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不作为义务的来源

不作为犯罪包括以下四种义务来源，即:法律明确规定的义务;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具体分析如下:

1、法律的明文规定。法律明文规定的作为义务是不作为之作为义务的主要来源之一，这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在纯正不作为中，其作为义务都是由法律明文规定的。这里的法律规定不能作扩大解释，只能理解为刑法明文规定或者由其他法律规定而经刑法予以认可。如果只有其他法律规定，未经刑法认可，则不能成为不作为之作为义务。例如，根据税收法律的规定，公民个人和法人有依法纳税的义务。又如，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夫妻之间、直系血亲之间在特定条件下具有扶养、抚养、赡养的义务。但是，不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要构成犯罪，还必须以刑事法律的明文规定为依据。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偷税罪、遗弃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侵占罪(拒不退还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等等，都有刑法的明文规定。[9]有些作为义务虽然在一般法规中作了规定，但若刑法中未作相应规定的，即使行为人不履行作为义务，也不能以犯罪论处。例如，违反民法规定不履行清偿债务的不作为行为，由于刑法中未作规定，就不能以犯罪论处。

2、职务或业务要求的作为义务。从事某项工作的人，其职务或业务本身要求他负有某种作为的义务。例如，游泳场的救生员有抢救落水人的义务，值班医生有救治病人的义务，保育员有保护幼儿生命、健康安全的义务等等。由于这些义务是以行为人所从事的工作、所担负的职责为前提，因而一般都由本单位、本行业的主管部门或者业务部门通过的职责守则、条例等形式加以规定。但是，实际上往往存在职务或业务所要求的义务不明的情况，对此应如何据以认定行为人有无作为义务呢?笔者认为，为避免入人于罪，对于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原则上应限于有职责守则、条例等明文规定的内容，但在我国目前部门、行业职责尚缺乏规范化管理的情况下，对于本行业公认的职务、业务上要求的义务，不应以本单位、本行业未作明确规定为借口而予以否定，而应基于行业公认而加以确认。

3、 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法律行为是指在法律上能够引起一定的权利和义务的行为。法律行为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合同行为[10]，广义地包括自愿承担义务行为?口头合同?。合同引起作为义务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合理划分刑法与民法等非刑事法律的调整界限。比如房主久经租户催促，而仍不修缮其有倒塌危险的房屋，最终致房屋倒塌而使屋内租户被压死的等等情形，能否视行为人有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而追究其不作为的罪责?从理论上讲是完全可以的，但实践中还应结合社会相当性理论予以具体的判断。

4、先行行为产生的作为义务。先行行为产生的义务，是由于行为人先前实施的行为致使法律所保护的某种权利处于危险状态，而产生的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义务。笔者认为，引起作为义务的先行行为并不限于违法、有责行为，也不限于作为行为，但合法、正当行为与不作为行为能否引起作为义务，又不可一概而论，也要根据社会相当性理论去具体分析。犯罪行为能否引起作为义务?在这个问题上又存在两种不同的主张:一是否定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先行行为原则上不应包括犯罪行为。认为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之后，有义务承担刑事责任，而没有义务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如果行为人自动防止危害结果发生，则是减免刑罚的理由;如果行为人没有防止结果的发生，则负既遂罪的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没有防止更严重的结果的发生，则负结果加重犯的刑事责任。如果认为先行行为包括犯罪行为，则会使绝大多数一罪的情况变为数罪，这是不合适的。二是肯定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先行行为包括合法行为，也包括违法行为，违法行为还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一般的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在先行行为是犯罪行为的情况下，先行行为与不作为行为之间具有牵连关系，构成牵连犯。在这一问题上笔者持折衷说，基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应以行为人所放任发生的危害结果是否能为前罪的犯罪构成(包括加重构成)所包括作为区分标准:能包括的，没有作为义务，依据前罪的法定刑幅度定罪处罚即可;超出前罪犯罪构成范围而触犯更为严重的犯罪的，则具有作为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