明此节事实的有：(1)阿尔西制冷工程技术(北京)有限公司职员陈风雷、许强的书面证言和货物单据、支付税款凭证，证明上述货物总价22万余美元，由许强以人民币26万余元交唐坚低报税额。(2)张正友伪造的报关单证，上有王佩琼作为海关审价人员签名；海关进口关税专用缴款书，上有制单人王佩琼的工号、税款总额10.79万元人民币。(3)海关关员翟炜宇、崔月红出庭作证，证明上述报关单证审价人员签名是王佩琼所写，上述专用缴款书制单人工号是王佩琼的。(4)原上海奥吉国际货运有限公司报关人员赵戈的书面证言，证明上述伪造的报关单是由王佩琼、唐坚交由赵戈报关，并由王佩琼审价、征税。(5)上海海关提供的核定走私案件偷逃税额联系单，证明上述中央空调零配件应缴税额人民币86万余元。(6)张正友在侦查期间的陈述笔录，与唐坚的供述相互印证，证明王佩琼***谋并参与上述走私的事实。上述证据经过庭审质证，成为认定此节事实的依据。
本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唐坚、张正友***同走私，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105万余元的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两被告人亦予供认。辩护人对起诉指控唐坚、张正友的上述事实、证据和罪名均无异议。公诉机关指控唐坚、张正友犯走私货物罪的事实和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
被告人王佩琼是否参与***同走私犯罪，是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根据庭审质证的结果，可以认定张正友偷逃应缴税额而伪造报关单证，均是经过王佩琼作为海关工作人员审价通过，其中所涉进口家具的报关单证上均盖有三通报关行、报关员郑辉的印章，而王佩琼知道郑辉并非三通报关行的报关员。上述相关的海关进口关税专用缴款书亦均是王佩琼制作或复核的。唐坚到案后直至庭审中，均对王佩琼***谋并参与上述***同走私的事实经过作了供述，与张正友到案后对此节事实所作的供述相互印证，证实王佩琼不仅明知唐坚、张正友伪造报关单证偷逃应缴税额，而且是由王佩琼确定了虚假的货物品名和所报的税额，并由王佩琼利用职务便利审价、制单通过。由此证明王佩琼不仅有参与走私犯罪的客观行为，亦有参与走私犯罪的主观故意。唐坚到案初期，既未供述出王佩琼，也未供述出张正友，与最初希望掩盖王、张犯罪的辩解并不矛盾。张正友虽然在庭审过程中否认王佩琼参与走私，并辩称张以前的多次供述是侦查和审查起诉人员诱供，但张正友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其原来所作的供述不仅在事实上与唐坚供述相互印证，而且张正友所供述王佩琼明知并参与走私犯罪的诸多情节乃至细节既符合逻辑，又符合情理。相反的是，张正友在庭审过程中对此节的翻供，既不符合基本的逻辑常识，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本院自然不能采信。综上，本院认为王佩琼案发后否认自己故意参与走私犯罪的辩解，缺乏事实依据。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佩琼参与唐坚、张正友***同走私，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105万余元的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辩护人关于王佩琼不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的理由依据不足，不能成立。公诉机关指控王佩琼犯走私普通货物罪的事实和罪名成立，本院亦予以确认。
《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一)项规定，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唐坚、张正友、王佩琼***同走私普通货物，偷逃应缴税额累计人民币105万元，应当依照上述规定处罚。案发后海关从有关当事人处追回被偷逃的大部分应缴税额，并不影响对三名被告人犯罪数额的认定。
被告人张正友帮助企业单位偷逃应缴税额，并从中牟取非法利益。但公诉机关并未指控本案系单位犯罪，张正友也不是所涉单位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因此，辩护人提出张正友是单位犯罪中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并由此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处罚的意见，没有足够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采纳。
