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戴胄依法断流的故事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阳人也。性贞正，有干局。明习律令，尤晓文簿。隋大业末，为门下录事，纳言苏威、黄门侍郎裴矩甚礼之。越王侗以为给事郎。王世充将篡侗位，胄言于世充曰：“君臣之分，情均父子，理须同其休戚，勖以终始。明公以文武之才，当社稷之寄，与存与亡，在于今日。所愿推诚王室，拟迹伊、周，使国有泰山之安，家传代禄之盛，则率土之滨，莫不幸甚。”世充诡辞称善，劳而遣之。世充后逼越王加其九锡，胄又抗言切谏。世充不纳，由是出为郑州长史，令与兄子行本镇武牢。太宗克武牢而得之，引为秦府士曹参军。及即位，除兵部郎中，封武昌县男。贞观元年，迁大理少卿。时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尝被召，不解佩刀入东上阁。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议以监门校尉不觉，罪当死；无忌误带入，罚铜二十斤。上从之。胄驳曰：“校尉不觉与无忌带入，同为误耳。臣子之于尊极，不得称误，准律云：‘供御汤药、饮食、舟船，误不知者，皆死。’陛下若录其功，非宪司所决；若当据法，罚铜未为得衷。”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何得以无忌国之亲戚，便欲阿之？”更令定议。德彝执议如初，太宗将从其议，胄又曰：“校尉缘无忌以致罪，于法当轻。若论其误，则为情一也，而生死顿殊，敢以固请。”上嘉之，竟免校尉之死。于时朝廷盛开选举，或有诈伪资廕者，帝令其自首，不首者罪至于死。俄有诈伪者事泄，胄据法断流以奏之。帝曰：“朕下敕不首者死，今断从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欲卖狱乎？”胄曰：“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亏法。”帝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胄曰：“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若顺忿违信，臣窃为陛下惜之。”帝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胄前后犯颜执法多此类。所论刑狱，皆事无冤滥，随方指扌适，言如泉涌。其年，转尚书右丞，寻迁左丞。先是，每岁水旱，皆以正仓出给，无仓之处，就食他州，百姓多致饥乏。二年，胄上言：“水旱凶灾，前圣之所不免。国无九年储蓄，礼经之所明诫。今丧乱已后，户口凋残，每岁纳租，未实仓禀。随即出给，才供当年，若有凶灾，将何赈恤？故隋开皇立制，天下之人，节级输粟，名为社仓，终文皇代，得无饥馑。及大业中年，国用不足，并取社仓之物以充官费，故至末途，无以支给。自王公已下，爰及众庶，计所垦田稼穑顷亩，每至秋熟，准其苗以理劝课，尽令出粟。稻麦之乡，亦同此税，各纳所在，立为义仓。”太宗从其议。以其家贫，赍钱十万。时尚书左仆射萧瑀免官，仆射封德彝又卒，太宗谓胄曰：“尚书省天下纲维，百司所禀，若一事有失，天下必有受其弊者。今以令、仆系之于卿，当称朕所望也。”胄性明敏，达于从政，处断明速。议者以为左右丞称职，武德已来，一人而已。又领谏议大夫，令与魏徵更日供奉。三年，进拜民部尚书，兼检校太子左庶子。先是，右仆射杜如晦专掌选举，临终请以选事委胄，由是诏令兼摄吏部尚书，其民部、庶子、谏议并如故。胄虽有干局，而无学术。居吏部，抑文雅而奖法吏，甚为时论所讥。四年，罢吏部尚书，以本官参预朝政，寻进爵为郡公。五年，太宗将修复洛阳宫，胄上表谏曰：陛下当百王之弊，属暴隋之后，拯余烬于涂炭，救遗黎于倒悬。远至迩安，率土清谧，大功大德，岂臣之所称赞。臣诚小人，才识非远，唯知耳目之近，不达长久之策，敢竭区区之诚，论臣职司之事。比见关中、河外，尽置军团，富室强丁，并从戎旅。重以九成作役，余丁向尽，去京二千里内，先配司农将作。假有遗余，势何足纪？乱离甫尔，户口单弱，一人就役，举家便废。