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1南京虐童案的社会反思

受虐男童已经得到了来自政府与社会越来越多的呵护，而作为直接施暴者的养母，也已经被当地警方刑事拘留，等待她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南京市虐童案最终被曝光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对于全国范围内成千上万被收养的孩子来说，他们当中还有多少人有过被家暴、被虐待的经历？或者说正在遭受着家暴和虐待呢？

从这个角度来说，南京虐童案的曝光，给了我们一个从根本上反思未成年收养制度的机会。在我看来，要反思当前的未成年人收养制度，并且对可能存在的问题给予改进与完善，就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在收养行为发生之前；二是在对未成年人家暴和虐待行为发生之后。

在对未成年人的收养行为发生之前所要做的工作，最主要的就是预防。具体地说，要对申请收养人的收养条件，收养资格进行严格而全面的认定，这个认定的过程，并非像现在这样，只凭申请收养人的一面之词或者是凭其提交的各种书面材料，而必须深入到居委会、社区、家庭，对申请收养人的人品、性格，尤其是有无精神病史，有无暴力倾向等给予重点关注，对于有家暴和虐待前科的，应该坚决说不。一些地方在办理收养工作过程中，过于关注申请收养人的家庭条件、经济实力等等，而对其个人品德、性格等方面关注不够，这是值得注意的。

对于已经发生家暴或虐待未成人行为的收养者，除了要按照现行法律规定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之外，还要本着维护未成年人利益的原则出发，及时解除或者变更养父母的监护权，把未成年人交给那些真正有能力、有资格给予他们健康成长空间的人或者是家庭。这种时候，未成年人自己的意见要听取、要尊重，但更多时候还是得优先考虑未成人的权益。像南京虐童案发生以后，这个孩子事后表示想继续跟养母一起生活，但我们在满足孩子诉求之前，首先得保证养父母不会再发生虐待行为，得保证虐待者的行为已经得到了矫正，否则，就只能考虑通过正当手续变更收养人。在如何看待“虐童事件”上，至今还有不同的观点，这催人深思——从“虐童事件”到底应该收获什么？很明显，“虐童事件”的最大收获，是社会的关爱之心在成长。在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中，人们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对于“十年邻居，对面不识”早已见怪不怪，也早已习惯于“路见不平，不管闲事”，以至于邻居发生小孩饿死、打死的惨剧还无动于衷。然而，这次却明显不同以往，被打的儿童从发现、举报到被送回老家，每一个环节都有“好事者”在其中参与，微信朋友圈更是为其提供了强大的舆论支持。透过这个事件，人们发现，“爱管闲事的”多了，有正义感的多了，敢于和乐于对跟自己看起来没有关系的事件表态并行动的多了，这当然是一种可喜的进步。

但是，透过“虐童事件”，社会也应该思考：面对沸沸扬扬的热点事件，是否应该变得更加理性、成熟？诚然，不管是谁，乍一看到小虎身上那些伤痕，都不免义愤填膺，怒气冲冲，都不免有把恶母绳之以法、进而剥夺其监护权的想法。然而，作为“外人”、作为媒体，在冲动的同时恐怕还要有“冷一冷”、“等一等”的成熟和理性。毕竟，清官难断家务事，在小孩教育上，有的父母可能采取了不适当的教育方法，这应该制止和教育，甚至应该进行必要的干预，看其是否具有监护孩子的条件和能力，但恐怕也不宜上纲上线，更不能没问清青红皂白就作出剥夺父母监护权的“舆论判决” 。

小虎被打的照片公布后，有人说这“灭绝人性”、“惨绝人寰”；有人断言其养母是一个精神有疾病的“恶母”；有的还以被打小孩生活在“高知家庭”为题，将其亲生父母和养父母的隐私一一公布；有的人认为发生这样的“虐童事件”，有关部门“保护未成年人不力”，等等。这些观点，显然有过于情绪化之嫌。从了解的情况看，小虎被打尽管看起来挺重，但实际上并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灭绝人性”，事实上，小虎的养父母也很爱小虎，小虎事后承认养母教育得对，“并不恨养母”。退一步说，即便“虐童”属实，也只是极个别的极端事件，不能一竿子打倒一船人，更不能随意将公民的隐私抖落得一干二净。

社会生活纷繁复杂，在新媒体的介入下，一些偶然的事件很可能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面对这种事件，社会成员一方面应该拒绝冷漠，给予应有的介入和参与；另一方面应该保持冷静，以成熟、理性的态度看待事件。选择态度，适当行动，当是此次所谓南京“虐童事件”带来的应有收获。孩子不听话，家长进行必要的惩戒并无不妥，也是一种正常教育。但新闻中，这位养母的行为已经远超出正常教育的范畴，如此虐童行为令人发指。如果不是那位热心网友爆料，此事不知道还会瞒到何时？随着更多信息的披露，养父母“高知”的身份备受关注。其实，在多数人的预期中，“高知”往往意味着较好的道德修养和较强的守法意识，这样的家庭更适合收养孩子。不过，这也给了一些养父母们免于公众质疑和审视的“特权”，此类的虐童案件更难被察觉和披露。其实，“高知”并不都是“高修养”，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够给孩子最好的生长环境，此案就是一个证明。

此事在社会关注下，男童的养母已经被警方刑拘，这样的进展多少让人感到欣慰。不过，此案留给公众反思的东西并不少。在笔者看来，首先要反思的是将孩子当成家长私产的传统观念。从媒体的报道可知，养母虐童不是一时冲动的偶然行为，此前男童所在学校的老师就曾发现过至少两次。为何到了今日才被揭发？如果老师能在第一次发现的时候就报警处理，男童或许就可以免受后来的皮肉之苦。但在一些人的观念中，虐待家庭成员很多时候被认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且，“孩子是自己的”打骂孩子又有何不可？外人很少也很难去干涉。孩子或是出于畏惧等原因，一般也不会主动去告发养父母的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法律介入的可能性，造成不少虐待儿童行为被视而不见。

其二，按照《收养法》，无子女，有抚养教育的能力，年满三十周岁，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符合这些规定即可收养孩子。仔细看便可知道，这样的规定有些粗线条——准入门槛低。孩子被领养后，生长环境好坏也只能是听天由命。相比之下，有些国家对收养人的条件是苛刻的，准入门槛高。比如，除了收养家庭的经济能力评估，对于养父母的精神状况和心理状况等都会进行综合评估，即便是领养之后也会有定期回访等制度。一旦发现存在虐童等不适合收养的情况，就可以及时给孩子提供有效的保护。在另一方面，当前对于虐童入罪还存在争议。尽管刑法规定“虐待犯罪除了受害人死亡或重伤的，都属于自诉案件”，但让被虐待的孩子或者近亲去告发家长，显然是不大现实的。而这种“家丑”，家里人很多时候也不为外人说道。由此，不少受虐待的孩子难以得到及时的救助。

而且，长久来，“由谁来告发”虐童行为也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虐童行为，不能总是依靠媒体来披露，媒体资源是有限的，过多报道也会让公众出现“审丑疲劳”。因此，从长远看，保护儿童不仅要依靠家长良好的道德修养，更需要在立法和实践中，不断探索有效的保护制度。短期来说，最为迫切的是要在法律层面对领养儿童的家庭设置更为专业和严苛的审查门槛，以及领养回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