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人思维形式优于实质

法律职业者存在的主要方式是法律语言表达和法律思维。法律语言表达的基本要求之一是条理清楚，不违背逻辑思维的基本要求。法律思维则强调依据法律规范进行思维、强调程序优先、普遍性优于特殊性、合法性优于客观性、形式合理性优于实质合理性，理论优于结论。此外，这里讲的逻辑主要是形式逻辑，即对法律判决的结论必须是依据推理的方式逻辑地得出。换句话说，法律思维不能与人们的日常逻辑思维明显违背，否则判决就缺少了说服力。[1]不过，逻辑思维并非法律人所专有，实际上，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逻辑与逻辑表达。[2] 但是，法律与逻辑却存在着更为密切与广泛的关联。这是因为，法律人特别重视逻辑思维在法律中尤其是法律推理或者法律方法中的作用。因为在一般案件的司法判断中，法律职业者的主要思维方式就是将法律大前提和事实小前提结合起来，运用三段论的推理模式逻辑地推导出一个裁判结论。正因为逻辑推论仍然是司法裁判者的主要思维方式，所以，人们对逻辑在法律中的作用日益重视。法学院里一般都要开设“法律逻辑学”或者相关课程，法律专业的学生一般都要接受法律逻辑学课程的专门训练。近年来，国内有学者编辑了法律逻辑学专刊，[3]专门探讨法律逻辑问题，这也充分表明人们日益重视逻辑学在法律中的地位。本文所要使用的“逻辑”一词，是一种“常识”意义上的“逻辑”，即形式逻辑。[4]美国著名法官亚狄瑟先生也指出，我们不需要洞悉逻辑的奥秘，而只要对其基础初步了解即可，亚狄瑟先生所讲的逻辑也主要限于形式逻辑。近年来，法律与逻辑问题的研究逐渐得到了更多学者的关注，但是，法律人大多并没有说明何谓法律的逻辑，或者说，法律逻辑与普通的形式逻辑的差异何在。柯克大法官在与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的对话中提到的“自然理性”与“人工理性”的差异有助于我们思考法律逻辑问题。柯克大法官认为，作为法律之基础的理性是一种人为理性而非常识分析，这种理性只有经历过法律训练、有法律经历的人才会运用。[5]笔者认为，一般的形式逻辑并不能等同于法律逻辑，法律逻辑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就是，一般的形式逻辑在法律中的运用是要受到法律的规范性、规约性和价值性的约束的，换句话说，法律逻辑是一般形式逻辑在法律中的有限度的运用。但是无论如何，法律领域是无法排斥逻辑发挥作用的。法律领域之所以离不开逻辑作用的发挥，原因主要有六。第一，法律适用本身就是一种复杂的逻辑思维活动。依法办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据“逻辑思维”办案，逻辑思维是法律职业者的思维智力手段。德国学者伯恩·魏德士指出，“如果仅仅是要求规范的制定与规范的适用应当和谐而无矛盾，那么形式逻辑对于法学的重要性便毫无疑问。在法律工作中，逻辑矛盾（违反思维法则）也是错误的”，[6]并会成为人们上诉的依据。第二，法律逻辑首先关心的依然是思维的形式问题。逻辑本身只是一种思维工具，普通逻辑是撇开思维的具体内容而仅仅关注思维的逻辑形式及其基本规律的。形式逻辑本身并不能给人们提供具体的知识，但是它是人们正确思维、交流信息、准确表达和严格论证的手段与方法。它具有与语法类似的功能，因为人们的思维如果不遵守语法，语言表达就会混乱，理解就不可能，而普通逻辑则是思维的“文法”。[7]第三，法律逻辑有助于人们识别与驳斥谬误与诡辩。法庭论辩中，也有不少人会玩弄诡辩，而依据逻辑规律和规则，就可以识别、揭示这些言论的逻辑错误。第四，法律人思维的基本依据——法律规范具有严密的逻辑。一般认为，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包括两部分：构成要件与法律后果。