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什么不同?

有2种

秦朝实行“焚书坑儒”，西汉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二者的根本着眼点都是加强君主专制统治。秦朝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刚刚建立，一些儒生攻击郡县制度，儒家思想不利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巩固，所以秦始皇“焚书坑儒”。西汉武帝时，一度泛起的分封势力被铲除，需要以思想上的统一来巩固政治上的统一，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所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是政治经济的反映，统治阶级总是根据现实统治的需要选取治国思想。统治者采用哪一种思想治理国家，取决于统治者的主观认识和当时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秦朝“焚书坑儒”，儒家思想遭压制；汉武帝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被独尊。同样是两个封建王朝对儒家思想却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陆贾曾指出：“秦非不欲而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久而用刑太极故也。”

秦统治是要把法家的路线彻底化。秦政对儒家的打击，除了在政治实践上一贯依靠“力治”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焚书坑儒”。这是两件有内在联系却在不同时空中发生的事。“焚书”的直接背景，是儒家人物淳于越博士，对秦政提出批评，要求借鉴殷周的王道。但这一建议立即遭到李斯的批驳。李斯所使用的理论，就是法家的一贯理论，即政治必须立足于现代，拒绝从儒家传统“德治”中寻找智慧。为了对儒家进行致命性的打击，李斯建议焚烧以《诗》、《书》等为首的儒家书籍，并很快就讨诸了行动（时在公元前211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官方大规模的焚烧书籍的事件。但是，对于“焚书”的起因，“焚书”究竟焚烧了哪些书，历来有不同的说法。钟肇鹏先生的《焚书考》，对此作了深入的讨论。在他看来，商鞅、韩非已经有销毁儒家书籍的主张，这也是后来李斯建议焚书的理论根据。

奉行“力治”或“唯力主义”的诸侯国，其最典型的就是秦国，其关键性的实践人物，是秦始皇和李斯。从一时的政治实践结果来看，“力治”在秦国显然是成功的，它为秦国带来了强大，也使它有能力把分裂的中国第一次统一起来。但是，它的成功之处，也正是它的失败之处。统一中国之后的秦帝国，继续强化其“力治”路线，以吏为师，严刑峻法。儒家的“德治”观念，在政治实践上已经完全被边缘化了。

“力治”使秦国迅速崛起，但也使它很快走向灭亡。对此，我们固然可以从许多方面，总结其历史教训。但是，其中一个最大的教训，就是“力治”决不是万能的，正如“德治”并不是万能的一样。贾谊的《过秦论》，可能是是对秦国灭亡原因作出解释的最早文献。照他的说法，秦国的灭亡主要是因为“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弱为天下始。”法家“力治”的核心是获得强大的权力和物质力量，在于控制百姓，使之成为统治的工具，而不是立足于民意，以民为本。但是贾谊认为，与民为敌的，最终将被民所颠覆：“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

焚书坑儒是秦王朝想在思想上统一全国，进行愚民的残暴手段，也是对我国古代文化典籍的一次摧残和破坏。焚书坑儒可以说是法家思想的又一次重大实践，直至汉代的“独尊儒术”才将它拉还“政教合一”的轨道。此外，焚书坑儒对文化典籍的破坏和对文化人心理的伤害。

武帝即位时，社会经济已得到很大的恢复和发展。武帝依靠文、景两代积累的财富，大事兴作。与此同时，随着地主阶级及其国家力量的强大，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也逐渐加重，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矛盾逐渐加剧。因此，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

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有其时代特点。他推崇的儒术，已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同学派的一些思想，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汉武帝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手段，对后世影响颇为深远。从此，儒家思想成为我国封建时代的正统思想。由于儒学思想对于封建统治有很大的帮助，在此后的历朝历代，都成为封建统治者进行文化专制的思想工具和封建专制文化的统治力量。

此外，由于儒学的统治地位，对后世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等将儒学延拓的学术理论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

