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明翰监狱来信

寄自伯明翰监狱的信

亲爱的牧师同工们：

我在伯明翰市立监狱的囹圄当中，读到了你们最近的声明，你们称我们当前的行动“不明智又不合时”的声明。通常我很少费时去回答对我的工作与观念的批评。若是我想回答堆到我桌上的所有批评，我的秘书便只好整日价写信写个没完，我也便无暇从事建设性的工作。然而我觉得你们充满了善意，你们的批评亦不失诚挚，因之我希望以耐心理性的措辞，来回复你们的声明。

既然你们受了反对“外人介入”这种说法的影响，我想我该说明一下，我何以要在伯明翰。我有幸担任基督教南方负责人会议的主席，该组织总部设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而在南方每州都有活动开展。整个南方，我们设有八十五个分支组织，其中的一个便是亚拉巴马基督教争取人权运动。我们经常与各分支机构，分享工作人员、教育及财政资源。几个月前，伯明翰的分支机构吁请我们，若认为必要的话，制订一项非暴力直接行动方案。我们准备同意他们的吁请；一旦时机成熟，我们便会履行诺言。因此，我与我的几名工作人员在这里，是因我受邀来此。我来这里，因我在这里存在着组织关系。

然而更基本上，我来伯明翰乃因为这里存在着不公正。一如公元前八世纪的先知离开自己的村落，将他们的“耶和华这样说”带到远届外邦的区域，一如使徒保罗离开他的大数（Tarsus）小村，将耶稣基督的福音播扬到希腊-罗马世界的每一角落，因之我也不能不把自由的福音带到我的家乡以外去。我必如保罗一样，不断回复马其顿人求助的吁请。

而且，我认为所有的社区，所有的州，都处于相互联系之中。我无法闲坐亚特兰大，对伯明翰发生的事情却不闻不问。任何一地的不公正，都会威胁到所有地方的公正。我们都落在相互关系无可逃道的网里，由命运将我们结为一体。对一处的直接影响，对他处便是间接影响。我们再不可生活在窄仄偏狭的“外来蛊惑家”的观念下面。只要住在美国以内，便绝不可视为任一地方的外来者。

你们对目前伯明翰的示威感到痛惜。然而我要很遗憾地说，你们的声明对于引起示威的条件，竟未曾表现同样的关注。不用说，你们全都不想同那般浅薄的社会分析家亦步亦趋，单单盯住后果，而不去抓住根本的原因。目前伯明翰的示威固然不幸，然而该市的白人权力结构令到黑人社区无所选择，则是更其不幸的事情。

任何非暴力运动，都要包括四个阶段：收集事实，以判定不公正是否存在；谈判；自我净化（self-purification）；以及直接行动。在伯明翰，我们已经历过所有这些阶段。无可否认，种族方面的不公正席卷了此一社区。或许伯明翰算得上美国种族隔离最为彻底的城市。其暴行的丑恶记录尽人皆知。黑人在法院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较之我国别的城市，伯明翰有更多爆炸黑人住宅及教堂的案件未曾解决。这里有的是残酷的铁证。基于这些条件，黑人领袖们才会试图，与城里的首脑们进行谈判。然而，首脑们却断然拒绝进行善意的谈判。

于是在去年九月，我们有机会得同伯明翰经济社区的首脑进行会唔。在谈判期间，商人们做出了某些承诺——诸如，取消商店里羞辱性的种族标志。基于这些承诺，弗莱德·沙特斯沃思牧师以及亚拉巴马基督教争取人权运动同意，暂停实行一切抗议行动。然而过了几月，我们知道受了破坏承诺的害。一些标志取消不久，又移了回来；另一些则根本就原封未动。

