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语言政策
新加坡语言教育政策之转变
李懿芳
国立暨南国际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在众多亚洲国家中,新加坡为少数以英语作为主要沟通语言的国家,然而就
一个由多种种族组合而成的国家而言,这样的决定并非一蹴可成,为顾及各种族
的利益,其间经历许多沟通与协调,均反应在一连串的语言教育政策上面。正由
於新加坡具有多种种族的特徵,为了避免引起种族间的冲突,教育一向被政府列
为敏感的话题,因此我国国内有关新加坡语言教育政策的资料,也相形鲜少,仅
片面了解其实施双语政策,并有显著的英语教育成果。我国的语言教育政策自光
复以来多有变化,国语与母语之间的关系从对立演变至***存、第一外国语(英语
)教育在八十六学年度起,开始延伸至小学阶段……,这些种种的变革值得我们
加以深思与关注。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新加坡在语言教育上的努力与经验
,值得我们进一步的了解。本文拟先从新加坡语文环境著手,探讨其种族、文化
、历史等社会背景与语言政策发展的关系,再探究自一九六○年代以来,新加坡
所实施主要的语言教育政策内容,以期了解新加坡整体语言教育政策发展与转变
,做为我国未来语言教育政策发展的参考资料。
新加坡的语言环境
新加坡为一蕞尔小国,位於东南亚中心,总面积约为633平方公里。分析新
加坡的地理要素,其中影响语言发展者主要有二:第一、位於太平洋与印度洋的
航运要道上,又有天然良港的条件,成为水路交通的重要枢纽,由於邻近各地的
人种往来频繁,使其形成一多种种族、多种语言的社群;第二、在地形上与马来
半岛连成一体,二者之间密不可分,举凡政治、文化、语言、生活、历史发展等
方面,均深受其影响。
新加坡的历史尚短,原为一人口稀少的渔村。一八一九年元月二十九日,英
人莱佛士登陆新加坡,把新加坡开辟为一自由港,成为英国殖民地,为新加坡历
史的起源。新加坡成为一贸易自由港之后,吸引外地劳工前来,主要以中国、印
尼、印度三地居多。其中印尼与马来人本属同种,因此新加坡居民以华人、马来
人、及印度人为主,号称三大民族。根据一九九七年统计,新加坡人口中以华人
比例最大,占77.4%,马来人次之占14.2%,印度人占7.2%,其他种族占1.2%
新加坡多种种族的背景,是构成语言多样化的重要因素之一。虽然新加坡的
人口以华、巫、印三族为主,但是各族内又存在许多小族群,根据一九五七年人
口普查,新加坡华、巫、印内部大大小小的种族***有二十五个之多,而且无论种
族的大小,都有自己的语言,其间语言之复杂由此可见。
由於外在因素与内在因素的考量,英语在新加坡社会越形重要。就内在因素
而言:一、新加坡种族多、语言杂,三大族群中,没有一种语言有近半数的他族
人懂得,选择任一族语言做为主要语言,均会引起他族的不满。英语虽本为殖民
地的语言,但有过半数的各族人懂得,较易为各族人所接受;二、新加坡政治权
力与英语关系密切,统治阶级的语言、法律的规定系以英语为主,也奠定了英语
不可动摇的社会地位。就外在因素而言:第一、英语为商业及国际贸易用语,此
为新加坡的经济命脉;第二、英语也是现代科技的主要用语,对追求最新科技不
遗余力的新加坡而言,是不可缺少的能力。
新加坡的语言教育政策
根据学者W.Stewart的分析,多元民族的社会在建国过程中,对语言计划所
采取的政策,可归纳为两大类:第一、独尊一种语言:利用教育及法律等手段消
除其他语言,而独尊一语作为国语;第二、多种语言并存,而择一或若干种做为
官方语言,及不同族群间沟通的语言(郭振羽,1995:57)。新加坡的语言教育
政府基本上是采取第二种策略。以下即自新加坡独立以前为起点,探讨一九九七
年以前重要的语言政策,以期获得整体的概念。
一、一九五六年「各党派教育报告书」强调平等对待所有语言
一九五○年代,基於社会文化及政治因素的导向,新加坡众多语言已经发展
成为四个主流-英语、华语、马来语及淡米尔语。根据一九五○年各种语言源流
学校学生注册人数统计,当时华语学校为72,951人、英语学校为49,690人、马来
语学校为8,579人、淡米尔语学校为1,205人(Dudley, 1980:204)。在教育系
统中,华语使用比例虽高居第一,然而若以就业机会来计算,英语则位居首位,
使得越来越多华语学校的毕业生面临就业困难,尤其在一九五四至一九五六年间
更形严重。因此「各党派委员会」(All Party Committee)於一九五五年开始
著手调查华语学校的情况,其报告书为新加坡第一个国家语言教育计划,主导新
加坡日后语言政策发展的方向。
「各党派教育报告书」最重要的建议之一:不论各学校所使用的语言为何,
