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文武全才？

第一次从中国历史这个宏观层面接触文武全才这个词是从我的中国法律思想史老师李启成先生那里，他眼中的这样的人只有两个：王阳明和曾国藩。ms余秋雨也这么说。只是我从前并不明白什么叫文武全才。现在也只是抹零两可的明白，大概就是匡国济世之才吧，应该是文的来说要有自成一派的学说理论，武的来说要能领兵抗敌。这只能算是我对于此的很肤浅的理解。这么看来就要分析分析了，首先是王阳明。王阳明针对宋明理学清谈空疏的趋向，提出阳明心学与之对抗。他强调"知行合一"，发扬儒家经世致用的积极意义，以求振衰救弊，挽救封建统治危机。他为朝廷平定了宁王叛乱，亲自擒获叛王朱宸濠。他更为朝廷镇压了多次农民起义。出任江西巡抚时，对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的农民起义军和少数民族起义军大施杀伐，据他自己给明武宗请功的奏疏中记载，被他杀害的起义军人数达一万一千七百二十八人之多。而且直到他临死之前，他还总督两广军务，在剿灭起义军的归途，病死在南安舟中。他为极权专制者卖命，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但同时有人指出，王阳明，只是一个自惑惑人的“刽子手”。王阳明在“哲学”思维上，未给后人留下任何真正可以有助于人们进行真思辨的方法或工具。王阳明的“知”，纯粹是“知”“天理”，“知”“君臣父子”、“三纲五常”、“孝悌忠恕”等等伦理道德，而丝毫不是“知”任何其他的一切知识。王阳明的“行”也同样是“行”“君臣父子”、“三纲五常”、“孝悌忠恕”等等伦理道德，而丝毫不是“行”任何其他一切具体的诸如生产活动。正是因此，王阳明可以把“行”看作是“一念发动”，因此，“行”了也就是“知”了，“知”了也就是“行”了，于是如此便是“知行合一”了。正是因为他只说“知”、“行”伦理道德，所以他能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正“如言学（知）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知），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知）孝乎？”纵观王的一生，只能是一个伪哲人。其次是曾国藩。曾国藩以"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自命，决心以刚毅的精神肩负起挽回大局的重任。他对太平军、捻军的镇压，他倡导洋务运动自救图强，都与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有着密切联系。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在政治家，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庠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已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已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总的来说，“曾国藩事功之大，誉称晚清‘中兴名臣’，创办洋务，不愧为洋务派领袖，著作丰富，可当之为学者，研究古文辞，无忝于文人，治军有方，调配得宜，堪与古代兵家相媲美，拥兵而不自重，善权变而又谦退，足见道德修养功夫之深厚；吏治清廉，教养兼施，鞠躬尽瘁，以身作则，不啻为青天，治家有道，关怀子弟，亦为后人楷模”。真正的文武全才，曾能算上一个，但他还是比不过毛泽东。毛泽东认为历史上的名人可分为“办事之人”和“传教之人”，前如诸葛亮、范仲淹，后如孔丘、孟轲、朱熹、陆象山、王阳明等，而认为范仲淹、曾国藩既是办事之人又是传教之人，因他们既掌握了大本大源，又会办事，所以收拾洪杨一役，做到了“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其实毛泽东自己绝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的文武全才。他的功过我们这一代人根本没资格去评价，我只知道在他说那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时的胸襟与气魄！他文有毛泽东思想影响不止一代人，武能力压蒋介石从零打造中华人民***和国，只有达到这种成就的人才敢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那么在我看来，真正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文武全才就是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