一如从前的无数经历，我们的希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我们的心里笼罩着深切绝望的阴影。我们别无选择，惟有准备进行直接行动；由此，我们要以自己的身体为手段，向地方及全国社区的良知，申明我们的处境。考虑到这其中不乏困难，我们决定先来进行自我净化的过程。我们开始了非暴力的一系列实习，我们不断自问：“你是否能挨打而不还手？”“你是否能忍受监狱的考验？”我们确立了在复活节期间进行直接行动方案的时间表，认为除会圣诞节而外，这乃是一年当中主要的购物时期。我们晓得，直接行动有一个副产品，便是经济的有力紧缩；我们觉得，这会成为一个绝好的机会，向商人们施加压力，以赢得我们所需的变革。

此后我们了解到，在三月伯明翰要进行市长选举，于是立即决定在选举之前，暂缓实行直接行动。待到我们得知，公***安全行政长官欧仁·“布尔”·康纳尔将在最后一轮投票当中赢得多数，我们又一次决定将行动延期到投票日之后，好使得抗议运动不至被利用来掩盖了问题。同其他许多人一样，我们也等着见到康纳尔先生竞选失败，为此目的，我们不惜将运动一再延期下去。此一社区既需要我们援手，我们觉得，我们的直接行动方案再也无法继续拖延。

你们或许会问：“何必要搞直接行动？干吗不来点静坐，来点游行之类？谈判岂不是更好？”你们倡导谈判，这非常正确。不错，这正是直接行动的目的所在。非暴力的直接行动，正是要寻求制造这样的危机，促成这样的紧张，好让不断拒绝了谈判的社区，被迫面对这一个问题。它是要使得再无法漠视的问题，变得引人注目。我这里讲，制造紧张乃是非暴力反抗运动的组成部分，听上去颇有点危言耸听。然而我必得承认，我绝不惮于“紧张”一词。我真诚地反对暴力的紧张，可另有种非暴力的建设性紧张，却需要我们推波助澜。一如苏格拉底觉到需要在人心之中制造出紧张，以使得人们脱离开神话与真假混杂的思想之羁绊，臻于创造性分析与客观评价的自由王国，我们也必得了解，需要非暴力的牛虹，在社会制造出一种紧张，以帮助人们脱离开偏见与种族主义的黑暗深渊，达到理解理友爱的壮丽山巅。

我们的直接行动方案，其目的便在于制造一种充满危机的局面，以期不可避免地开启谈判之门。因此，我很赞同你们的谈判呼吁。我们心爱的南方，可悲地挣扎在一言堂的泥沼之中，而拒绝了对话，已经何其长久！

你们声明的一个基本要点，是认为我与我的同事们在伯明翰进行的行动不合时宜。有人会问：“干吗你们不肯给新的市政当局做事的时间？”对这一诘难，我惟一能做的回答便是：伯明翰新的当局在做事之前，必得像那将要出发的人一样给人推一把。若是我们觉得，选了艾伯特·鲍特威尔做市长，伯明翰就会迎来太平盛世，我们就大错特错啦。鲍特威尔先生或许会比康纳尔先生更和缓，可他们一例都是种族隔离主义者，一心单想着维持现状。我倒是希望鲍特威尔先生够理智，看得出大力反对取消种族隔离制度的运动，只会徒劳无益。然而没有民权志士们施加的压力，他决计看不到这点。朋友们，我必得告诉你们，不施加合法且坚定的压力，在民权领域便得不到丝毫的进步。有一个历史事实颇为可悲，便是特权集团很少能够自愿放弃特权。个人倒能够见到道德之光，而自愿放弃其不公正的地位；然而集团，诚如莱因哈德·尼布尔告诉我们的，却比之个人更其倾向于不道德。

通过痛苦的经历，我们晓得自由绝不会由压迫者自愿赐予给我们；它必得由被压迫者要求过来。坦率地讲，我还没参加过一次直接行动运动，能在那般未曾饱受过种族隔离之苦的人看来乃是“合乎时宜”。多少年来，我一直就听到这个词：“等下去！”每个黑人都听腻了这样的聒噪。所谓的“等下去”，差不多永远意味着“绝不去做”。诚如我们的一位卓越的律师所说，我们必得知道，“延误太久的公正，便是否认了公正”。

