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最先开讲新中国"外法史

林榕年，1928年5月出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新中国最早从事外国法制史教学与研究者，外国法制史研究开拓者之一。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法制史教研室主任，兼任厦门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汕头大学法律系主任等职。

“林老是新中国第一位讲授外法史的老师，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几年里，林老经常晚上听苏联专家讲课，第二天就要给本科生讲课……”5月5日上午，在中国人民大学一次学术活动现场，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副会长叶秋华教授这样介绍林榕年。

6月1日上午9点，林榕年早早准备好，在宽敞明亮的客厅里等候记者的到来。

结缘外法史

多灾多难，是林榕年对自己小学、中学时代的切身感受。

1928年5月，林榕年出生在天津北郊区的宜兴埠村(现在的北辰区宜兴埠镇)。父亲是天津工业大学的木工，他希望自己的孩子们多读书、有文化。但是清贫的家境以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苦难遭遇，让林榕年的学习时断时续。

1949年1月，天津解放了。正在读高三的林榕年异常激动，他全心全意地欢迎解放军入驻学校，担任校学生会主席的他，积极协助***产党干部开展学生工作，并希望将来可以到新型的革命学校学习。

1949年7月，林榕年高中毕业，考取了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家人都为他高兴。这时，他看到了一份来自华北人民政府关于成立“中国政法大学”的简章，写明要“培养新中国的法律人才”。他不顾家人的埋怨，不怕丢掉已被天津师范学院录取的机会，毅然乘火车来到北京，直奔海运仓报考了“中国政法大学”，立志当一名“革命的法官”。他顺利地考取了。

“这所政法大学，不是现在的中国政法大学，她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前身。”林榕年对这段历史了如指掌。1949年10月23日，林榕年参加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开学典礼，校长谢觉哉主持了典礼。1950年3月，林榕年等100多名学员搬到了北京城东的铁狮子胡同，成为即将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届法律系本科生。同年10月3日，林榕年亲历了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的盛况，校长吴玉章主持，刘少奇等领导人到场讲话。

“这一年，我经历了‘三级跳’，先变成本科生，继而变为研究生，最后变成了老师。”对这个过程，林榕年难以忘怀。1950年7月的一天，他和傅兴岭、张晋藩等4名同学被法律系领导叫去谈话。林榕年很开心，以为自己参加抗美援朝的申请被批准了。可是，领导没谈到抗美援朝，而是想让他们几个去法制史教研室当研究生。

创建之初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仿照苏联莫斯科大学设置了法制史专业。但当时苏联的法制史专家没有到位，而教研室的工作却要开展，于是，1950年底，刚学了一些研究生基础课的林榕年、傅兴岭又被选调到法制史教研室当教师。

当时，法制史教研室***设置三门课程，即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苏联国家与法权历史、国家与法权通史(即中、苏以外的外国法制史)。林榕年被指派为国家与法权通史(即现在的外国法制史)老师。于是，林榕年成为新中国最早讲授外法史的老师。

对这个过程，林榕年戏称，自己是“赶鸭子上架”，“不过，这个‘架’上得值”。

边教边学

虽然变成了研究生和教师，但是对法律、外国法制史，林榕年毕竟没有深入学习过，觉得压力很大。但这是组织的信任，林榕年觉得无论如何都要干好。

白天，没有教学任务的时候，林榕年要和研究生们一起向苏联专家学习外国法制史专业课程;晚上，还要赶着去上“夜大”，那是苏联专家给中国人民大学校内的老师、干部开设的课程，内容包括俄语、政治经济学、《联***党史》(苏联***产党历史知识)、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等。“那什么时间备课呢?”对记者的问题，林榕年笑了，他说:“当时年轻啊，天天‘开夜车’。”那些年，林榕年几乎没有在凌晨1点以前睡过觉。

林榕年的努力没有白费，第一堂课下来，同学们满堂鼓掌。“这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鼓励，听我讲课的，就是我的本科同学啊!”林榕年更加努力了。学生们很喜欢他，因为第一节课他讲的是《汉谟拉比法典》，便给他起了一个“汉谟拉比法典”的绰号。

林榕年觉得，讲法制史，应该注意史料积累，尽可能多地掌握历史知识。于是，他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各大高校的图书馆以及琉璃厂等地的旧书摊上，“可惜，旧的法制史著作几乎无处寻觅。”但是林榕年仍不放弃一切搜集、整理资料的机会，慢慢积累，读书有感的时候就写在卡片上。渐渐地，他研究《世界通史》等书籍所积累的卡片便小有规模了，讲起课来，也顺手多了。