入军者督其戎仗，从役者责其糇粮，尽室经营，多不能济。以臣愚虑，恐致怨嗟。七月已来，霖潦过度，河南、河北，厥田洿下，时丰岁稔，犹未可量。加以军国所须，皆资府库，布绢所出，岁过百万。丁既役尽，赋调不减，费用不止，帑藏其虚。且洛阳宫殿，足蔽风雨，数年功毕，亦谓非晚。若顿修营，恐伤劳扰。太宗甚嘉之，因谓侍臣曰：“戴胄于我无骨肉之亲，但以忠直励行，情深体国，事有机要，无不以闻。所进官爵，以酬厥诚耳。”七年卒，太宗为之举哀，废朝三日。赠尚书右仆射，追封道国公，谥曰忠，诏虞世南撰为碑文。又以胄宅宇弊陋，祭享无所，令有司特为造庙。房玄龄、魏徵并美胄才用，俱与之亲善，及胄卒后，尝见其游处之地，数为之流涕。胄无子，以兄子至德为后。至德，乾封中累迁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寻转户部尚书，依旧知政事。父子十数年间相继为尚书，预知国政，时以为荣。咸亨中，高宗为飞白书以赐侍臣，赐至德曰“泛洪源，俟舟楫”；赐郝处俊曰“飞九霄，假六翮”；赐李敬玄曰“资启沃，罄丹诚”；又赐中书侍郎崔知悌曰“竭忠节，赞皇猷”，其辞皆有兴比。俄迁尚书右仆射。时刘仁轨为左仆射，每遇申诉冤滞者，辄美言许之；而至德先据理难诘，未尝与夺，若有理者，密为奏之，终不显己之断决，由是时誉归于仁轨。或以问至德，答曰：“夫庆赏刑罪，人主之权柄，凡为人臣，岂得与人主争权柄哉！”其慎密如此。后高宗知而深叹美之。仪凤四年薨，辍朝三日，使百官以次赴宅哭之，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大都督，谥曰恭。戴胄传全文的翻译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阳人。品性坚贞正派，才情气度精明强直，善于理顺各类文书簿册。贞观初年，大理寺缺一名副职，唐太宗说：“大理寺审理的案件，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戴胄清正刚直，就这个人吧。”当日就任命戴胄为大理少卿。有一天，长孙无忌被太宗召见，没有解下佩刀就进入东上阁门。尚书左仆射封德彝定罪认为：监门校尉没有发觉，该判死罪；长孙无忌罚款赎罪。戴胄反驳说：“监门校尉与长孙无忌二人所犯的罪性质是相同的，臣子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在帝王面前都不能强调什么失误。法典明确规定：供皇上用的汤药、饮食、舟船，即使是失误也都得处死。陛下如果记念长孙无忌的功劳，要原谅他是可以的。如果只是处罚长孙无忌，却处死监门校尉，这样判决，不能说是符合法典规定。”唐太宗说：“法律是天下人公有的，我怎么能偏袒皇亲国戚呢！”于是下令重新议论二人之罪。封德彝坚持己见，唐太宗打算许可。戴胄急忙争辩说：“不能这样处理。监门校尉是因为长孙无忌才获罪的，按法律规定应从轻处罚。如果都算失误，就不该只处死监门校发尉。”因此，长孙无忌和监门校尉二人都被赦免。当时，参加取士选官的士人们都聚集到京城来，有的士人假报资历出身家世或造假凭证，希望获取委任。唐太宗下令，准许这种人自首；如不自首，一经查实就处死。不久，有个作伪得官者行为败露了，罪证完备后，戴胄按照法律判处流放。唐太宗责问戴胄说：“我下了命令，作伪者不自首一经查实就处死，可你现在却只判流放，你这是向天下人宣示我讲话不讲信用，你是卖弄权力去讨好人呀？”戴胄不慌不忙地说：“陛下如果立即杀掉他，那就不是我的职权所管得了的。可是，既然已经移交给我处理，我敢毁坏法律吗？”唐太宗说：“你自然是恪守法律了，却让我失信于天下人，你说怎么办？”戴胄说：“法律是国家用来向天下人公布最大的信用的，您的话只是发泄了一时的喜怒情绪。陛下出乎一时情绪激动打算杀掉他，冷静考虑觉得不能这样做之后押送大理寺依法惩处，这正是克制个人情绪而留存大的信用。如果曲从个人情绪背离法律所应有的信用，我就要替陛下惋惜了。”唐太宗听了大受感动而醒悟，赞同了戴胄的说法。贞观六年，戴胄被调任尚书左丞。唐太宗同情他家贫困，特地下令赏赐给他十万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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