一律平等对待。为确保本土语言面临英语的冲击不致消失,并增加对本国语学校
的经费补助。虽然各党派报告书对华语学校情况进行深入调查,但其主要目标是
在打破英语被其他本国语言学校排挤的障碍,并建立一个能对新加坡忠诚、且具
有马来亚意识的教育制度。委员会认为新加坡的发展,必然走向与马来西亚联邦
合并的结果。对日后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在语言与教育方面
的宣示,产生极大的影响,如平等对待英语、华语、马来语及淡米尔语,尊重各
种语言源流学校并存发展的形态,指定上述四种语言为官方语言,并规定马来语
为国语等措施。
二、因政治考量,采取以马来语为主的多语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非各地纷纷兴起了独立自主的运动,新加坡於一
九五○年代开始,在人民行动党的领导之下,争取独立。当时由於政治策略上的
考量,领导阶层以谋求与马来亚联邦合并为最终目标,在语言政策上也采取相对
应的措施-即以马来语为主的多语政策。
新加坡政府於一九五九年成为一自由邦,人民行动党在普选后得到多数支持
,成为执政党。同年,自治邦宪法宣布马来语为「国语」,政府并继续以各种措
施,推广及提高马来语的地位,为「合并」做准备。其中较为重要的措施如下(
郭振羽,1995:60):
1.成立「马来语语言及文化协会」。
2.教育部成立「马来语教育谘询委员会」。
3.规定在政府学校任教的教师,须具有第一级马来语程度:公务员程度则须
有第二级马来语程度。
4.开办中学程度马来语课程,并成立马来文中学。
一九六三年新加坡如愿地加入新成立的「马来西亚联邦」,更加积极推广国
语(马来语),例如成立国语行动理事会、推行「国语月」和「国语周」运动、
增加媒体播放马来语的时间、政府公告及公文,开始使用马来文等。
虽然积极地加强马来语的教育,但事实上新加坡政府在教育上仍然坚持四种
语文源流学校平等并重的多语政策。所以尽管在政策上新加坡力求与马来西亚联
邦一致,但在基本语言政策上,二者之间仍存在无法弥补的鸿沟。由於马来西亚
只承认一个国语(马来语),因此星马之间语言和教育政策的分歧,以及二者在
文化和民族政策上的差异,造成了一九六五年新加坡被迫脱离马来西亚联邦而完
全独立。
三、星马分离,语言政策再次调整
表面上,脱离马来西亚联邦对新加坡语言政策没有很大的影响,依旧维持双
语政策、国语仍为马来语,并和英语、华语及淡米尔语***列为官方语言。然而,
当新加坡确定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时,语言政策也产生了些许改变。
首先,一九六六年起,马来语不再被视为国家学制中主要的教学语言,也失
去做为主要工作语言的功能;其次,媒体转移焦点到其他语言上。例如:一九七
七年二份主要的英语日报定期刊载学习华语的方法、发行量最大的二份中文报,
在每日的双语版中刊载华语及英语的教学内容、广播媒体也经常性的播出英语课
程等,这些种种措施与一九六○年代早期倡导马来语为国语时有明显的不同。这
时,马来语的国语地位只是象徵性的地位。
此时期有二方面的改变值得注意:英语成为主要工作语言,以及对母语保存
的重视。由於英语在新加坡为一中立语言,没有偏袒任何一个族群,并对新加坡
成为国际商业中心、地区金融中心等角色提供相当大的助力,因此渐渐成为当地
主要的工作语言。另一方面,新加坡人意识到母语的保存,不但能发展文化的根
源、提供次国家层次的统整,并能培养「情感上的归属感」。
四、双语政策的评鉴与改革
一九七○年代影响新加坡语言教育政策最主要的文献,即为「一九七八年教
育部报告书」(the Report o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1978)。一九七八
年八月,新加坡副总理Goh Keng Swee博士领导的教育研究小组针对新加坡的教
育制度及语言政策进行检讨与评鉴。研究小组提出了「一九七八年教育部报告」
,对新加坡有关教育方面的语言政策,提出详细及权威的评论。其中重要的发现
如下:
1.读写能力低:至少有25%的小学六年级学生未能达到最低的读写能力标准
2.一九七五至一九七七年间,参加小学离校考试的学生,62%未能通过第一
或第二语言考试。
3.学校於各种测量能力表现的途径-测验、报纸及书本阅读中,表现不佳。
4.几项提升语言程度的策略,经评估后成效不佳。
简而言之,这份报告发现由於对语言能力要求过高,使得双语政策未能普遍
有效的实施。新加坡政府认为有必要为不同学习能力、学习态度及学习兴趣的学
生,安排不同学习课程,因此著手实施学制的改革,亦即於小学及中学阶段实施
分流制度。
依照新教育制度,小学前三年的课程主要以语言学习为主,使学生在此阶段
