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钟琪为什么会被陷害入狱？

岳钟琪统领大军，转战疆场，为平定西藏、青海叛乱，屡建战功，曾受到雍正皇帝的多次嘉奖，被誉为国家之栋梁，朝廷之柱石，给了他很高的荣誉。

然而，岳钟琪一生的道路却是坎坷不平的。他“督三省天下劲兵处”，名高位重，因此受到奸臣的嫉妒和诬陷，于雍正十年（1732年）十月被革职削爵，投入了牢房。

岳钟琪何以遭受这场不白之冤而身陷囹圄呢？事件的发端是在雍正五年（1727年）七月，当时，成都有人当众造谣，说岳钟琪将要带领川陕兵谋反。

岳钟琪获悉谣言后，立即上疏，向皇上作了报告。雍正皇帝对此十分重视，说：

“数年以来，在朕面前谗谮岳钟琪的人甚多，不止是谤书一箧而已，甚至有人说岳钟琪系岳飞后裔，意欲报宋、金之仇，这实在是荒唐悖谬到极点。岳钟琪茂著功勋，朕故任以西陲要地，付以川陕重兵。而憸险奸邪之徒，却造作蜚语，煽惑人心，谗毁大臣，其罪何胜诛乎？造谣的人，断非出于无因。”他命令巡抚黄炳、提督黄廷桂会同严审，并限令黄炳等务必将实情审明具奏，指出：“此事关系诬谤国家大臣重案，非同一般民间诬告。川陕兵民向来淳良忠厚，其尊君亲上之习，实为众人所***知***闻，今造谣者竟说他们将跟从岳钟琪谋反，这不仅是对岳钟琪一人的诬陷，也是对川陕兵民的诽谤。”十月，经审明，此事原系寄居四川的湖广人卢宗，因“赎私田，希准状”而故意沿街叫喊，造谣惑众，并无主使之人。卢宗按造谣惑众罪，判处死刑，等候秋审a再请旨裁定。

卢宗造谣惑众一案虽然做了严肃的处理，但对岳钟琪说来，却由此埋下了无穷的隐患。所谓岳钟琪系岳飞后裔的传闻，在雍正帝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他对岳钟琪便疑虑重重。这从雍正七年(1729年)三月，雍正皇帝对曾静、张熙叛逆一案迥然不同的处理，便可略见端倪。曾静系湖南靖州生员，因考试劣等而落榜，遂萌生谋叛之念。他暗中唆使徒弟张熙诡名投书于岳钟琪，想劝说岳钟琪一起谋反。岳钟琪立即将张熙拘捕审讯，要他供出主使人，张熙宁死不肯吐出一字。岳钟琪便改变方法，把他带入密室，佯与盟誓，答应迎聘他的老师一起***谋举事。张熙信以为真，将曾静图谋叛逆之事都一一从实说出。于是曾静等皆被捉拿归案。侍郎杭奕禄等奉旨赶至湖南会审，诸王大臣等合词奏请将曾静、张熙按大逆不道之罪，予以正法。而雍正皇帝却下诏宽宥其罪，命杭奕禄带曾静由江宁、苏州至杭州，再派人送到湖南巡抚衙门，听其他往。这两名犯有叛逆罪的人，竟然被无罪开释，免于刀下一死。雍正皇帝在召见群臣时，不仅对此做了辩解，而且话中有话地说道：“像曾静等之悖逆，谅宇宙内断无第二人，……何必存惩一儆百之见？”从这番话可以看出，他对岳钟琪诱供张熙的举动有强烈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正是雍正皇帝对岳钟琪心存疑忌、视为隐患的一个明显的表现。

后来，在征讨噶尔丹策零的战争过程中，尽管岳钟琪对清廷忠心耿耿，但雍正帝对他的疑忌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步步加深。

雍正五年（1727年），准噶尔汗策妄阿拉布坦死去，其子噶尔丹策零继位。噶尔丹策零在沙俄的支持下继续进行叛乱，数次往东深入外蒙古地区，扰掠喀尔喀诸部。清廷命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屯驻阿尔泰山，出师北路；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屯驻巴里坤，出师西路，对噶尔丹策零进行讨伐。在清朝大军压境的威胁之下，噶尔丹策零声称愿意交出逃匿其部的青海叛乱头目罗卜藏丹津，以为缓兵之计，暗中加紧部署兵力，准备进行顽抗。清廷立即下令岳钟琪等赴京研讨方略，筹办军务，以期征讨。噶尔丹策零乘岳钟琪等赴京之隙，率两万余人突袭科舍图。科舍图在巴密、巴里坤之间，岳钟琪在此设有牧场。噶尔丹策零突袭后，把牧场驼马全部掳掠而去。岳钟琪的军务参赞纪成斌曾派副参领查廪率领一万清军保护牧场，因力量悬殊，没有能抵挡住叛军的进攻。后来，总兵樊廷及副将治大雄等率领清军两千人，与总兵张元佐所部联合夹击，才将大部分驼马夺回。这件事，后来又成了朝臣攻击岳钟琪的一个把柄。

