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举

唐代武则天始创选拔武将的武举考试。至清朝时改称武科。历史上武举一***进行过约五百次。相对于文科举,武科举较为不受重视。历朝的武举时而被废,时而恢复。而武举出身的地位亦低于文科出身的进士。

唐代的武举主要考举重、骑射、步射、马枪等技术;此外对考生外相貌亦有要求,要“躯干雄伟、可以为将帅者”。宋代时规定武举不能只有武力,要“副之策略”,问孙吴兵法等。到了明朝时更改为“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如果在答策的笔试中不及格,不能参考武试。初期的笔试考三题,试策两题,另一题论考四书。后来四书的题目改为默写武经。武试则最少要求骑射九矢中三,步射九矢中五。至清朝时,改为先试马步射,马射二回六矢,中三为合。步射九矢中五为合。之后比力气,包括拉硬弓、舞刀、举石。弓分八、十、十二力;刀分八十、一百、百二斤;石分二百、二百五十、三百斤。合格者才考笔试。

宋以前并没有“武状元”之设。首名武状元产生于宋神宗时,为福建人薛奕,后与西夏作战时战死。历史上著名由武举出身的武将尚有唐代的郭子仪(唐玄宗开元初年武举异等),北宋徐徽言(文进士出身,后弃文习武,徽宗授武状元)等等。我国历史上的武举制度创始于唐代。武则天长安二年(700)“诏天下诸州宣教武艺”,并确定在兵部主持下,每年为天下武士举行一次考试,考试合格者授予武职。①一般认为,这就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武举”或“武科”的正式出台。自此以后,武举考试为大多数封建王朝所承袭,成为封建国家网罗武备人村的重要制度。

唐代武举偏重于技勇,重点是马上枪法,而整个制度还不够完备,只能说是武举的创制时期。宋代开始,武举被纳入整个科举体系之中,确定了三组考试的程序和外场考武艺、内场考策论兵书的考试办法,武举制度臻于规整。元代武举废止不行。武举的兴盛是明清两代,特别是在清代。

明朝武举创制甚早,但制度一直没有确定下来。直到成化十四年(1478),才根据太监王直的建议,以文科为例,设武科乡、会试。弘治六年(1493),定武科六年一试,先策略,后弓马,策不中者不准试弓马。后又改为三年一试。考试内容主要是马步弓箭和策试。万历末年曾有过一次实行改革的议论,有朝臣主张设“将材武科”,初场试武艺,内容包括马步箭及枪、刀、剑、戟、拳搏、击刺等法;二场试营阵、地雷、火药、战车等项;三场各就其兵法、天文、地理所熟悉者言之。显然易见,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提议,可惜并没有引起朝廷重视,只是说说罢了,否则将会产生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②崇祯四年,参加武会试的举子中,能运百斤大刀者只有王来聘、徐彦琦两人,发榜后徐彦琦榜上无名,议论腾起。当时正“锐意重武”的崇祯帝认为有人作弊,将考官、监试御史等一大批官员下狱、撤职,令倪元路、方逢年等主持复试。复试后选取百人,依照文榜例,分三甲传胪赐宴。崇祯亲自调阅前三十名试卷,钦定一甲三人,王来聘居一甲第一名,也就是武状元,授副总兵职。明代武举一直没有殿试,也没有设立一、二、三甲的区分和鼎甲名号。正式有武状元之设,王来聘是第一人。③明代武职多半由世荫承袭,加上由行伍起家者,武举只是个补充形式,所以,明代武举出人不多。值得一提的是明末名臣熊廷弼,他是一位难得的文武通材。《明史》本传说他“身长七尺,有胆知兵,善左右射。”据清人王应奎说,熊迁弼先中万历某科湖广武乡试第一名,后弃武就文,又中万历丁酉(二十五年,1597)湖广乡试第一名,明年登进士。“于是榜其堂曰:三元天下有,两解世间无。”④这在历史上的确是独一无二的事情。

清代情况大不相同。从制度上看,基本沿袭明末,考试程序、办法等并无多少变化,但重视程度大大超过明代。清代武官虽然仍以行伍出身为“正途”,科举次之,但科举出身者数量不断增大,在军中占有很大比例。加上封建国家大力提倡,制度日益严密,录取相对公正,因此,民间习武者对武举考试趋之若鹜。清代武举为国家提供了大批人材,其中产生了不少杰出人物。