能为将来学好数学、科学和其他课程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小学三年级结束后,
学生依分流考试成绩及双语能力分配至「正常双语课程」(normal)、「扩大双
语课程」(extended)、「单语课程」(monolingual)。中学阶段则依小学离
校考试,将学生分流进入「特别」(special)、「快捷」(express)及「普通
」(normal)课程,特别及快捷课程学生学习两种语言,四年级结束时参加GCE
'O' level考试,通过者可进入大学预备学校学习;能力较差的普通课程学生,
四年级末接受GCE 'N' level考试,通过考试者可以再学习一年后参加'O' level
考试,未通过者则参加职业训练或就业。
五、语言标准化问题-语言本文的转变
学者Kloss将语言计划分为两类:一是「语言本文计划」(language corpus
planning),指针对语言的设计和处理,包括新字汇和术语的厘定、字典的编撰
、新拼音方式或书写方式的设计等;一是「语言地位计划」(language status
planning),针对语言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功能,做适当的处理和调整,以达到某
些既定的目标(郭振羽,1995:67-68)。
语言本文计划涉及语言标准化的问题,由於新加坡早期系由外来移民所组成
,使用的语言均为「外来语」,这些语言经过长期使用自然与他种语言相互「干
扰」及「借用」,出现与原来语言有异的本土化特色,因此乃有「新加坡华语」
、「新加坡英语」的出现(郭振羽,1995:68)。由於新加坡是一个开放的国际
都市,若坚持以本地特色的语言做为标准,会造成语言上与外界隔绝的情形,因
此语言标准必须遵循外来(原来)的规范,亦即不涉及主动设计或文字的改革,
而只是在政策上决定采用何种外来规范,或外来的文字改革,以做为本地的标准
。以下分别介绍四种官方语言所涉及的语言标准问题。
华语所涉及的「本文计划」引起的问题最多,影响也最大,其中特别值得注
意的是「简体字」的使用及「汉语拼音」的推行。新加坡一九六○年代开始使用
简体字,为符应政策实施双语政策的一项改革。由於华语最困难的就是书写能力
的学习,简体字可节省书写及学习的时间,因此以简体字取代繁体字,可简化华
语的学习(Dudley, 1980:217-218)。
在拼音方面,早年新加坡华语教学系以「注意符号」为准,自一九七○年代
中期开始,随著中国「汉语拼音」办法的公布实施,新加坡教育当局也决定全盘
采用,规定华族学生必须用华语姓名的汉语拼音,做为学校使用的英文姓名,以
减少方言的影响。但此措施带来极大的反弹,对於不少华人而言,华语姓名惯以
方言发音,因此不论姓Tan(陈)或姓Teo(张),他们的姓氏已成为身份认同的
一部分。由Tan改为汉语拼音的Chen,或由Teo改为Zhang,虽然都是华文「陈」
或「张」,但对他们而言乃是强制改变世代沿用的姓氏,侵犯其基本人权。然而
尽管面临舆论的反对,新加坡政府仍坚持於一九八○年开始在小学实施,并扩及
全国中小学(郭振羽,1995:70)。
马来语本文的转变主要依循马来西亚及印尼二国。印马两国均使用马来语为
国语,并各有其语言策划机构,负责马来语标准化和现代化的工作,在印尼的机
构称为「语言与文学机构」(Institute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在马
来西亚的机构称为「国立语言发展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Language
Development)。为协调双方关於马来语的语言计划,印马政府组织一个「马印
语言理事会」(Majlis Bahasa Malaysia/ Indonesia),负责协调两国语言发
展的决策。新加坡原则上全盘接受语言理事会的决定,将其实施於学校、大众传
播及政府相关公告文书等。
淡米尔语由於使用人口少,政治及经济效益低,在新加坡一直未受到政府的
重视。印度马德拉斯(Madras)为淡米尔语的中心,对语言计划议题有很大影响
,例如过去直接借用英语的情况相当频繁,未来将逐渐以翻译的方式取代。在马
德拉斯开展的文字改革,经由期刊、杂志等影响新加坡的淡米尔语;本地的淡米
尔报纸在传播上也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英语涉及的语言标准问题,主要是英语方言-「新加坡英语」。政府当局主
张必须推行国际标准的英语,亦即以英国广播公司所代表的BBC English为准,
文法和拼音也以英国本土的标准及规范。然而一些语言学家Tongue(1974)、
Platt(1975)等的研究,发现新马地区的英语虽非标准,但有其特色及社会功