雍正九年（1731年）春，岳钟琪为直捣噶尔丹策零巢穴，奏请移师吐鲁番、巴尔库尔，但雍正帝不予采纳。他认为岳钟琪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是因为他曾主张长驱直入对叛军进行征讨，结果反被叛军盗去驼马，因而既耻且愤，必欲进剿，并不一定有取胜的把握。这一年正月，噶尔丹策零打算移驻哈喇沙尔，以大队人马开赴西路，并从吐鲁番进犯哈密，扰掠安西、肃州边界。岳钟琪得到消息，认为敌我众寡莫敌，建议采取持重的方针，坚壁固守，并请求北路清军派兵应援西路，同时出兵从无克克岭三面夹击敌人。对此，雍正皇帝也颇为不满，说：“以前因为钟琪军队少，朕曾谕令他持重坚守，现今他已有两万九千人的军队，还说众寡莫敌，何懦怯至此？”流露出了他对岳钟琪的不信任。三月，噶尔丹策零的叛军屡次进犯吐鲁番等地，岳钟琪相机派兵应援，将叛军击退。雍正皇帝却认为，岳钟琪应援吐鲁番，乃不得已之举。他强调，只有等到秋天再出兵袭击叛军，才是第一善策。如果仅筹划应援，而不计划如何袭击，则是舍本逐末。

对岳钟琪的军事行动，又表现出一种烦忧的情绪。

七月，准噶尔部倾巢大举进犯北路，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在和通泊（又作和通脑儿或和通呼尔哈诺尔）惨遭失败。岳钟琪奏请乘虚统兵袭击乌鲁木齐，以分散和牵制敌人的兵力。雍正皇帝虽然表示同意，但对岳钟琪仍不放心，告谕岳钟琪“打仗应当事先筹划好进兵方略，仗打响时才随机应变，切勿贪功前进，坐失机宜”，并命令他“略行袭击，即撤兵回营”。于是，岳钟琪由巴里坤越木垒渡阿察河，直抵厄尔穆河，然后兵分三路奋勇击敌，夺取叛军所占据的山梁，歼敌无数。叛军溃散而逃，乌鲁木齐周围叛军，也皆拔营远徙。岳钟琪出师告捷，便遵照御旨班师回营。雍正皇帝认为岳钟琪的这次进军“进退迟速俱合机宜”，下令予以嘉奖。然而，雍正皇帝在奸臣们的谗言包围之下，对他的疑虑并没有消除。

十二月，雍正皇帝又突然追究起一年半前科舍图之役的责任，斥责纪成斌“怠忽”，把他降为沙洲副将。纪成斌是岳钟琪的参赞军务，岳钟琪曾奏请以他护大将军印，对他颇为信任与重用。雍正皇帝对他如此追究，对岳钟琪说来无疑是一个不祥之兆。

果然，到了雍正十年（1732年）正月，岳钟琪终于“大祸”临头。当时，驻防镜儿泉的副将马顺派巡逻兵远出巡哨，突然遭遇叛军，被杀死二人，抓走一人。岳钟琪上奏朝廷，建议以不遵军令之罪，对马顺严加惩处。不料，雍正皇帝却下令将岳钟琪与马顺一并交兵部审讯。就在马顺事件发生的同时，准噶尔部三千余人进犯哈密。岳钟琪下令出兵赴援哈密，并命令副将军石云倬速派兵到无克克岭待敌。石云倬到达无克克岭后，岳钟琪又命令他迅速进占梯子泉，以切断叛军的归路。可是，石云倬的行动迟缓了一天，敌人已从陶赖大坂向西越向纳库山逃遁。当他的部队到达敌人的驻营地时，炉灶余火还未熄灭，他又下令部队停止追袭。岳钟琪见石云倬贻误军机，下令撤掉他的职务，押送京师治罪，以张广泗代为副将军。但岳钟琪自己也由此而身负重罪，雍正皇帝对他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岳钟琪素谙军旅，本非庸才，但以怀游移之见，致战守乖宜。前车之鉴，非止一端。嗣后当痛自省惕。”

一些朝臣显贵见岳钟琪受到雍正皇帝的指责，便不断递送奏折对岳钟琪历数“罪状”，横加弹劾。其中，尤以大学士鄂尔泰的奏折措辞最为激烈，弹劾岳钟琪“智不能料敌于平时，勇不能歼敌于临事，玩忽纵贼，应议处”。雍正皇帝下令将岳钟琪降为三等侯，削公爵及少保，仍留总督衔，护大将军印，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是年六月，岳钟琪上疏报告大军由巴里坤移驻穆垒。雍正皇帝又借口他办理军务不妥，召岳钟琪还京，以副将军张广泗护大将军印。张广泗也乘机劾岳钟琪调兵筹饷，统驭将士等皆失宜，并称说穆垒形如釜底，不可驻军，奏请下诏将大军尽速撤回巴里坤。十月，雍正皇帝下令还军于巴尔库尔，并再颁谕旨，历数岳钟琪的种种罪过，说他“秉性粗疏，办事怠忽，且赏罚不公，号令不一，不恤士卒，不纳善言，傲慢不恭，刚愎自用。以致防御追击，屡失机宜，士气不振。而陈奏者，又皆虚假伪，为文过饰非之计。误国负恩，罪难悉数。著革职交兵部拘禁候议”（《清史列传》卷17，岳钟琪）。岳钟琪被革职削爵，投入牢房后，朝臣显贵仍不甘罢休。雍正十二年（1734年），大学士等一再上奏，要求将岳钟琪立即处斩。雍正帝因为岳钟琪功劳卓著，威著海内，担心将他立即处斩，会引起朝野舆论的反对，下令待秋审之后再行裁定。

岳钟琪身为汉将，因为长期转战疆场，屡建军功，而受到清廷重用，被晋升为大将军和封疆大吏，自然是众目睽睽。可以说，终清之世，汉族大臣拜大将军，“满洲士卒隶麾下受节制”，恐仅岳钟琪一人而已，这不能不引起满族官员的疑忌。何况，鄂尔泰原系云南总督，他早就对岳钟琪心怀不满，积下了不解之怨。这就是鄂尔泰等在朝的满族达官显贵，何以要借岳钟琪部将石云倬失职纵敌一事，而置他于死地的根本原因，它实质上反映了清朝前期满汉地主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矛盾与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