1949年2月《中***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发布后，和旧法有关的知识就不能在课堂上讲授了。中国人民大学作为一所新兴大学，拥有众多的苏联专家，其法律系当时被誉为法学教育的“工作母机”。全国各地的大学老师都来中国人民大学进修，学习新的法学知识，林榕年讲授的外法史课也得到了校内外的认可。

1954年，林榕年被借调到北京大学讲授外法史，还被校长马寅初聘为讲师，颁发了聘书。

一直在教学一线

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了。法制史课程该如何设置呢?林榕年认为，以前光讲苏联法制史、不讲俄罗斯法制史做法不科学，他认为“历史是从旧时代来的，是昨天的延续，也昭示着明天，应该批判地继承，但是不该‘一刀切’，‘一棍子打死’一个时代”。在林榕年的建议下，“苏联国家与法学历史”课程被撤销，代之以俄罗斯法制史，被并入外法史中。

“除了1958年、1961年两届本科生外，我几乎给文革前中国人民大学每一届本科生都讲过外法史，同时还指导教研室的每届研究生研读外法史。”林榕年笑称自己一直在教学一线上当“教书匠”。纵使在文革时，他也依然讲授和外法史有关的知识。1971年，在江西五七干校下放一年后，林榕年提前回到了北京，被调到当时的北京师范学院(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讲授***产主义运动史，他编写了两章讲义。

多年的积累，让林榕年厚积薄发。文革结束伊始，他结合自己多年的心得写出了《略论法律的继承性》一文，寄给了《人民日报》。刚好赶上1979年第一期《法学研究》(创刊号)要出版，这篇文章便被推荐发表在了创刊号上。在文章中，林榕年提出“历史应该批判地继承，无论是古代的还是外国的，凡是有价值的，都应该批判地借鉴，对外国法制史，不仅要兼容并蓄，还应推陈出新”。文章发表后，在学界引起一场讨论。也引起国外学界的关注，先后被荷兰、日本等国学术刊物转载。

林榕年另一篇《谈人权问题》的论文，发表在1980年第一期的《学习与探索》(创刊号)上。这篇文章是他和张晋藩合写的。“理论部分是我写的，后面关于中国人权状况部分是他写的。”这篇文章，结合法学史料，驳斥了西方学者关于人权问题的观点。

“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中就有‘物’的概念、‘地域权’的条款，后来的物权法有关物权、他物权等概念，就是从罗马法承继下来的。外国法制史就应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兼容并蓄、推陈出新。”在《外国法制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林榕年阐述了自己的这一核心观点，还系统阐述了外法史的概念、研究对象、历史分歧，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外法史基本问题。

“我的教学生涯和教材分不开。”1980年，林榕年编写的《外国法制史讲义》(三卷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作为“内部交流教材”出版，该教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最早出版的外国法制史教材之一，为当时大多数高校所采用。

1982年，林榕年任副主编、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全国统一的高等法学教材《外国法制史》出版，此后的1992年、1994年、1999年、2003年直到今年，他先后主编过不同版本的外法史教材十多部。近日，他主编的第四版外法史教材修订版刚刚出版。他同时主编《外国法制史汇刊》等论文集若干，发表有代表性的论文多篇。

也是在1982年统编教材的过程中，林榕年等学者推选德高望重的陈盛清(中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第一、二届会长)为会长，成立了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林榕年成为创始人之一，后来担任了研究会的第三任会长，现在还担任顾问。

坐得冷板凳

1928年出生的林榕年已至耄耋之年，但他依然记得58年前范文澜所说的一句话。

那是在1951年，在主题为“中国法制史如何建设”的座谈会上，历史学家范文澜应邀出席了会议。在谈到“怎么搞法制史，学问该如何做”的时候，范文澜对林榕年等法制史教研室的年轻教师们说:“做学问，板凳应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林榕年说，这句话几乎影响了他一生。他不仅用这句话鞭策自己，同时也用这句话中昭示的精神来教育学生。

1980年，根据教育部的指示，全国开始招收学位研究生。林榕年作为第一批硕士生导师，招收了两名研究生，其中就有梁治平(中国艺术研究院法律文化中心主任)。梁治平给他的印象是“喜欢看书，不张扬，很踏实”。他记得当时曾给梁治平布置了阅读经典著作的任务。没想到，梁治平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四卷本通读了一遍!林榕年另一个很引以为自豪的学生是米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1982年，厦门大学陈朝碧教授招收了米健等3人为研究生，“可惜不久，陈朝碧教授仙逝了。”林榕年应邀成为特聘导师，与当时厦门大学的胡大展老师一起为米健等同学授课。现在，这两个学生都已是学界知名学者，林榕年很为他们的成就高兴。

“学术活动我现在很少参加了，不过，外法史学科建设、青年学者的发展，我是看在眼里，喜在心上的。”望着窗外，林榕年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