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如何成为信仰的

A ?　法治何时成为公众的信仰

法治原则已经写进我国宪法，但是，公众真地信赖法治吗？执法者心中对法律有执著的信仰吗？上访者为何放弃法律程序而寻求上级机关的干预？如此等等，即使没有回答，我们也可以从各种社会现象、法律现象、政治现象中观察出人们是如何对待法治的。

人民法院职司审判，法律是准绳，而作为裁判根据的事实也是依照法定程序认定的。可见，法院是一个浸融于法律之中的机制，因而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对法治的公信度。

”中国古语所言“公生明，廉生威”也是在阐述公信与权威的问题。公信力的获得，看上去是依靠公众的理解和接受，但司法裁判言之成理，才是公众理解和接受的基础。苏轼诗言“成事在理不在势”也即此意。

裁判如此，法治整体亦如此。只有把法治当作一种信仰对待，“理”才会涌现出来。尽管法律职业人士都从学术、专业的角度对法治、司法撰文立论，但它们无处不与社会生活和人生哲理相关联。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法院的职责是以法律手段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法律纠纷，所以信仰法治便能包容万理。

有研究认为，程序公平才是公信力的根本来源。程序公平包括四个因素：

一是人际尊重，即当事人在诉讼中得到司法官员的尊重和礼遇，其权利能得到保障，保持人格尊严；

二是中立地位，即法官保持中立、不偏不倚，只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裁判，不受其他干扰；

三是参与性，即当事人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向裁判者表述自己的观点；

四是值得信任，即裁判者充满仁爱之心，公允处事，真诚关注你的需求，考虑你的理由。

中国的司法公信状况如何？至今尚未见到权威的评估，但总体感觉是：司法公信不容乐观。这种不容乐观的公信状况从一些现象中也可以判断出来。例如，法官常常抱怨“婆婆”多、案子没法办，而法院外的公众则抱着不论找谁，只要解决问题就行的态度到处“投医”，其他国家机关和党政领导也是理直气壮，说当你的“婆婆”自然“事出有因”。

这种扯不清的连环关系看起来是追求一个积极的目标即公正司法、依法办事，但由于出现这种情况的深层次原因是缺乏对法治的信任，结果是为追求积极目标而采取的行动驶向了积极目标的相反方向，从而进入了恶性循环。

另外一个最能反映法治信仰缺失的问题是当前热门的“涉法信访”。不容否认，通过信访来解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建立法治的公信。但是，信访如此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却恰恰是缺乏对法治的信任。那是一个持续的、绵延的原因，也是信访机制的最大教训之一。

关于如何将法治培养成为公众的信仰问题，一篇小文难以承载，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树立权威可以主动为之，而获得公信只能靠采取法治措施后的缓慢转化。公信无法靠命令和强制获得，而是依靠“综合治理”之后去“赢得”，靠法律过程中各种主体的努力赢得人心。

信仰法治，是对公众的教育。但如果公众不信任法治，亦不可归咎于公众。决策者和执法者只能做好所有“前提性”工作，才能期盼法治成为公众信仰的一天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