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尔斯马特的真相调查
前公司账面资金只有6.5万元;可查的欠款16.8亿元,估计最终会突破20亿元!”
3月22日,普尔斯马特中国企业(以下简称“普马”)代理总裁肖玉杰首次面对媒体时坦言:目前有关普马的诉讼,已经立案100多宗,仅北京提请诉讼即达到300多个,估算被牵连的人员将达到300多人……
这样的消息同“仓储式会员店之父,美国零售业老三”的普马联系在一起,的确令人惊诧。然而,它却算不上新闻——至少在普马(Price Smart,会员店)及其“孪生兄弟”诺玛特(N.mart,非会员店)在全国各地纷纷关张,供应商们群聚门口静坐讨债等消息沸沸扬扬时,这个消息并不特别引人注目。
从去年3、4月开始,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普马。而随着普马各店纷纷倒下、高层人员集体消失等消息传来,谈论的声音轰然放大:从普马的n种“死法”,到会员制、供货商、资金链的相生相克,人们越来越渴切希望知道——普马到底有着一种怎样的真相? 2004年12月19日,昆明普马旗下的诺玛特穿金店突然关门,坊间顿时一片哗然。昆明市供电局称,诺玛特11月一***拖欠电费38万元——断电似乎成为普马关门的导火索。
5天之后,昆明普马系的另外4家超市(海埂、金碧诺玛特、高新普马、北辰普马)正式关门;数百供应商齐聚金碧店门口,赫然亮出了“诺玛特还钱来”的醒目标语;随后,已关闭的普马北辰店遭到法院查封,原因是被拖欠了100多万元货款的“徐福记”供应商最终打赢了官司——至此,普马系在昆明的5艘战舰全部沉没。
昆明普马并非“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也不是最后一张。事实上,谁都说不清究竟哪一家普马店是引起连锁反应的“罪魁”,因为几乎是同一时间段里,所有普马店都摇摇欲坠并迅速坍塌。
普马曾经以巨人的步伐震撼着中国零售业:
1996年“普尔斯马特会员购物企业中心”在北京注册成立;1997年,第一家普尔斯马特会员店在北京开业;2000年,普尔斯马特中国企业通过了ISO9000国际质量体系认证,成为中国首家获此认证的连锁店;2001年,普马当选为中国商业联合会理事会副会长……
“高速度、高标准、低成本”,把“PriceSmart”和“N.mart”的招牌挂遍全国,这是普马的勃勃雄心。在此鼓推下,普马迅速锁定中国30多个城市进行“大兵团”、“大连锁”的发展战略,先后在北京、成都、昆明、沈阳、武汉等地开设了40多家分店,“2003年在中国销售额达60亿元;2004年将达到70多家,实现年销售额100亿元人民币,成为中国最大的零售企业之一!”
然而,“100亿”却随着“领跑中国零售市场”的梦想转瞬成空——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遍布全国的普马系连锁超市,就以多米诺骨牌的方式,崩塌得让人目瞪口呆。
事情的起因,似乎是2004年7月南方建材以“拖欠房租”为由将普马告上法庭,引发“普马资金链断裂”的危机。然而,人们很快发现,这样的情况不单是长沙、武汉有,南宁、广州有,青岛、沈阳也有。而且,不仅拖欠着房租水电费,普马更拖欠着大量供货商的货款。仅昆明一地,普马店欠供应商的货款累计就高达1.6亿元,如果加上员工工资、水电费等等,累计欠债则超过2.5亿元,涉及4000人左右。
当每一张牌都有率先倒下的可能时,也就无所谓哪一张牌成为第一张了。有人这样历数普马的“死法”:在昆明被“电死”、在秦皇岛被“堵死”,在新疆被“逼死”……事实上,每一种死法并不独一家普马店特有,每一家普马店的死因其实只有一种——债务缠身!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普马债务缠身,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普马王国的崩塌呢? “普马缔造了自己的神话,最后也由自己终结了这个神话——普马以会员制冲击零售市场,扩张节奏确实很快,但会员制消费对于大多数中国消费者而言存在一定障碍,大部分消费者不适应‘花钱买会员卡进店购物’的模式,没有形成定期进行大宗购物的习惯。”
“永远为顾客省钱”是普马的口号。普马把它解释为:通过有效采购、低成本物流、现代化运作、控制支出比例等,为顾客提供高质低价的国内外名牌产品。
“会员制仓储式超市”有一个显著的“链条”目标:低价——更多会员——更多需求——更好的采购力与供货商沟通——更低价格。作为此链条中关键的一环,会员只需要每年交纳一定会费,办理会员卡,就可以在普马店里选购五六千种名牌优质商品。与此相比,非会员采购则需在此价格基础上另加10%。
“这种零售模式将信息跟踪与分析智能化,特别是计算机集成化的财务和商品信息管理系统的支持,是提供价低质优商品服务、最大化地为顾客谋利益的关键。”在普马看来,如此完善的“会员制”,既是成就普马“价格杀手”的武器,也是普马成为全国最大零售企业的重要通道。
