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三姐的真实案情

杨三姐认定二姐死得不明，决定到县衙告状。关于这次告状，她后来曾对一个亲戚说：“大宋朝还有秦香莲告状呢，当时都已经是民国了，我为什么不敢！孙中山建立的中华民国，讲的不就是人人平等吗？我就是要到官府去找一个平等……找不到平等，我宁可死在大堂上。”

四月初三，杨三姐请周永清律师写了状纸，具名“杨三娥”，在哥哥杨国恩的陪同下开始申冤告状。出面审理此案的是滦县“帮审”牛楚贤（相当于副县长，剧中人叫牛成）。高占英向牛成行了重贿，还买通了地保等人出示伪证，加上高本人当堂辩称杨氏确实“因病而死”，虽经三次开庭，牛楚贤始终偏向高家，斥责杨三姐“无端猜疑，不足为据”。杨三姐气得拿出剪刀欲自杀，被人夺下。 这天，闻讯赶来的群众把高家坟地围了个水泄不通。杨厅长也亲临现场。第一次验尸因验尸官受贿，潦草结束，宣布除了手有轻伤外，身上并无致命之伤。杨三姐闻言跪倒在验尸官面前哭道：“我姐已死在高占英手里了，难道你还想让我死在你手里吗？我可是拿命打这场官司呀，你可要对得起苍天啊！”在场的人群也发出呐喊。也许是受到震撼，验尸官当场交出贿银，再次仔细验尸。只见死者左腹有一条二寸刀口，下腹中部有两处刀伤，两腿汇合处也有一处刀伤，裤内塞满止血用的白灰……最后竟从腹部取出钢刀一把！铁证如山，杨二姐死于谋杀无疑。

验尸完毕后，高占英被带回天津，随即向直隶高等审判庭提起公诉。杨三姐兄妹生怕节外生枝，也随后赶往天津“顶案”，观察动静，等待判决结果。由于高家到处“打点”，还鼓动学界人士出面具保，致使案件迟迟不能判决。哥哥杨国恩只好到一家牛奶厂做苦工维持他们在天津的开销，焦急地盼望着能早日给亲人申冤。然而在那样的社会条件下，任何一个案件要想得到公平、公正的处理，都是很不容易的。 1919年10月5 日，在“开棺验尸”一年多以后，直隶高等审判厅终于开庭审判，主犯高占英在法庭上百般狡赖，拒不承认杀人害命的犯罪事实，但人证、物证俱在。高等审判厅依照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刑律第七十八条，判处高占英死刑；高贵章（高占英之父）、金玉（同案犯）因已潜逃，俟捉拿归案后另行处治；原滦县帮审牛楚贤因系民国命官，需呈报省政府予以严惩。10月6日，天津《益世报》的“本埠新闻”栏目中发布了一则短讯：“滦县高占英谋杀其妻一案，经高等审判厅判决，判处死刑。” 在天津“顶案”的杨氏兄妹，听说绞死了高占英，急跑到刑场时，人早已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