能,不必完全否定本土英语的地位,甚至可适当承认其存在。尽管如此新加坡政
府仍积极推动标准化英语,如招募讲道地英语者任职中小学及训练本地教师、经
常性的举办在职课程及座谈会提升英语水准、教育部也透过语言计划中心提供学
校教师有关提升英语使用的课程等。
六、全国性学制的公告
根据统计资料显示,登记华语源流学校的小学新生,自一九五九年的46%降
至一九八四年的0.7%。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教育部提出,由於少於1%的小学新生
登记华语源流学校,而且已经没有学生登记就读马来语及淡米尔语学校,因此公
告所有学生在一九八七年将以英语做为第一语言,为全国性学制的实施。此措施
引起相当程度的争论,其中主要是来自受华语教育者的抨击,认为华语程度将为
此下降。政府则声称若有足够的家长要求学童进入华语源流学校,则会重新开办
以华语为第一语言、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学校;并增加以华语及英语为第一语言的
小学。
七、改进小学教育报告书
一九九一年三月,教育部发表「改进小学教育报告书」(Improving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 Report)对中小学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根据调查
当时的教育制度存在几项缺失,急待改进:1.学习能力较差的学生需要更多时间
学习双语;2.小学生转到不同分流课程的比率持续偏高,有延缓一年分流的必要
;3.进入职业暨工业训练局的单语分流学生未具充份准备,且中辍者多。有鉴於
此,改进小学教育报告书主要建议如下:
1.提供三阶段、七年的小学教育(包括一年学前教育,小一至小四基础阶段
,小五至小六定向阶段)。
2.重新修订小一至小四课程分配时间:英语占33%、母语及道德教育占27%
、数学及其他课程各占20%。
3.调整小学离校考试,以「安置性测验」取代「失败-通过性测验」。
4.小三分流延至小四结束时举行,并在小五及小六时提供三种语言分流课程
,分别为EM1(英语和母语均为第一语言程度)、EM2(母语为第二语言程度)、
EMO(母语以口语型式学习)。
结语
由上述可知,新加坡语言教育计划受政治、族群、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深
远。综合分析,今日新加坡的语言政策,系以下列几点为主轴:1.华语、英语、
马来语及淡米尔语四种官方语言并存;2.坚持双语政策,英语为各民族学生必须
学习的***同语言;3.英语为工作语言,并具有国语的实际地位(de facto
national language);4.各族学生均需学习母语,做为保留传统文化的媒介。
新加坡经历三十多年的变革,突破种族间的藩篱,在语言政策上找到了一个平衡
点,虽然无法满足所有种族的需求,但多数均能接受这样的安排。新加坡多年来
处理语言政策的经验,值得做为我国思考这类问题的参考。
参考文献
中文部分
云惟利(1995)。语言环境。载於云惟利编:新加坡社会和语言。新加坡:中华
语言文化中心。
郭振羽(1995)。语言政策和语言计划。载於云惟利编:新加坡社会和语言。新
加坡: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英文部分
Dudley De souza (1980).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Language planning in
singapore. In Evangelous A. (Ed.),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pp.203-232).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Gopinathan S. (1994). Language policy changes 1979-1992: Politics and
pedagogy. In Gopinathan S. (Ed), Langauge, society and education in
Singapore: Issues and Trends. Singapore: South East.
Singapore Legislative Assembly Debates (1956-58). Official Report,
(Vol. 2,) 1st Series, p.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