在不少业内人士眼中,会员制购物在国外虽然形成了一种文化,并被证明是最有效的商业营销模式之一,但这种模式在中国市场却注定“水土不服”——按照零售业法则,只有当一个地区的人均GDP达到或超过3000美元,国民才基本具备会员制消费的能力,普马显然违背了这一规律。“特别是在中国一些二三线城市,几乎没有几家会员制商店能够有出色的经营表现。会员制给普马的经营带来了严重困扰。”
这的确是无法回避的,零售巨头沃尔马、麦德龙一定程度上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事实上,普马自身也很快意识到会员制“水土不服”的隐忧。在这种情况下,普马于2000年创立了另外一种非会员制业态———诺玛特(N.mart)。
与会员制的普马店相比,同样坚持低价优质的诺玛特,以“满足普通消费者的一站式大型购物中心”的面貌出现,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消费水平和消费习惯的“水土不服”。到2004年,以会员制起家并坚守会员制的普马,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怪异的格局:非会员制的诺玛特店数量是会员制普马店的一倍以上,而销售业绩,诺玛特更是遥遥领先于普马会员店。
普马整合两种互补性的业态优势,在这种均衡的战略框架之下,体系架构是相当合理的。因此,对普马危机的寻根,就不得不从它的另一条生命线——供货商说起。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供货商与零售终端销售商本是一对唇齿相依的伙伴。然而,在普马的重重危机中,恰恰是这些唇齿相依的伙伴——供货商,联手起来声讨普马,最终把普马逼上了绝境。追根溯源,这既是普马逼迫使然,也与普马在经营管理上的断环密切相关。”
“普马的‘霸王条约’和混乱的管理,一直让我们忍气吞声,这也是我们被拖欠大笔货款的直接原因。”一家给普马青岛会员店供应豆腐的企业负责人说,“把(普马)欠我们的26万元豆腐切成块,一块块地接起来,能从青岛排到北京!”
大多数静坐在普马门口讨要货款的供货商,谈起普马的“霸王条约”愤慨不已——凡是进入普马卖场的供应商,每年都必须交纳数额不等的“门槛费”,高则七八千元,少则两三千元,次年还有续场费。这还算简单的,如果算上花样繁多的“过节费”、“庆典费”、“绿色通道费”等,没有哪家供货商不为每年几万甚至几十万元的额外支出叫苦不迭。
“他们规定的结算周期长达3个月以上,且随意性相当大。”一位普马的供货商无奈地说,名目繁多的收费、漫长的结款周期扼紧了供货商的咽喉,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即使如此,生意还得做,“谁叫人家是洋超市,大卖场呢。”
但在不少供货商看来,无形中随时伸过来的“黑手”,才是供货商更大的噩梦。
“在普马的采购销各个环节都存在这样的‘黑手’。从普通采购人员到采购部经理、营业部经理、专区的店员,只要有所接触的人,都可能伸手向厂商要钱。”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供货商说,“而且明知是敲诈,我们仍然不敢稍有懈怠,一旦稍有得罪,后患无穷,保不准什么时候给穿上‘小鞋’。”
“面对这些台下的交易,普马卖场管理层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自流的默许态度。”
“霸王条约”和“黑手”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供货商和普马的交恶,造成了危机时刻供货商们联手向普马反戈一击。
问题是,这类现象在中国零售业并不鲜见,而且普马也不是始作俑者。为什么偏偏不是沃尔马、麦德龙,而是普马引发了供货商的“揭竿而起”呢?
在不少供货商看来,普马的资金链出现问题,是导致其关门和欠下供货商货款的关键所在。 “零售商的成本主要体现在建店和商品占用上,流动资金是其资金链中重要的一环。一旦资金链出现问题,资金周转就会很困难,必将影响进货和商家信誉,也可能进一步影响其正常经营——普马之死的关键就在于其肆意扩张,引发了资金链断裂。”
2004年9月,“台湾统一集团将参股诺玛特控股公司”,以及随后“上海百联即将注资普马10亿元”等消息,与此前“普马资金链断裂正寻求被收购或资产重组”等传闻遥相呼应,普马在人们视线中的形象剧烈晃动起来。
事实上,早在去年3、4月间,有关普马的负面新闻就一再爆出。有报道称,除了普马北京店陷入与供货商的纠纷外,长沙分店也因遭遇供货商的投诉而停业整顿,天津分店和南宁分店即将搁浅……每个店的亏损额不同,但似乎普马的所有店都在亏损。
针对各种各样的传闻,普马中国总部市场部负责人不得不在2004年9月出面表态:没有上述说法!
