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隋唐制度渊源于北朝？

　1、 隋唐制度的渊源及李唐皇室的血统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叙论》曰:“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其在旧史往往以“汉魏”制度目之，实则其流变所及，不止限于汉魏，而东晋南朝前半期俱包括在内。旧史又或以“山东”目之者，则以山东之地指北齐言，凡北齐承袭元魏所采用东晋南朝前半期之文物制度皆属于此范围也。又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者也。所谓梁陈之源者，凡梁代继承创作陈氏因袭无改之制度，迄杨隋统一中国吸收采用，而传之于李唐者，易言之，即南朝后半期内其文物制度之变迁发展乃王肃等输入之所不及，故魏孝文及其子孙未能采用，而北齐之一大结集中遂无此因素者也。旧史所称之“梁制”，实可兼该陈制，盖陈之继梁，其典章制度多因仍不改，其事旧史言之详矣。所谓（西）魏、周之源者，凡西魏、北周之创作有异于山东及江左之旧制，或阴为六镇鲜卑之野俗，或远承魏、（西）晋之遗风，若就地域言之，乃关陇区内保存之旧时汉族文化，以适应鲜卑六镇势力之环境，而产生之混合品。所有旧史中关陇之新创设及依托周官诸制度皆属此类，其影响及于隋唐制度者，实较微末。故在三源之中，此（西）魏、周之源远不如其他二源之重要。然后世史家以隋唐继承（西）魏、周之遗业，遂不能辨析名实真伪，往往于李唐之法制误认为（西）魏、周之遗物，如府兵制即其一例也。”陈氏认为隋唐制度有三个来源，其中（北）魏、（北）齐之源实承袭汉魏西晋东晋南朝前半期汉族文化，为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所采用，已融合南北、汉胡文化。其梁陈之源乃汉族文化经隋传之唐者。

2、多民族融合对唐代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影响，唐王朝对兄弟民族之政策比较开放，且比较成功。岑仲勉《隋唐史》总结有四个特点:1.不强迫同化，只顺其自然。2.不掠取俘虏分散为奴婢。3.不使杂处通婚。4.不排斥各族不同之宗教，任其自由信奉。这种自由开放的民族政策对全国的安定团结，经济文化建设意义重大，其效果亦非常显著。

3、李唐王朝在用人上，对各族人员不分彼此，同样信任。诚如陈寅恪所言:“李氏据帝位，主其轴心，其他诸族入则为相，出则为将。” ④ 唐之开国，其兵力本兼府兵蕃将两类，而府兵“不堪攻战”，其主力实赖蕃将。其著名蕃将（如史大奈，本西突厥特勒人;阿史那社尔，突厥处罗可汗之次子;执失思力，突厥酋长;契苾何力，铁勒哥论易勿施莫贺可汗之孙;黑齿常之，百济西部人;李谨行，人等）皆受太宗重用，战功卓著。玄宗时，安禄山、哥舒翰、高仙芝等皆以少数民族出身而任节度使，天宝后有李光弼、李正己、李宝臣、李抱玉、李光颜、李克用、王思礼、王镕、仆固怀恩、乌重胤、浑瑊等少数民族位兼将相。《北梦琐言》云:“唐自大中至咸通，白中令入拜相，次毕相□，曹相确，罗相劭，权使相也，继升岩廊。崔相慎猷曰，可以归矣，近日中书尽是蕃人。盖以毕、白、曹、罗为蕃姓也。”说明中唐以后，少数民族入相更为普遍。

4、少数民族人员出将入相，必然会对当时的政治以及社会心理产生重要影响。少数民族的尚武精神很为青年人所发扬，许多诗人对尚武精神进行歌颂。

5、唐朝的政治思想比较宽松。李唐的这种文化背景，使他们在融合南北文化、各民族文化方面比较积极，亦比较通达。他们努力造成一种统一的和谐的思想文化局面，所以就容纳百家，并蓄兼收，不但传统的佛、儒、道思想受到同样尊重，而且对于自西域传入的景教、 祆 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等，也听任它们在国内传布。

6、对传统礼教的突破。西晋以后，中原地区长期处于少数民族统治之下，深受胡风影响。唐兴以后，虽仍然以中国传统礼教治国，但时转世移，民风世俗不能不有所变化，很难再回复到魏晋以前。朱熹云:“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⑤ 就指出了这种情况。

7、对世俗民风的转移。《新唐书》卷八?太宗诸子条:“常山愍王承乾字高明。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选貌类胡者，被以羊裘、辫发，五人建一落，张毡舍，造五狼头纛，分戟为阵，系幡旗，设穹庐自居，使诸部敛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啖。”陈寅恪云:“此突厥俗，见《通典·突厥传》首，太宗以突厥为宫工，故承乾习染其俗也。”李承乾作为皇子，爱好突厥语言、风俗，以致于极力摹仿。又《新唐书》卷三四《五行志》载:“太尉长孙无忌以乌羊毛为浑脱毡帽，人多效之，谓之赵公浑脱，近服妖也。”长孙无忌是鲜卑族，是太宗李世民的小舅子，浑脱是胡物。长孙无忌戴少数民族风格的帽子并不为奇，但天下人都跟风效仿。又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载:“天宝初，贵族士庶，好衣胡服，为豹皮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衣之制度，衿袖窄小。”元稹《法曲篇》云:“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白居易《时世妆》云:“元和妆梳君记取，髻椎面赭非华风。”陈寅恪笺白诗曰:“乐天则取胡妆别为此篇以咏之。盖元和之时世妆，实有胡妆之因素也。凡所谓摩登之妆束，多受外族之影响，此乃古今之通例，而不须详证者。” ⑥ 其实，自北朝以来，男女衣饰多尚胡服窄袖，唐初犹尔，至开元后稍博 ⑦ 。向达先生研究敦煌壁画，谓自六朝至唐初，男女俱着胡服，即所谓裤褶，男衣短仅至膝，折襟翻领;女衣亦同而稍长，内面另有长裙，肩披肩巾，俱穿胡靴，足觇李唐一代服装趋向之转变 ⑧ 。总之，从唐初到中唐，少数民族妆束一直是引导新潮流者。

8、 民族融合背景下的唐诗人

在大一统的多民族融合文化背景下的唐诗人有着区别于其他朝代的文人的特点。首先在民族构成上，很多著名诗人是少数民族出身，或者是汉化已久的少数民族，如白居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