清代武举一依文榜程序,考试大致分四个等级进行。

一:童试,在县、府进行,考中者为武秀才。二:乡试,在省城进行,考中者为武举人。三:会试,在京城进行,考中者为武进士。四:殿试,会试后已取得武进士资格者,再通过殿试(也称廷试)分出等次,***分三等,称为“三甲”。一甲是前三名,头名是武状元;二名是武榜眼;三名是武探花。前三名世称为“鼎甲”,获“赐武堤及第”资格。二甲十多名,获“赐武进士出身”资格。二甲以下的都属三甲,获“赐同武进士出身”资格。殿试的规格很高,一般由皇帝亲自主考。考试揭晓后,在太和殿唱名,西长安门外挂榜,并赐给武状元盔甲。然后由巡捕营护送武状元归第,炫耀恩荣。第二天,在兵部举行盛大的“会试宴”,又赏给武状元盔甲、腰刀等,赏给众进士银两等。清代科甲等级差别甚大,同样是武进士,一、二、三甲的等级和荣誉却大不相同。自然状元是出尽了风头的,登第后的三天内,可以披红挂彩,上街夸官,真所谓春风得意、风光十足了。

殿试以后,通常立即由兵部授予官职。顺治三年(1646)丙戌科是清朝武举第一科,当时规定武状元授正三品的参将,武榜眼授从三品的游击,武探花授正四品的都司。二甲授正五品的守备,三甲授从五品的署守备。康熙年间又有变动,改为一半授营职,是直接带兵的官,另一半授卫职,是皇帝的宫廷侍卫。雍正五年(1727)规定,武状元授御前一等侍卫,武榜眼、探花授二等侍卫。再从二甲中选头十名,授三等侍卫。其余全在兵部注册授于守备等营职。雍正以后各朝武进士的授官情况还有一些变化,不过所授品阶基本上以康熙朝定制为准,没有太大的变更。

清朝武举各级考试,通常每三年举行一次,每科录取人数也有定额。但常科以外,还时常增设所谓“恩科”,常额以外,也增加一点“恩额”。

这类“恩科”、“恩额”都由皇帝直接掌握。无非笼络人心,吸收更多的武勇人士为统治者效命。考试办法差不多与明代一样,分一、二、三场进行。一、二场试了弓马技勇,称为“外场”;三场试策论武经,称“内场”。一场试马上箭法,驰马三趟,发箭九枝,三箭中靶为合格,达不到三箭者不准参加二场。乾隆年间,一场又增加了马射“地球”,俗称“拾帽子”,专为考察伏射能力。二场考步射、技勇。步射九发三中为合格。所谓“技勇”,实际上主要测膂力。一***三项。头项拉硬弓,弓分十二力、十力、八力三号,另备有十二力以上的出号弓。应试者弓号自选,限拉三次,每次以拉满为准。二项舞大刀,刀分一百二十斤、一百斤、八十斤三号,试刀者应先成左右闯刀过顶、前后胸舞花等动作。刀号自选,一次完成为准。第三项是拿石礩子,即专为考试而备的石块,长方型,两边各有可以用手指头抠住的地方,但并不深。也分为三号,头号三百斤,二号二百五十斤,三号二百斤。考场还备有三百斤以上的出号石礩。应试者石号自选,要求将石礩提至胸腹之间,再借助腹力将石礩底部左右各翻露一次,叫做“献印”,一次完成为合格。凡应试者,弓、刀、石三项必有两项为头号和二号成绩,三号成绩超过两项者为不合格,取消三场考试资格。⑤

三场是考文,当时叫“程文”,也称“内场”,相当于文化课考试。内场考试对大多数武人来说,比外场考试更难应付,所以考试办法不得不屡有变动。最初是考策、论文章,“策”相当于问答题,“论”是按试题写一篇议论文。顺治时定为策二篇、论二篇,题目选自四书和兵书。康熙年间改为策一篇、论二篇。策题出自《孙子》、《吴子》、《司马法》三部兵书,论题只从《论语》、《孟子》中出,考试难度有所降低。乾隆时,又改为策一题,论一题,题目都选自《武经七书》。到嘉庆年间,考虑到武人多不能文,所考策、论多不合格,而不少外场成绩突出者又往往败于内场,于是干脆废除策、论,改为按要求默写《武经七书》中一段,通常只一百字左右。这样一味迁就,使内场考试的水平越来越低,最后差不多只是形式上的存在了。当时社会上歧视武人之风很盛,经此一改,武人更加被文士们看成纤纤武夫,武举的社会地位大不比清代前期了。清代著名学者赵翼有一段记述,最能反映武举内场考试的实情,也反映了当时文人对武人的轻蔑:

“武闱但以弓马技艺为主,内场文策不论工拙也。余尝主顺天乙酉科武乡试,其策有极可笑者。如‘一旦’二字多作‘亘’字,‘丕’字又作‘不一’字,盖缘夹带小本字画甚密,不能分晰,故抄誊讹错耳。又如‘国家’字应抬高一字,则凡论古今地名处,如‘国家四郊多垒’、‘社稷危亡’之类,亦无不抬头。武生自称‘生’,则应于行内稍偏,乃又将‘生人’、‘生物’、‘生机杀机’之生字,一概偏在侧边。如此者不一而足。然外场已挑好‘双好’字号,则不得不取中。幸武闱无磨勘之例,可不深求耳。”⑥

实际上康熙注意到了科举文武分途不利于造就兼备人材的问题,他曾要求打破考试中的传统界线,允许文武生员举人交叉考试,武科举人可以改考文科进士,文科举人可以改考武科进士。康熙认为:“如此则各得展其所学,文武两途,皆得真才矣。”⑦然而,整个清代,文武交叉考试者寥寥无几。文武各成畛域而壁垒森严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文人不武,武人不文,文武兼长的人材也就越来越少。文武分途的考试制度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材,却很难造就出云文云武的博通人材,应该说这是科举制度的弊端之一,也是清朝中后期政坛上出将入相人材日见匮乏的原因之一。

上面所讲考试办法,是会试一级的,乡试、童试的考试办法与会试大致相同,只二场弓、刀、石的份量相应降低,马步射降为九发二中为合格。

清朝对武科乡试、会试的录取额有具体规定。康熙二十六年(1687)规定,武乡试录取名额约为文乡试的一半,全国***八百四十名左右。其中河北省(直隶),一百零八名,其他各省六十名以下不等。会试录取名额康熙初年以前,大致在每次录取二百名到一百名之间。康熙十八年定额一百名,后来又规定不拘定额,特别是不拘各省分配的定额,只按考试成绩,奏报皇帝,由皇帝和主考大臣临时酌定录取人数。酌定时也要考虑到各省都有名额,但一甲、二甲只依据成绩圈定,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每科参加会试的武举人,一般在千人左右,有时多到两千人左右,进士录取额如果平均以一百二十人计,那么录取比例差不多是在十人或十几人中取一名,显然,考取武进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落第的武举人,雍正年间曾规定按路程远近发给回家路费,多则十两,少则四、五两。而大部分武举人,按规定可到兵部注册,由兵部依据个人成绩分三等授予武职,也可以到本省军营中效力。总之,只要有一个武举人资格,就算有了进身之机,同样也有逐步升迁的机会。

清代武举制度与大清帝国相始终。鸦片战争以后,频繁的御侮战争中,早就显露出武举人材不能适应新的战争,除了长矛大刀与坚船利炮之间的差距外,更重要的还是基本素质和军事思想上的差距。然而朝野上下株守陈规,玩岁愒日,武举考试竟一直被延续下去。光绪二十一年,荣禄首先提出废止武举考试,他说:“自火器盛行,弓矢已失其利,习非所用,与八比试帖之弊略同。积弱之端,未始不由于此。”⑧他主张各省创设武备学堂,以西洋军事课程培养新式军人。然而荣禄的倡议并没有得到大多数朝臣的响应。一拖便是几年,光绪二十四年照例举行武举会试——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武会试。不久,要求改革的呼声又一次响起来,“内外臣工请变更武科旧制,废弓、矢、刀、石,试枪炮。”然而依旧未能实行改革。⑨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武举制度才终于被宣布废止。可惜这已经太晚了,仅仅十年后,大清帝国便宣告灭亡了。