但其话音刚落,普马关门的声音就此起彼伏——10月,沈阳、吉林等地普马店悄然关门,11月,青岛、秦皇岛等地普马关门,12月开始是昆明、南京、重庆……进入2005年,普马北京总店也悄悄关了门。
极力否认“资金链断裂”传闻的普马一度表示:受国家宏观调控影响,公司资金略有吃紧,不少其他企业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但他们愿意服从国家的利益,牺牲一点自己的利益。
然而很快,质疑的声音便响了起来。
“普马一家店的初期投入需要3500万元~4500万元,而我国零售业平均毛利率在17%左右,平均纯利润不足2%,利润相当微薄。普马不顾实际情况进行大规模扩张,究竟是何用心?”
“普马的不断扩张并非是盲目,而是不得不这样做——就像吸毒一样,为了维持某种不得已的平衡,就要一家接一家地开下去,直至死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普马资金链困境并不是正常经营和扩张造成的,关键在于普马资金存在着“黑洞”! “有人说,商业本身就是一种风险游戏,普马既然有了这样大的规模,必然存在其风险。只要经营好,它可以从本身经营中获取利润,从而真正壮大自身。这话没错,但是普马经营本身存在的问题直观地告诉我们,普马并不这样做——普马绝不仅只如此!”
早期房地产开发中,不少房地产老板都玩过这样惊险刺激的“游戏”:
用自筹的一点资金疏通关系圈下一块地,挖个坑打下桩挂个牌子,就开始招建筑商、材料商进场垫资兴建;刚起来两三层,就把项目搬到银行抵押贷款,用贷款来的钱支付部分工程款和材料款;再起来几层,又拿去抵押贷款,回来支付工程费用……周而复始。不出意外的话,项目顺利完工就是“大手笔”;碰上天灾人祸中途停工老板抽身走人,就搁下一堆横竖不清的“烂账”和一幢让人哭笑不得的“烂尾楼”。
“这样的游戏就像走钢丝,资金链没法不被绷得紧紧的。”在越来越多的业内人士看来,由北京诺衡集团实际掌控的普马中国就是玩着这样的“游戏”——
先是借用美国普马的招牌开起中国普马店(中国普马获得美国普马特许,使用品牌和经营模式,每新开1店支付10万美元管理费),加上人们对“会员制”经营业态的新鲜感,吸引大批供货商竞相上门供货。
实际上,美国普马只是经营会员制卖场、在美国本土以外经营26家超市的零售企业,年营业额6亿美元,这与“美国零售业老三”、“年营业额450亿美元”相去天远地远。然而,诺衡却让大多数人接受了“普尔斯马特”这个洋气的名字。
接着,摆出一副“洋超市大卖场”的面孔,普马利用中国零售业的游戏规则,向供货商大肆收取各种费用并超长期结算货款——这让普马有充分的时间和资金,进行全国扩张。
以新疆为例,2002年新疆诺玛特商贸公司成立,注册资金2000万元人民币,但两个月后,这笔注册资金即被总部抽走。随后,新疆普马由北京普马担保,从建设银行贷款3000万元,用以装修两个大卖场;2004年4月,诺玛特新市区店和长江路店开业,3个月后,拖欠货款已达5000多万元。
“这些被拖欠货款的流向,目前已知的有1500万元被调去天津、2500万元被调往北京、600万元被调去成都,另有1200多万元则不知去向。”据新疆普马某供货商透露,新疆普马店由外地供货商的货款建成,而新疆供货商的货款又被用于建另外城市的普马店,“全国普马都是如此!”
诺衡无疑设置了一个完美的“局”:一方面,各地普马系分店都有独立的法人资格,这意味着风险独立;另一方面,所有普马店的资金结算都由总部调控完成——这既为普马全国扩张创造了条件,也一定程度成就了资金“黑洞”。
普马的资金“黑洞”正逐渐显露出来!据传,普马中国实际掌控人刘五一现已离境。而据外电报道,刘五一携款60亿准备逃往美国,其家人早已在美国安定……
没有人能说清普马“黑洞”究竟吞噬了多少资金,因为这中间卷进供货商、物业公司、持卡会员和员工,也卷进了银行和政府;也没有人能说清普马是否从开始就有意设置了这个“局”,毕竟普马生存了8年——如果用8年时间来设置一个“局”,那真是太可怕了!
刘五一身后,用“洋超市、大卖场、会员制”建构的普马王国已是断壁残垣,既留给债主们无尽的失望和痛恨,也给了中国零售业重重一记耳光,让人若有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