《刑法》第四百一十一条规定，海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放纵走私，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在本案中，王佩琼不但明知是走私行为而予以放纵，使其不受查究，而且还向唐坚、张正友提供可能低报、偷逃税额的货物名称，使张正友据此伪造报关单证，得以低报，偷逃税额，因此，王佩琼的行为不仅是放纵走私，而且参与走私，应当依照走私普通货物罪处罚。
《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在***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被告人唐坚在本案中首先起意走私，又积极拉拢张正友、王佩琼参与***同犯罪，在***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被告人张正友积极参与走私犯罪，并伪造报关单证，在***同犯罪中亦起主要作用，是主犯。被告人王佩琼被拉拢参与走私犯罪，提供低报税额的货物品名并放纵走私通过，在***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根据其在本案中的具体情况，可以减轻处罚。
公诉机关认定唐坚到案后能主动交代侦查机关尚未掌握的走私犯罪，属自首。辩护人对公诉机关认为唐坚自首没有异议。本院经审理查明，唐坚因受贿犯罪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如实供述侦查机关还未掌握的走私罪行，依照《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以自首论，可以减轻处罚。
二、关于受贿罪
起诉书指控：1997年3月至10月，唐坚利用职务便利，多次收受刘代明的贿赂计人民币现金9万元、支票人民币5万元和一套价值人民币2.18万元的音响，合计价值人民币16万余元。1997年12月至1998年4月，唐坚利用职务便利，两次收受叶鸣的贿赂计人民币3万元。
对指控的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宣读了未到庭证人刘代明、田伟、王书松、唐继跃、叶鸣、桂俊杰的书面证言，宣读了唐坚的职务证明、有关音响的估价结论、海关关于所涉车辆的应缴税额证明，出示了唐坚查验所涉进口车辆的记录。
被告人唐坚及其辩护人在庭审过程中对公诉机关指控其上述受贿的事实、证据和罪名没有异议。但唐坚提出收受刘代明贿赂现金9万元中有3万元是徐晓明归还唐坚的借款。收受刘代明的音响一套，是托刘代明买的，因刘未提供发票，故唐坚未付款。辩护人还提出唐坚收受刘代明5万元支票一张，因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刘代明是否兑现了支票，故此节不能计入受贿数额。
经审理查明：
1997年3月至10月，唐坚利用其担任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海关货管科查验员的职务便利，接受上海日月山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代明(另案处理)的请托，事先明知该公司代理报关的系宝马528I型轿车，却在查验中以该公司提供的系宝马518I型轿车的商检证明为依据，将80辆宝马528I型车以518I型通过检验，导致关税被偷逃合计人民币1600余万元(案发后被追回)。期间，唐坚多次收受刘代明贿赂计人民币现金6万元、支票一张人民币5万元、音响一套价值人民币2.18万元，合计价值人民币13.2万余元。1997年12月至1998年4月，唐坚又利用上述职务便利，接受美国捷豹(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业务员叶鸣的请托，事先明知该公司低报进口轿车，仍先后将4辆宝马428I型、克莱斯勒卷云型、日本丰田佳美等型号轿车以宝马518I型等通过查验，导致该公司偷逃关税合计人民币36万余元(案发后追回20余万元)。期间，唐坚两次收受叶鸣贿赂的人民币3万元。
证明此节事实的有：(1)海关查验上述进口轿车的书面记录，均有唐坚作为海关查验人员的签名。(2)海关关员王书松的书面证言，证实与唐坚查验所涉进口轿车的经过。(3)刘代明、叶鸣的书面证言，证实向唐坚行贿的事实经过。(4)海关关于上述进口轿车的报关情况和追缴偷逃税额的证明，证实上述84辆进口轿车的报关税额和追缴逃税额的情况。(5)证人唐继跃的书面证言，证实他在1997年4月左右，帮助唐坚兑换一张5万元面额的空白支票，并将5万元现金交给了唐坚。(6)案发后查获的音响一套及估价鉴定结论，证明音响系刘代明为唐坚所买，价值人民币2.18万元。上述证据均经当庭质证，成为认定此节事实的依据。
本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唐坚收受贿赂的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被告人亦予供认，辩护人对起诉指控唐坚的上述事实、证据、罪名均无异议，公诉机关指控唐坚犯受贿罪的事实和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唐坚托刘代明所买音响一套，唐坚明知该套音响的国内价格约2万元左右，故刘代明没有提供发票，不能成为唐坚不付款的理由，且唐坚此后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多次收受刘代明贿赂的人民币，也从未将音响款付给刘代明，刘代明也明确音响是送给唐坚的。因此，公诉机关指控唐坚受贿音响一套是有事实依据的，应予认定。唐坚在庭审中辩称未收受刘代明托徐晓明转送的3万元人民币，经查唐坚到案后一直供述其收到过这笔3万元，其庭审中的辩解理由亦不可信，但考虑到徐晓明现无证言证明的情况，本院认为可以不认定唐坚的此节受贿事实。
