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稷下学宫的历史上几场比较有名的辩论
一、发生在这里主要有四次辩论,主要都是百家争鸣学术讨论,详解如下:
1、王霸之辩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称霸争雄,社会处于激烈动荡与变革之中,中国走向统一的大趋势已露端倪。怎样实现由乱到治、由分裂到统一?是实行王道还是霸道?稷下学者展开了大争论。儒家大师孟于明确主张重王道轻霸道。他认为,“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所谓的“霸道”,是仗恃国家实力的强大,假借仁义的各义,来称霸诸侯,征服天下。他反对霸道,认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所谓“王道”,是依靠道德礼教而实行仁义,经仁义教化征服天下。他主张实行王道,因为这是“以德服人,中心悦而诚服也”。所以,当他的学生公孙立问他“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难道还不值得学习”时,他表现出不屑一顾,认为“以齐国来统一天下,易如反掌”。而公孙丑将他与管仲相比时,他更是愤愤然了。荀子则有所不同,他虽然崇尚王道,但面对当时盛行霸道的现实和对齐文化的吸收,也谈霸道。实际上他是主张在王霸井容的前提下,以王道为本(参见《荀子?王霸》)。管仲学派与孟、荀的王霸论又有所异。管仲学派主张王霸并举,是实行王道还是实行霸道,要针对具体情况而定,即“霸王者有时”,“以备待时,以时兴事”。他们认为,“强国众,合强以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小以攻大,以图王。强国众,而言王势者,愚人之智也;强国少,而施霸道者,败事之谋也。”还说:“战国众,后举可以霸;战国少,先举可以王。”(《管子?霸言》)可见,管仲学派的王霸学说更适合当时的时势,更具有现实性。
2、义利之辩
义利之辩是稷下学宫中百家争鸣的一个很普遍的辩题。孟子继承了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的思想,把义和利绝对对立起来,认为追求利必然损害义,为了保拿义,要“舍生而取义”,“二者不可得兼”( <告子上> )。所以,梁惠王问他“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时,孟子直接了当地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并告诫梁惠玉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梁惠王上》)荀子则冲破儒家义利观的藩篱,在义利关系问题上的认识与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义与利,人之所两有也。
虽尧、舜不能去人之欲利,……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也。”(《荀子?大略》)人们对利的追求具有合理性,是人的本性,并举例说:"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舜之所同也。“(《非相》)"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性情者也。”(《性恶》)荀子在认为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具有合理性的同时,又认为这种追求要保持一定的度,不能放纵。放纵逐利,就会导致社会的混乱。他在《礼论》中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
那么,怎样才能使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保持一定的度呢?荀子认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制礼义以分之"(《王制》),用礼义把人们划分为不同的等"第,用礼义制约人们的物质欲望,教育人们"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导"(《荣辱》),反对"'唯利之求"(《王霸》)。这样做了,国家就会平治,反之,则会出现乱世,即所谓:"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由此可见,荀子的义利观较之孟子的义利观少有片面性。管仲学派对义利关系的看法是义利并重。他们认为:"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权修》)。讲礼义教化,不忘记物质利益的激励功能;讲物质利益,也不忘记礼义教化的引导作用。二者相得益彰,相辅相成。故《版法》在讲了"必先顺教,万民乡风"之后,紧接着说:"旦暮利之,众乃胜任。"
3、天人之辩
天与人,或说天道与人道,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对古老而又极其重要的范畴。中国古代哲学的产生与发展同天人之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天人之辩,首先要回答天是什么,然后再回答天与人的关系如何。
稷下各学派围绕天与人进行了交流与争鸣。孟子认为,天是人事的最高主宰,天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在孟子看来,人民的降生。事业的成败、帝王的权位、天下的治乱,都是天的指令。实际上,孟子将天看成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无所不能的精神性的实体。由此,他沿着“尽心、知性、知天”的思维模式和认识路线,建构了“天人合一”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荀子关于天人关系的认识与孟子大相径庭。荀子认为,天就是自然界,其运行变化具有规律性,这种运行变作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即:“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荀子?天论》)荀子还认为,人是天下最珍贵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并且不是一般的部分,而是特殊的一部分。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王制》)荀子基于对天人关系的唯物主义认识,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辉思想,代表着稷下学宫中关于天人关系认识路线的一翼。
管仲学派对天人之辩的回答也是唯物主义的,而且更具有现实性,比如《管子,度地》将能根除水、旱、虫等五种灾害说成是人能主宰自然界。从具体的改造自然的实践中认识天人关系。"
4、人性善恶之辩
稷下学宫中,关于人性的善恶之辩,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看法。这就是孟子的性善论、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荀子的性恶论。孟子的性善论。孟子说:“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颗;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孟子?告子上》)可见,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因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和生来就具有仁、义、礼、智四种善端。至于人做了不善的事,不是因为其本性不善,是由于他自己不把握自己,被形势左右所致。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告子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告子上》)
告子将人性比作水渠中的水,让它向什么方向流它就向什么方向流。人性的善端,不是生而就有的,是靠后天的教育和社会环境的熏陶而形成的。
荀子的性恶论。荀子和孟子一样,认为人的本性是生而具有的,然而他却得出了与孟子性善论相对立的结论--性恶论。为什么荀子会得出性恶的结论呢?荀子解释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嫉)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性恶》)显然,荀子认为在人性中,最能支配人类生活的是人的好利恶害之情,而好利恶害发展的结果,必然产生尔虞我诈、争夺、犯分乱理等不道德的行为,故说人性是恶的。他同时认为,这种恶的人性,经过后天的学习教育,注重对"人性"的改造,就可以做出善的行为。
此外,稷下学宫百家争鸣的内容还很多,如攻伐寝兵之辩、名实之辩、世界本原之辩等等。
二、补充解释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又称稷下之学,战国时期田齐的官办高等学府,始建于齐桓公田午。位于齐国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稷门附近。
"稷"是齐国国都临淄城(今山东省淄博市)一处城门的名称。"稷下"即齐都临淄城的稷门附近,齐国君主在此设立学宫。故因学宫地处稷门附近而得名为"稷下学宫"(这与东汉时期的"鸿都门学"得名由来相同)。
稷下学宫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这场不可多见、蔚为壮观的"百家争鸣",是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中心的,官学为黄老之学。它作为当时百家学术争鸣的中心园地,有力地促成了天下学术争鸣局面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