三百四十年来，我们一直在等待，等待着宪法及神赐的权利。亚洲与非洲的各个民族，正以喷气机般的速度，去赢得政治独立，我们却还在以老牛破车的步调爬行，好争取在便餐柜台上，能喝上杯咖啡。或许那般从未觉出过种族隔离制度的尖锐刺痛的人，会很容易说上一句，“等下去！”然而，当你见到凶恶的暴徒将你的父母随意私刑处死，将你的兄妹踢打致死的时候；当你见到充满仇恨的警察咒骂、踢打甚至杀死你的黑人兄妹的时候；当你见到你的两千万黑人兄弟，绝大多数拥挤在富裕社会当中狭仄的贫民窟里苟延残喘的时候；当你的六岁女儿问你，为何她就不能去才在电视上做了广告的游乐园，而你突然张口结舌、无言以对的时候，当她得知游乐城不对有色儿童开放，你见到她的眼泪夺眶而出，见到令人自卑的阴云开始笼罩了她心灵的天空，见到她因无意间形成的对白人的愤恨而扭曲了人格的时候；当你的五岁儿子这样问你：“爹，白人咋这样待黑人呀？”而你不得不编一套谎话来敷衍的时候；当你开车横穿全国，发现必得逐夜睡在汽车里难受的角落，因所有的汽车旅馆都不接待你的时候；当你整天价因为“白人”“有色人”的恼人标志感到羞辱的时候；当你的教名成了“黑鬼”，中名成了“小子”（还不管你有多老），而姓成了“约翰”的时候；当你的妻子和母亲从来得不到那个尊称“太太”的时候；当你夜以继日纠缠于你是黑人的事实，翘首以待，而又惘然若失，满心恐惧，而又仇视社会的时候；当你永远挣扎于给人视为“无能的家伙”这种堕落的感觉之中的时候——到了这时，你便会理解，为什么我们觉得难以等待下去。是时候啦，忍耐之杯已经满溢，人们不再甘愿沉溺于绝望的深渊。先生们，我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们合理而必然的急躁。

你们对我们之意欲违反法律，表示深为忧虑。这肯定是一种合理的关切。我们既勤勉地敦促人们服从最高法院1954年取缔公***学校种族隔离的判决，而今又有意违反法律，初看起来未免矛盾。人们或许会问：“你们如何能倡导违反某一些法律，又服从另外的一些？”答案便系于这样的事实，即存在着两种法律：公正的法律和不公正的法律。我会第一个倡导服从公正的法律。人不仅有法律责任，也有道德责任，去服从公正的法律。反之，人也有道德责任，去不服从不公正的法律。我会同意圣奥古斯丁的话：“不公正的法律，就等于无法无天。”

那么，这两种法律区别何在？如何断定一项法律是公正还是不公正？公正的法律虽出于人定，却符合道德律以及上帝的律法。而不公正的法律则是不与道德律相和谐的法律。用圣托马斯·阿奎那的话讲，不公正的法律乃是不植根于永恒的律法以及自然法的人法。任何提高人格的法律都可称公正。而任何贬低人格的法律则绝非公正。所有种族隔离的法规皆为不公正，为种族隔离扭曲了灵魂，败坏了人格。它赋予隔离主义者错误的优越感，又给予被隔离者错误的低劣感。用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的术语来讲，种族隔离是以“我-它”的关系，代替“我-你”的关系，到头来将人贬抑到物的地位。因之，种族隔离不仅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方面皆非健全，在道德上同样错误而且有罪。保罗·蒂利希讲，罪恶便是分离。种族隔离岂不实际表现了人的悲剧性分离，表现了人的可怕疏离，人的骇人罪愆？正是因此，我能够敦促人们服从1954年最高法院的判决，因其在道德上是正确的；我也能够敦促他们不服从种族隔离的法令，因其在道德上是错误的。

让我们来考量公正与不公正法律更其具体的例证。不公正的法律乃是人数或权力上的多数集团强迫少数集团服从，却不用以约束自身的法律，这是差别的立法。同样，公正的法律则是多数强迫少数遵从，其自身亦愿遵从的法律。这是平等的立法。