清朝以铁骑劲弓得天下,所以前期几个皇帝都很重视讲习武艺,时时强调“文武并重”,力图保持满族劲悍尚武的传统。然而,由于受到汉文化的不断浸润和持续执行“右文”政策,使朝野上下重文轻武之风日益浓烈。于是,不但在观念上,就是实际待遇上,武科地位也比文科低得多。文科殿试揭晓后,新科进士的姓名、籍贯及名次都要郑重其事地刻在“进士题名碑”上,这些碑至今还完整无损的保存在北京国子监旧址。此外,官私刊印的《馆选录》、《鼎甲录》和《明清进士题名碑录》一类书籍很多,差不多随处可见,因此清代文科进士的情况非常清楚。武科就大不相同了,既没有“题名碑”制度,也很少有专载其事的书籍,对整个清代武科概况,包括武科鼎甲情况,不要说后代,就是当时人也往往不能言其详。

幸好近人朱彭寿曾做过一番统计,留给我们一份珍贵材料。⑩加上还有其它方面的材料,使我们对清代武举鼎甲情况大致有所了解。

清代的武会试,自顺治三年(丙戌)开科,到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截止,一***进行了一百一十二次。也就是说一***产生了一百一十二个武状元,还有一百一十二名榜眼和探花,总计武科前三名(鼎甲)是三百三十六名。一百一十二年武状元的姓名都有记载,但目前能确知其籍贯者只九十二人,其余二十一人还有待于考求。这九十二个武状元,河北省出的最多,***三十二名。以下山东十三名,浙江八名,江苏六名,河南、山西各五名,广东四名,甘肃、福建各三名,江西二名,四川、陕西各一名。此外,汉军旗六名,满军旗三名。

这个统计不完备,也不是很准确的,不过大略可见各省武举基础的差别。所谓武举基础,可从两个方面认识,一是尚武风气,二是文教水平。河北省武状元最多,武榜眼、探花也比别的省多,这与河北省武风素盛分不开。正因为河北省武风基础好,所以清朝对河北省特别重视,乡试名额总比他省给得多。陕、甘二省古多名将,尤其是甘肃,虽然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但自来“人材健壮,强勇者多,骑射娴熟,胜于他省。”⑾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中的名将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都出在陇右,所以清朝对陕、甘二省总是另眼相待。武乡试名额,顺治朝规定陕、甘各二十名,后经康、雍、乾三朝追加,两省都增至五十名,这比许多大省的名额都多。有清一代,甘肃出了三名武状元,一名榜眼,四名探花,以甘肃的经济文化和人口而言,这个数字不能算小了。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甘肃包括宁夏,三名武状元张文焕、马会伯、李如柏都出在宁夏,五名榜眼、探花中,也有三人出在宁夏。人口不及江南一个大县的宁夏,居然出了六名武科鼎甲进士,这不能不是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

我们把清代文武两科状元的籍贯对照一下,能发现一些有趣的方化差异。

清朝文科会试也是一百一十二科,状元一百一十二名。其中江苏四十九名,浙江二十人,安徽九名,山东六名,河北、广西各四名,江西、福建、湖北、广东各三名,湖南二名,江南、四川、陕西各一名,山西、甘肃、云南没有。显而易见,从整个比例来看,武状元是北方多,文状元则南方领先。河北省武状元三十二,文状元仅四名,与此相对,江苏省是文状元四十九,武状元六名,南北文武各有偏长,至少在清代科举考试中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应该说山东、浙江两省发展相对平衡,这两省文武基础都比较好,两科状元的比例显得合理一些。

从武鼎甲的民族比例上看,无疑汉族占了绝大多数,而少数民族中回族显得突出一些。回族是以尚武勇健著称的民族,乾隆曾说:“中土回人。性多拳勇,哈其大姓,每出将种。”⑿所以清朝历来注意从回族中选拔武备人材。武状元中目前能确知是回族的是:江都杨谦,先获康壬午武乡试第一名(解元),又获康熙丙戌科武状元;乾隆丁巳科状元河北任邱哈攀龙;壬申科状元河北献县哈廷梁;丙戌科状元河北河间白成龙;丁未科状元山东临清马兆瑞;嘉庆丙辰科状元河南邓县马殿甲;甲戌科状元山东益都丁殿宁;咸丰壬子科状元河北抚宁马鸣图;同治甲戍科状元河南西平张凤呜等,至少是九个,或者还要多一些,尚待继续考索。榜眼、探花也有一批。如雍正丁未科榜眼安徽怀宁马大用;嘉靖已丑科控花河南杞县张万清,丁丑科武榜眼甘肃固原马维衍;光绪丙子科榜眼河南西平张忠祥等。杨谦家族是南方回族中的望族,其弟杨凯也是武进士出身,官至湖广提督。哈攀龙之父哈元生,其子哈国兴,都是武进士出身,哈廷梁则是哈攀龙的族弟,诸哈都做到提督职务,是善战的将领,“三世拥旄,时人荣之。”⒀乾隆所谓“哈其大姓,每多将种”就是在夸奖哈国兴时所言。