构成要件即构成法律欲规范之特定事实，而法律后果即立法者所赋予特定事实在法律上的后果。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是引起法律后果发生的依据，也是当事人请求权的基础。民事诉讼中的案由其实就是民法规范中的构成要件高度概括。在法律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之间，就存在法律上的逻辑关联，即一行为如果符合构成要件，就可能逻辑地承担法律上的后果。第五，法律逻辑的作用领域非常广泛，包括立法领域、案件侦查领域、法律事实认定领域、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辩领域等等。第六，法律逻辑的运用的核心是法律推理。司法判断过程中运用的推论工具主要就是三段论，推论的过程与方法就是从已知的大前提（法律规则、法律原则）和小前提（法律事实）出发，将事实与规范结合起来，并通过推论必然地推导出结论的过程。虽然有的学者将辩证推理、归纳推理也纳入了法律推理的范畴，但这似乎是将法律推理的含义泛化了。所以，坚持推论理论的学者认为。推论的含义仅限于“以法律为大前提、以事实为小前提的演绎推理过程”。[8]但是，无论如何，形式逻辑思维运用仍然是法律推理的核心问题，因为违背逻辑会导致错误的判决结论。（一）在立法中的作用逻辑虽然不可能给我们提供一个绝对完美无缺的法律体系，但是，法律的表述却需要遵守最起码的逻辑要求和逻辑理性，遵守起码的立法逻辑。梁慧星先生指出，作为规范性的法律与其逻辑性是互为表里的，如制定法律或者法典，其编排的顺序只能是“逻辑性”而不能是所谓的“重要性”，因为重要性是见仁见智的。如民法典的制定从制度安排上来说，只能是一般的、***性的制度在前，特殊的、个性的制度在后，所以民法典形成了“总则”（***同规则）与“分则”（特殊规则）。在法律适用中，法典的这种一般与特殊的逻辑关系，恰好是适用法律的基本逻辑关系。制定法律虽然是从一般到特殊，但是适用法律的逻辑刚好是从“特殊”到“一般”，越是特殊的规则越先适用，即要遵循“特殊法优先适用”的基本原则。可见，法律的逻辑性是正确适用法律的有效保障。[10]逻辑思维理性地要求，立法须达到体系的完善，法律精神应当做到前后连贯，法律分析与判断的一致性、一贯性、无矛盾性、推论的必然性。历史上，逻辑理论体系曾对于罗马法摆脱其体系的不合逻辑性，成长为博大精深、结构严谨的体系，产生了巨大作用，并且对后世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影响重大。[11]此外，对于立法来讲，体系化法典编纂符合逻辑体系要求的重要作用在于，它可以简化法律，使法律具备条理性。尤其是在复杂法典的编纂中，法律越复杂，简化法律的需求就越迫切，通过符合逻辑要求的法律编纂，可以将庞杂的法律压缩到较少的内容中，以克服体系上的混乱。[12] （二）在案件侦查中的作用逻辑思维虽然可以作用于诸多领域，在许多领域里发挥作用，但逻辑思维的作用主要限于推理领域。[13]这又可以分为两个领域，即案件侦查与司法裁判两个领域。在案件侦查中，如果思维违背逻辑，决不可能走向正确的侦查方向。刑事案件侦查中，逻辑推理是分析案情、案件侦查的重要工具。从某种意义上说，案件的正确侦查既需要侦查人员认真勘查现场、确定侦查范围、收集检验证据、否定嫌疑对象，需要在掌握既有案件事实材料的基础上，追溯案情发生的真实时间、地点、作案动机等，更需要正确运用逻辑推理，对案件的性质、犯罪人的身份、作案的手段等进行合理推测和断定。而要从既有案件线索所昭示的多种可能结果中作出正确的侦查判断，就必须借助于一定的逻辑推理形式来完成。可见，逻辑推理在案件侦查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正确的逻辑推理是对案情进行正确分析、有效推断的必备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