我们来换一种解释。若法律强加于少数，而该少数被拒绝了投票权，因之未曾参与该法律的制订，该法律使绝非公正。有谁能讲，制订了州种族隔离法的亚拉巴马州议会，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机构？在整个亚拉巴马，动用了所有诡诈的手段，以避免黑人成为登记选民；甚至有一些县里，黑人占了人口的多数，却没有一个黑人得以登记。这样的环境下制订的所有法律，难道还能视为民主？

有时候，法律表面上显得公正无偏，应用起来却颇不公正。比方说，我就被控参加未经批准的游行而被捕。瞧，要求游行需经过批准的法律，并没有什么不对。然而，当这一法律被用于保护种族隔离制度，否定宪法第一修正案有关和平集会与抗议的权利，它使绝非公正。

我希望你们能够看出我要指出的区别所在。我绝不像那般狂热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一样，倡导规避及否定法律。这势必导致无政府状态。违反不公正法律的人，必得公开地违反，心怀爱意地违反，甘愿接受惩罚。我认为，人若违反他根据良心断定其不公正的法律，若情愿接受监禁的惩罚以唤起社会对其不公正的良心，这实际上正表现了对法律的最高尊重。

诚然，这种公民不服从绝非什么新鲜的东西。其崇高的明证之一，是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拒绝服从尼布甲尼撒王的法律，他们的立场乃在于更高的道德律。早期的基督徒亦曾辉煌地进行过这一种反抗，他们宁愿面对饥饿的狮子，宁愿忍受肢解的极度痛苦，而不服从罗马帝国的某些不公正法律。在某种程度上，学术自由在今日得以实现，正因苏格拉底实行了公民不服从的缘故。在我国，波士顿倾茶派正代表了公民不服从的大规模行动。

我们不能忘记，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而匈牙利的自由战士在匈牙利所做的一切都是“非法”。在希特勒的德国，援助和安慰犹太人便是非法。然而即便如此，我确信若我当时生活在德国，我便会援助和安慰我的犹太兄弟。若今天我生活在一个***产主义国家，而在该国基督教信仰珍视的某些原则遭到了压制，我也会公开倡导不服从该国反宗教的法律。

我的基督教和犹太教兄弟们，我得真诚地向你们承认两点。首先，我得承认，最近几年，我对白人当中的稳健派大感失望。我几乎得出了一个叫人遗憾的结论，即黑人奔向自由的巨大障碍，并非白人市政官员和三K党徒，毋宁就是那些热心“秩序”而非正义的白人稳健派；他们喜欢的是不存在紧张的消极和平，而不喜欢存在着正义的积极和平；他们不停地讲：“我同意你们追求的目标，而不能同意你们直接行动的方法”；他们家长式地相信，可以为旁人的自由定个时间表；他们靠时间的神秘观念而生，不断劝黑人等上个“更适当的时刻”。这些好心人的肤浅理解，比之恶意之徒的绝对误解更其叫人丧气。冷淡的接受，比之彻底的拒绝更加令人手足无措。

我曾经希望白人稳健派们理解，法律与秩序的存在乃是为了建立正义的目的；而若其未曾达到这一目的，法律与秩序便成了危险的制度性堤坝，阻挡了社会进步的洪流。我曾经希望白人稳健派们理解，目前南方的紧张态势，对于从可厌的消极和平，从黑人们消极接受其不公正命运的和平，转变为实质性的积极和平，转变为所有人都尊重人格的尊严与价值的和平，乃属势在必需。其实，我们这些参与非暴力直接行动的人，并未曾制造了紧张。我们不过是将早已存在的潜在紧张带到了表面。我们使之公之于众，好使人们能够看清它，解决它。疖疮不破，便无法治好；必须将其打开，好使其所有的丑恶都能得到空气与阳光的自然疗治。与此相仿，不正义也必得同样揭露，连同揭露时造成的全部紧张——这才能让人类良心的阳光与全国舆论的空气为其疗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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