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的理学有谁

一、理学与佛教的密切关系 1、理学的佛教内核 略知中国哲学的人都知道：理学=儒+佛+道.在理学的多元构成中,儒佛道三家并非平分秋色,而是以佛为主.无可讳言,朱熹等理学家曾对佛教有过激烈的批评,但其锋芒所指,主要是佛教僧人剃发染衣等外在形式,而对佛教的本质内容则大加吸收.佛教有着无比发达的本体论,其关键词是佛性、理体、真如、如来藏、法身、般若、实相等.著名科学家王季同(1910年曾发现四元函数求微分法,1916年发明电气变流方法)说：“哲学家对这个（佛家的真如,即宇宙万有的本体, 终极真理）不过是推测, 佛教却是亲证. 所以佛教哲学大旨和近代西洋哲学仿佛, 而精密过西洋哲学好几倍.”两宋时期,以章句训诂为特点的汉唐儒学已经到了僵化,理学家们正是借助于佛教发达的本体论学说,才完全了对传统儒学的革命,使传统儒学柳暗花明. 理学的主要理论形态有：（1）理本论——程朱理学.基本观点是以理为本,认为理是宇宙的本体、事物的本质和人性的根据.（2）心本论——陆王（王守仁）心学.基本观点是以心为宇宙的本体,重点论证“心即理”或心理为一.（3）气本论——张王（王廷相、王夫之）气学.主张以气为本,论证气化世界的绝对性和永恒性.不难看出,理本论、心本论和气本论三家,尽管主张略有不同,但都是关于宇宙本体的学说,几乎都是佛教本体论的某些内容的翻版,而在完美程度上则无过之而大有不及.两宋时期取得主导地位的理学,居然以佛教的本体论为其内核,成为地地道道的佛化儒学,这正说明佛法在中国社会的空前深化和普及.从此以后,佛教的核心思想,以理学为包装,更加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的心理. 2、、理学家们的佛教因缘 宋代禅宗大行其道,士大夫参禅成风,“凡闻有禅林名德,皆不辞路遥,涉水登高以相访”.两宋理学的代表人物,无一例外地与佛教有着很深的缘分.明代黄绾说：“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濂溪（周敦颐）、明道（程颢）、横渠（张载）、象山（陆九渊）由于上乘；伊川（程颐）、晦庵（朱熹）皆由于下乘.”正觉禅师的“默照禅”,成为理学家们普遍借鉴的一种修行方式.被当今学界定为理学鼻祖的周敦颐,师事鹤林寺僧寿涯并从东林寺常聪(总)禅师修习静坐,自称 “穷禅客”.周敦颐还与赵抃、潘兴嗣、苏轼、黄庭坚等人友善——赵抃是佛慧法泉禅师的法嗣,潘兴嗣是黄龙慧南禅师的法嗣,苏轼是东林常总禅师的法嗣,黄庭坚是黄龙祖心禅师的法嗣；这几个人对佛法皆有契会,周敦颐经常与他们参禅问道.例如,周敦颐在《万安香城寺别虔守赵公(抃)》一诗中说：“公暇频陪尘外游,朝天仍得送行舟.……谈终道奥愁言去,明日瞻思上郡楼.”周敦颐一生参研的僧人主要有以下几位：僧寿涯,黄龙慧南、祖心师弟,佛印了元,东林常总.《居士分灯录》载有周敦颐参扣祖心、了元、常总三位禅师的语录…… 2、两宋佛教的大众化 梁启超说：“有放万丈光焰于历史上者焉,则佛教是也. 六朝至唐数百年中,志行高洁、学识渊博之士,悉相率入于佛教之范围.”佛法经过近千年的传播,至两宋时期,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心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权重人物布施不断,文人雅士参佛谈禅,庶民百姓排列香案,佛教时时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习俗和心态,并呈现出世俗化、居士化的明显特点. 二、理学兴起后,官佛关系究竟如何 与前朝相比,两宋时期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是相当和谐融洽的,从未发生任何形式的法难.宋太祖于建隆元年（960）,一次下诏度僧8000人,开宝四年（971）又命人雕刻大藏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汉文木版印刷的大藏经…….宋太宗一次度僧17万,并设立了译经院,大规模翻译佛经,并亲自撰写《新译三藏圣教序》；此次翻译活动持续了约一百年.宋太宗还颁布诏书,请律宗僧人赞宁撰写《宋高僧传》.宋真宗著有推崇佛教的《崇释论》,大中祥符二年（1009）颁布《特度僧道诏》,规定每十名童子有一个出家名额……到天禧五年（1021）,僧众人数达三十九万七千六百一十五人,尼众六万一千二百四十人,寺院四万多所…….临济宗僧人克文被北宋朝廷赐号“紫方袍”和“真净大师”；克勤被宋徽宗赐号“圆悟禅师”；宗杲被宋孝宗赐号“大慧禅师”,逝世后再赐号“普觉”.曹洞宗僧人道楷被宋徽宗赐号“定照禅师”；天台宗僧人知礼被宋真宗赐号“法智大师”,遵式被宋真宗赐号“慈云大师”；云门宗僧人契嵩被宋仁宗赐号“明教”.宋神宗曾诏请宗本禅师进入宫中谈禅论道.契嵩禅师的《辅教篇》在士大夫中引起强烈反响,抗金派宰相张商英、李刚都接受了契嵩的说法,宋仁宗更是大加称赞.克勤禅师与宰相张商英谈论《华严经》,张深为敬佩,称之为“僧中管仲”；宗杲禅师逝世后,抗战名臣张浚为之撰写《塔铭》…… 再看大致与宋朝同时的辽、金两代.902年,辽太祖耶律阿宝机创立开教寺.辽圣宗于986年7月诏令“上京开龙寺建佛事一月,饭僧万人”,其后又拨款续刻房山石经,增建寺庙.辽兴宗本人受戒皈依,对僧人委以高官,僧人在朝中任职者多达20余人.辽道宗精通梵文佛学造诣颇深,尤其对《华严经》有研究；道宗还诏请鲜演法师入宫,研讨华严义理,并请他做上京开龙寺的讲主,授予“圆通悟理”的师号.辽代印刷了内容比宋刻蜀版大藏经更丰富的《契丹藏》.辽天祚帝把石经存于洞中,上建砖塔…… 金太宗完颜晟将佛教引进王室,在内庭供奉佛像,每年举办法会饭僧.1124年,金太宗请僧人善详在山西应州建立净土寺,还为僧人海慧在燕京建寺.金熙宗完颜亶邀请名僧海慧到首都上京,并为他建大储庆寺,还任命著名律师悟铢为中都右街僧录.金世宗完颜雍在燕京建大庆寿寺；在东京建清安寺,度僧五百,因世宗生母贞懿太后出家为尼,又特在该寺别筑尼院,增大寺塔.金章宗完颜景于1193年亲召曹洞宗名僧行秀到内庭说法,并赠送锦绮大僧伽衣及各种珍品.行秀的俗家弟子耶律楚才,出身辽皇室,曾为金元两朝重臣跟随行秀参禅三年：“杜绝人迹,屏斥家务,虽祁寒大暑,无如不参……” 史实昭昭.所谓“两宋的‘理学’兴起后,佛学与官府的关系更加疏远”,实属无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