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英的下乡6年

上世纪90年代初她就已经是全国青联常委，经常在高层会议上讲述自己的观点。“改革开放的速度非常快，在发达国家经历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普遍有一个经验，就是跟不上的人怎么办？跟不上的人群中，主要是来自于贫困家庭的青少年，当然有观点认为他们不努力。掉队的被甩出去的人群，是每个现代化国家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实际上，根据统计数字，这些人并不少，同龄人中，能获得海外求学机会的人，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受教育的人，甚至在大城市路边卖光碟的人，都有机会赚不少钱。同时，没有机会的山沟里的孩子数量非常大。按照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社会发展，慈善也就会相应发展，在教育、信息、法律援助、医疗等方面给‘没跟上的人’会更多。”这样的话在90年代初的中国，很多人都无法理解，还有人因为她的台湾籍诟病她的用意。“1984年我在国内看到的提供给聋哑、智力低下的孩子的学校和设施，还是近百年前1887年外国传教士留下的那些。”

从1994年到2000年，陈云英作为教育部特殊教育项目首席专家和负责人，带领项目组成员，开始在西部地区做教育扶贫。“联合国为8个国家提供了项目资金支持，中国就是我这个。”

陈云英终于走到了中国最贫瘠的角落中去。现在，哪个省有几个贫困县她都了如指掌，甚至贫困县的乡名她都如数家珍。“宁夏有3个县，固原是个试验县，我去的杜木桥乡，我们要飞机转火车转汽车，路途就需要三四天。”每个月她都要下一个县或一个乡，待十几天。“按照国务院在册的11个省有贫困县一***100个，我们当时的豪情壮志是走完这100个。”但6年不间断下来，还是只走了几十个。

“一个县里没有手语老师，盲童学盲文，老师却不懂盲文，盲孩子用的是铁针点字盘，他们在纸上扎很多小点，老师要背过来摸这些小点阅读，才知道他们的功课做对了没有。”陈云英这6年里都做的是“最微观最细节”的事情，“城市的特殊学校有漂亮的珠子，孩子拿根绳来串1、2、3，串几天学会了，再学4、5、6，有好看的积木来学形状和颜色。贫困地区有更多脑部发育不足的孩子，教具、学具却完全没有，我们教老师们自己做，用瓶瓶罐罐，吃过冰棍的小木棒，老师把瓶盖穿孔用鞋带串起来，教弱智孩子数数。”不仅是残疾儿童，还有孤儿、少数民族地区儿童等等群体，陈云英带去的教学光盘不能看，因为没有电脑，没有影碟播放机，没有电视，甚至没有电，他们于是带了很多海报，自己上阵给老师们一场一场地讲课。

每个县只有15万元经费，却都花在了专家们的差旅费上，陈云英觉得这样下去依然没法解决问题。“都是去了一次就不能再去的地方，因为太深入太贫困了，而我们的时间精力太有限。”很多年里陈云英一直被媒体称作“伟大的教育家”，但她说，“真正伟大的不是我们，那些深山沟里的代课老师，是中华民族教育的灵魂”。她自己一开始下去，总是要和乡村老师们对望着流眼泪，“民办教师一个月工资30多元还要打白条，我终究要离开，只有他们坚持下去，后来那么多孩子才有希望。他们是连接那些弱势的孩子命运的脐带，没有知识，就没有办法进城，何谈索取更幸福的生活？”她说她每个月都在半哭的状态下离开，“没有人会把幸福端过来给你，我说再见，心里想，会不会再也没有人找你们，没有人管你们呢？”

因为这个难过的结，陈云英在1999年申请了中国第一个专门服务于这个人群的完全免费的公益网站——“中国特殊需要在线”，这个网站拿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基础教育”的经费。“下乡那么多年，人家问我，你的结论是什么？不可能再让专家们，用人力战术，跑到乡下去现身教学。但是我们中国的信息技术已经如此发达，我们可以做一个知识、信息的平台给这个人群，把对他们有用的最尖端最高新的技术，比如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的方法，还有对他们切实有用的信息，比如提供就业、再教育、福利、社会保障、法律的渠道给他们。”

令陈云英宽慰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专门服务于残疾人或贫困人群的网站已经超过了1万个。“我只是个书生，影响面没有这么大，这个网站是在我们中央教科所很多学生、专家义务工作下完成了，后来也做不下去，只挂那里不更新，因为我们不会商业运营。第一炮是我放的，但我不是一个持久的成就者。”“政府给我们发工资，那人民就应该免费获取知识。”学术机关如何为公众服务？如何为人民服务？家电下乡是企业为人民服务的具体实现，“知识界还需要自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