三、关于非法经营罪
起诉书指控：张正友于1997年至1998年初，伙同王佩琼倒卖机电产品进口登记表7张给宣枫，获利人民币2.1万元。王佩琼还伙同张正友，以人民币0.5万元将两张铝型材特定商品进口登记证明倒卖给郑辉。之后，王佩琼酬谢提供证明的何国光3000元人民币。
对指控的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宣读了未到庭证人宣枫、何国光、谢文俊、郑辉、孙逸勇、吴国庆、蒋琪民的书面证言和有关笔迹鉴定结论，出示了上述机电产品进口登记表、铝型材特定商品进口登记证明、收取费用的财务凭证等书证。
张正友在庭审中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证据没有异议，但辩称王佩琼不知道张从中牟利的事情。王佩琼在庭审中对提供有关进口登记表、进口登记证明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辩称自己没有倒卖的故意和行为。
张正友的辩护人提出：《上海市机电设备进口证明管理办法》不具有行政法规的效力，张正友提供有关登记表并未明码标价，故张正友的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王佩琼的辩护人提出王佩琼没有倒卖的故意行为，也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经审理查明：
被告人张正友于1997年至1998年初，受大嘉实业公司业务员宣枫的请托，通过王佩琼从三凯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助理何国光处先后索取了盖有上海市机电产品进口专用章的机电产品进口登记表7份，交给宣枫用于办理喷墨打印机、电缆、程控交换器零件等机电产品的进口报关登记手续，宣枫以每张3000元人民币，采用“代理服务费”等名义向张正友支付了计人民币2.1万元。期间，王佩琼将从何国光处索取的两张盖有上海市计委特定商品进口登记专用章的特定商品进口登记证明提供给上海派皇国际贸易公司经理郑辉，用于铝型材进口报关登记手续，并收受了郑辉支付的人民币5000元。之后，王佩琼为酬谢而送给何国光人民币3000元。
证明此节事实的有：(1)上述有关进口登记表、进口登记证明，证实何国光向王佩琼、张正友提供并由宣枫、郑辉用于进口报关登记。(2)证人何国光、谢文俊、郑辉、宣枫的书面证言，分别证实向王佩琼、张正友提供进口登记表、进口登记证明、支付有关费用的事实。(3)有关财物凭证及笔迹鉴定结论，证实张正友以代理、服务费等名义收取费用的事实。以上证据经当庭质证，成为认定此节事实的依据。
本院认为，张正友明知向宣枫提供盖有上海市机电产品进口专用章的机电产品进口登记表，每张可得人民币3000元，仍积极通过王佩琼索取上述进口登记表7张交给宣枫，并从中获利21000元人民币的事实清楚。考虑到张正友、王佩琼被指控的行为尚不完全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可不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被告人唐坚、王佩琼身为国家海关工作人员，本应严格自律，爱岗敬业，遵守法规。但唐坚、王佩琼却视国家法律和海关工作纪律于不顾，与被告人张正友相互勾结，以低报关税偷逃应缴税额等犯罪手段，帮助他人走私，并从中牟取非法利益，其结果必然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这完全是唐坚、张正友、王佩琼咎由自取，罪有应得，被告人唐坚还犯有受贿罪，依法应一并予以惩处。据此，本院为严肃法纪，保障国家机关和社会的正常工作秩序，根据本案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唐坚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其个人财产人民币2万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1998年4月23日起至2015年4月22日止)，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没收其个人财产人民币2万元。
二、被告人张正友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1998年8月28日起至2008年8月27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其个人财产人民币2万元。
三、被告人王佩琼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1999年10月13日起至2004年10月12日止)，并处没收其个人财产人民币1万元。
