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文献综述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文献综述

湖南农业大学李立清与李燕凌合著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一书，充分运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两种研究方法，对当前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化实施现状及其实施对策进行了分析论证。全书***分9章，虽然开篇就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的多方位思辨，但综观全书仍然以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化为论述主轴，在笔者眼里，从该书的题旨及其论述重点来看，《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一书实应是“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化研究”。

在绪论和第一章中，作者就从企业仿生学的角度，将企业比喻为“生命体”，认为“组成企业最基本的生命物质就是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信息、制度等，企业责任则是整个生命运动” [1]（ P1），这固然不能成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逻辑起点和充分依据，但是从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角度出发的贯穿人类思想史全过程的审视，则弥补了这样一个感性有余理性不足的缺憾。作者引用中外学者的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在矛盾中寻求了统一的论断：从经济学与管理学角度，继承了孔茨、格里芬以及德鲁克等人的观点，指出“企业是应当在提高本身利润的同时，对保护和增加社会福利方面承担责任” [2]（P689，格里芬）、“企业的目的必须存在于企业本身之外，事实上，企业的目的必须存在于社会化之中，因为工商企业是社会的一种器官” [3]（P81，德鲁克），引进利益相关人的理论，指出企业的存在不时孤立的，企业周围存在着众多的利益相关者，企业需要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从政治学角度上，作者引述亚里士多德关于“所有***同体都是为乐某种善而建立的” [4] (P1亚里士多德)观点,指出“企业必须让渡一部分权力给政府或社会，从而换取企业在有序竞争市场中生存，在复杂的社会矛盾冲突中实现最佳生存目标” [5]（P69）；在社会学的视野中，作者求助于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解决公平和不公平问题，提出“权力和财富只为一部分人所掌握……引起社会关系的紧张和不满……化解这种部门，毫无疑问是那些拥有合法性统治权的人当然的责任”。 [6]（P80）在最后的论证中，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企业的社会责任归纳为“是企业除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之外的第三种责任（作者认为这三种责任在时间、空间上三维并存），它是企业在社会领域内对自身行为后果的回应义务。”并将这种义务生发的根源——企业的内部性与外部性统为一体，继续阐述为“企业社会责任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它的内在星，即这种责任是由于企业在社会领域内自身行为引起的必然结果，而非任何外在压力推促下的企业义务。”[7]（P30）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论述企业的社会功能说，作者创新地提出了权力圈理论，将企业权力划分为内外两种属性，为继续论证企业的社会责任打下了理论基石。

作者力主：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标准化，其发挥作用的领域，应“基于以下考虑：即强调合作、扩大和统一三个广泛的企业活动领域[8]（P126）”，力图以机器式的形式统一与中国特色的内容外延，促使企业在社会责任上寻求到最大公约数。为此，作者选择了由美国制定的SA8000标准，作为国际标准化的指向，在作者看来这个基本内容包括“劳动保障、人权保障、管理信息系统”的标准代表了当前企业社会责任的衡量尺度，在不少学者以“该标准被注入了西方人权的影子、在最低工资以及工作环境上的规定不利于我国发挥竞争优势”等为理由排斥这个标准的时候，作者力挺该标准的适时性并预测其能够取得将来的地位，并从“可带来定单和效益、改善管理、改善劳工状况”等角度阐述，认为中国需要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化。

在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化的论述中，作者是这样构想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应该“首先是一种最大限度保护企业***同生存的企业社会规范；其次，是一种能够促使实现社会公正、公平的企业社会行为规范；第三，是一种保持民族先进文化的企业社会规范；最后，它必须是能够不断创造和谐社会建设新动力的企业社会规范”（第六章），在实施对策中，作者提到要分别从企业社会责任主体的角度、从规范内容的角度、从加强企业内部监督的角度、从加强企业外部监督的角度，修改和完善《公司法》、《企业法》、《劳动法》、《工会法》、《消费者权益法》等法律体系，政府也要加强对企业实施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科学引导。

从行文逻辑来看，作者首先从企业社会责任的思辩开始入手，继而在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化及其实施对策上，重点捉墨。其立意是明确的：我国企业无论是从自身发展需要还是从国际背景来看，实现社会责任标准化甚至是实现企业社会责任与诡计接轨是必要的。全文内容证明，作者是实现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化的坚定支持者，并对SA8000标准垂青有嘉，其追求方向是值得肯定的，因为标准化的实行必然对于企业自身的管理目标以及企业的社会存在产生重要意义，对于实现社会公正、公平不失是一个有力手段。

但是，笔者，还是认为，中国的企业具有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研究企业社会责任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从文化角度思辩责任本身。很明显，我国在儒家文化熏陶了几千年的背景中，几乎每个企业都具有“内紧外松”的特征，即对内部员工比较强调紧张，有的企业对待员工近乎苛刻；对外，企业则追求松弛，有的企业不惜捐出为数不小的资金换取宽松的竞争环境和中国传统看中的“面子”。从其生存生态来看，不可不说中国的企业有其生存之根，抛开企业的动机不言，作为实体它们也有追求企业社会责任的部分动力。

笔者还注意到，在作者提到的案例中，还提到SA8000标准甚至要求最低工资要达到当地和出口地所在国的最低标准，在中西劳动力市场价格及其不均衡的情况下，很明显是对劳动力密集国家所采取的一种贸易壁垒措施，是一种新型的贸易保护手段。应该看到，SA8000在某种诚度上代表了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化的发展方向，但是我国企业大多数的竞争力还不强，甚至多数企业处于资本积累期，还没有太多精力去进行社会责任标准化运做，如果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植入作者主张的国际标准，可能会适得其反，扼杀企业发展。

在这里，笔者不妨提出一个构想：在我们承认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化发展趋势的同时，要认清我国企业的发展现状，首先要保证在我国法律条件下企业的正当生存，其次，面对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化，我国政府商务部门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引导企业与企业、企业与认证机构进行谈判，提出“企业社会标准化时间表”，按照我国企业发展的现状，分步骤、按行业逐步完成标准化建设。

参考文献

[1] [5] [6] [7] [8] 李立清/李燕凌，《企业社会责任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

[2] 里奇·W·格里芬，《实用管理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3] 彼得·F·德鲁克，《管理—任务、责任、实践》[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4]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颜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