2加快了秦朝的灭亡秦始皇焚书坑儒，意在维护统一的集权政治，反对是古非今，打击方士荒诞不经的怪谈异说，但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这一点和秦始皇采用的其他措施有所不同，是秦始皇、李斯所始料不及的。荀子学派法家学派与孔孟正统派儒学的斗争，集中表现在中央集权（地主政治）与分封诸侯（领主政治）的争论上，终于爆发了焚书坑儒的大破裂。前二二一年，初并天下，以丞相王绾为首的群臣，都主张在离秦较远的燕齐楚等地分封皇子为王，独廷尉李斯反对分封。秦始皇从李斯议，确定行施郡县制度。前二一二年，秦始皇大宴群臣，博士齐人淳于越倡议，主张学古法，分封皇子功臣为诸侯。丞相李斯斥儒生不师今而学古，各尊私学，诽谤朝政，惑乱民心，建议禁私学。办法是除了史官所藏秦国史记以外，别国史记一概烧毁；除了博士官所藏图书，私人所藏儒家经典和诸子书一概送官府烧毁。下今后三十天不送所藏私书到官府，罚筑长城四年。聚谈诗书的人斩首，是古非今的人灭族，只有医药、卜箍、农作书不禁。民间求学以吏为师。秦始皇从李斯议，实行了焚书法令。前二一一年，方士求神仙不得，畏罪逃走，秦始皇太怒，活埋儒生四百六十余人。这个焚书坑儒的野蛮行为，反映出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极端尖锐。李斯主张中央集权，是适合时宜的，他所代表的儒家荀子学派（与韩非派法家合流）却是一种极端压制人民的政治思想。王绾、淳于越主张分封诸侯，是违反时宜的，他们所代表的儒家孔孟正统派（包括阴阳家与神仙家）却是讲仁义的政治思想。政治上学派上的斗争一直发展到大惨杀，把孟子学派的儒生大体杀尽（东汉赵岐说），李斯算是取得了胜利。但是，焚书坑儒，丝毫也不能消灭学派上的分歧，而且还促成了秦朝的灭亡。秦始皇实行李斯的主张，皇位的当然继承人长子扶苏，替孔孟派儒生说话，秦始皇发怒，使扶苏到上郡（在陕西绥德县）监蒙恬军。前二一○年，秦始皇出巡，在路上病死。李斯怕扶苏继位，自己不得宠信，与韩非派法家宦官赵高用阴谋抑立秦始皇第十八子胡亥为秦二世，伪造遗诏杀扶苏、蒙恬。不久，胡亥赵高又杀李斯。秦失去颇得民心的扶苏与拥有威望的大将蒙恬、丞相李斯，政权落在胡亥、赵高手中。胡亥厉行督责，昏暴无比，是完全的独夫，秦崩溃的条件全部成熟了。嬴政的极端做法，导致的是秦王朝的短祚，仅持续了15年。晚唐诗人章碣在其《焚书坑》一诗中写道：“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造就了中国“大一统”格局“焚书坑儒”一直是秦始皇残酷暴戾的证据，被后世天下学人唾骂了两千多年，以至于现在某些人一想到这个历史事件，仍然耿耿于怀，恨不能掘墓鞭尸，恨不能穿透两千多年的时空，对秦始皇敲骨吸髓。这种仇恨实际上是后来的文人们潜意识里面的集体恐惧，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从感情上来说，老僧也觉得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手段过于激烈，对当时的儒生们的确是太过残酷，他完全可以采取更缓和的一些方法。不过如果要评价一个历史事件，最好从该事件产生的效果来评价，而不要采用道德或者感情的标准。那么焚书坑儒的历史效果是什么呢？我认为通过这件事情之后，造就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格局。

先来看看“焚书坑儒”的实质，“焚书坑儒”的实质其实是统一思想的运动。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在政治结构上，废除了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施行郡县制；在文化上，统一了文字，以小篆为标准的官用文字；在经济领域内，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这些措施都是国家大一统的基本要素，是国家强暴力能够控制的要素。但有些东西是国家强力结构很难驾驭的，特别是在秦朝初年，战国时期刚结束，百家仍然在争鸣中，思想领域内极度混乱，而一个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统一，最主要的条件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同的价值观，而思想混乱是形成***同价值观的大敌。因此，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大一统措施还不行，最关键最长远的统一要素是思想的统一，形成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念，才能让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的统一措施有效。而当时最大两种思想潮流就是儒家和法家，儒家是尊古的，而秦始皇统一中国偏偏是新事务，他采取的措施也都是些新措施，这些东西都是不符合儒家理念的，而当时六国贵族，也借着儒家的“克己复礼”妄图恢复周朝的分封制，从而取得失去的权势。所以，对于刚刚统一的秦朝来说，统一思想就是维护大一统的关键措施。因此，秦始皇在找到了几个儒生茬之后，一场统一思想的文化运动就开始了，手段是激烈了点，但客观效果明显的。虽然统一的秦朝只持续了十几年，但秦朝以后的所有统治者，无一不把统一思想看成维护统治的关键手段，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大一统思想正式形成。此后所有的统治者，基本上都把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的核心思想。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秦朝“坑儒”，和汉朝的“尊儒”，其实质是一样的，都是要统一思想。实际上从汉朝以来，所有的封建统治者，基本上都是施行的“阳儒阴法”，或者是“实法名儒”，就是表面上是采用儒家观点，实际上却是法家的手段。皇帝用法家的方法统治天下，而用儒家的学说教化百姓。法家强调的是权、术、势，古人把这些东西当成是帝王术，作为驾驭百姓群臣的方法；而儒家学说主要是强调仁和礼，仁和礼最大的益处就是从道德上形成行为自觉，而不用采取暴力措施，是维护等级制度的好工具，所以历代统治者都用儒学教化天下。而当年秦始皇由于没有认识到可以儒学是可以利用的，所以采取了激烈手段。焚书坑儒这种手段是愚蠢而又残暴的。它毁灭了古代许多典籍，造成文化史上难以弥补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