清朝武科出现过不少著名人物和轶闻,有些是值得介绍一下的。

古代科场的最高荣誉是“独占三元”,即一个人得了三个第一名:乡试第一解元,会试第一会元,殿试第一状元。清朝二百多年中,文科得三元者仅两人,一个是乾隆时代江苏常州的钱棨;另一个是嘉庆时代广西临桂的陈继昌。武科得三元者只有一位,此人是清初浙江仁和的王玉。说来王玉不止是三元,而是独占“四元”。他本来是明朝崇祯十二年(1639)浙江武乡试的解元。入清以后,又参加新王朝的武举,获顺治八年(1651武乡试解元,接着顺治九年武会试会元,殿试又得状元,是名符其实的“连捷三元”。王玉体貌伟岸,武力绝伦,甚得顺治赏识,曾任天津镇总兵等职。

武状元马全,本名马瑔,山西阳曲人,是一位性格耿直,武勇超群的英雄人物。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他考中一甲第三名进士,即武探花,授官福建游击。他与同僚某人语言失欢,发生斗殴。某人敌不住马全,由衙门逃到城门外,马全骑马追到城濠的桥上,两人再次奋拳搏斗,后来竟一起落入城濠。因为这件事,他被参劾罢官,只好流落北京。过了几年,他改名马全,重新参加乾隆二十四年的武乡试,取得武举人资格。第二年(庚辰科)参加武会试、殿试,居然以优异成绩获取一甲一名武状元。殿试外场的时候,乾隆认出了这位技勇出众新科状元马全,其实就是几年前的武探花马瑔。马全不胜惶恐,乾隆爱才心切,居然不咎既往,使马全重新获得为国效力的机会。后来,他参加了平定金川叛乱的战争,在木果木之役中,率部殿后,英勇殉职。马全的经历成为清代武科脍炙人口的佳话。⒁

江苏泰州人刘荣庆,是乾隆四十九年甲辰科(1784)武状元。只隔了三年,他的弟弟刘国庆又获乾隆五十二年丁未科武状元。兄弟两人都是武状元,这在清朝是唯一一例。

清代的天津武风很盛,武科出人亦多。武状元出了三位,但都在晚清,即咸丰三年癸丑科(1853)温常涌;光绪三年丁丑科(1877)佟在棠;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1895)武国栋。另外还出了两位名声显赫的武榜眼:韩琦,“猿臂善射,射无虚发。”武乡试第一,武会试又第一,后中乾隆丙辰科武榜眼。李经世字槐圃,“任侠尚义,孔武多力。”也是乡试、会试均为第一,后中乾隆乙丑科榜眼。二人事迹如出一辄,是过去天津的老人们喜欢讲述的人文掌故。⒂

清代文科考生不拘年龄,老于场屋而终身无尺寸进取者大有人在,八十以上还下考场的事情并不罕见。清政府对这种人通常都要给予褒奖,无非吸引更多的士人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但武科是有年龄限制的,规定武生、武举年龄超过六十,地方不许发给参加乡试和会试的手续。道光二十六年(1846),安徽有个叫符成梅的武童生,以八十四岁高龄参加武乡试,居然三场都应付下来。主持乡试的官员奏请皇帝授予职衔,道光以“违例妄请”的罪名将报请官员革职,并下令将送考、收考的学政、巡抚等一律“严加议处”。从保证武举的质量来看,道光的处理不无道理。

上面谈到,武科鼎甲统计为三百三十六名,而实际上状元是足额的,榜眼、探花有缺额者,大抵在遇到确实不得其人的时候,便留下空缺。当然这种情况并不多,主要发生在道光朝。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1847)只取状元河北晋州李信、榜眼四川越隽姜国仲,探花虚缺。道光三十年庚戌科(1850)只取状元四川华阳彭阳春、榜眼河北静海岳汝忠,探花虚缺。因特殊原因而丢失了鼎甲荣誉的只有一例。清代制度,殿试后由皇帝亲自宣布登第进士名次,称为“传胪”,嘉庆二十四年己卯科(1819)状元徐开业、探花梅万青均以传胪未到而被除名,榜眼陕西神木秦钟英被推补为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