四、各被告人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予以追缴。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审判长 袁汉钧
代理审判员 孙劲草
代理审判员 徐翠萍
书记员 胡洪春
韦 庆
评析
这是一份由中级人民法院制作的走私普通货物、受贿和非法经营案第一审刑事判决书。本判决书的制作符合修订样式规范的基本要求，且具有以下特点：
一、对指控的犯罪采用控、辩、审方式分别叙述
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唐坚、张正友、王佩琼犯有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唐坚和王佩琼还分别犯有受贿罪和非法经营罪。判决书将指控的这三个罪，采用控、辩、审的方式，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被告人的辩解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和庭审查明的事实、证据，以及三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犯的什么罪，各被告人在***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检察机关的指控和被告方的辩护是否成立，均分别逐一加以叙述和论证，颇具新意。
二、对控辩双方有分歧的事实、证据进行了分析、认证
被告人王佩琼是否参与***同走私犯罪，是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判决指出，根据庭审质证的结果，可以认定张正友为偷逃应缴税额而伪造单证，都是经过王佩琼审价通过；相关的海关进口关税专用缴款书也都是经王制作或者复核。唐坚与张正友的供述，证实王佩琼不仅明知唐、张伪造报关单证偷逃应缴税额，而且是由王确定了虚假的货物品名和所报的税额，并由王利用职务便利审价、制单通过。由此证明，王不仅有参与走私犯罪的客观行为，亦有参与走私犯罪的主观故意。因此，王佩琼否认自己参与走私犯罪的辩解，缺乏事实依据。
三、对控辩双方提出的适用法律方面的意见一一作出了回答
判决书对检察机关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鉴于偷逃的应缴税额大部分已被海关追回，是否影响对三被告人犯罪数额的认定；对王佩琼参与走私的行为应当如何定性；张正友的行为是否构成单位犯罪；张正友、王佩琼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等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例如，针对王佩琼的辩护人提出的起诉指控王佩琼参与走私犯罪的证据不足；即便认定王参与此节犯罪，也只能构成放纵走私罪的观点，判决认为，王佩琼不但是走私行为而予以放纵，而且还向唐坚、张正友提供可以低报、偷逃税额的货物名称，使张据此伪造报关单证，得以低报、偷逃税额。因此，王的行为不仅是放纵走私，而且参与走私，应当依照走私普通货物罪定罪处罚。又如，针对检察机关提出的张正友伙同王佩琼倒卖机电产品进口登记表获利2.1万元，构成非法经营罪的指控；被告人张正友的辩护人提出张正友的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和王佩琼及其辩护人提出没有倒卖的故意和行为的辩解和辩护意见，判决认为，张正友明知向宣枫提供盖有上海市机电产品进口专用章的机电产品进口登记表，每张可得人民币3000元，仍积极通过王佩琼索取上述进口登记表7份交给宣枫，并从中获利2.1万元的事实清楚。“考虑到张正友、王佩琼被指控的行为尚不完全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可不以非法经营罪论处”。但如果进一步从犯罪构成理论分析、论证张、王的行为为什么不完全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就更清楚了，说服力也就更强了。
引用法律条文有的欠准确。凡有款、项的，应当引用到款、项。例如，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的自首分为两款，第一款是关于自首的概念和处罚原则的规定，第二款才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的规定。因此，不能笼统引用刑法第六十七条，而应当具体引用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又如，刑法第二十六条分为四款，第一款才是何谓主犯的规定。“本院认为”部分引用的法律条款无疑是正确的，但在阐述什么是主犯时，只引用了刑法第二十六条，而没有具体引用第二十六条第一款。
按照修订样式的规定，“经合议庭评议并报审判委员会决定”一句可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