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独立和审判独立的区别在哪里?

一、概念和含义不同。审判独立，是指行使审判权的法院和法官，依据法律独立地审判案件，不受任何干涉，也就是说，法官应根据自己对案件事实的判断和对法律的理解，独立地作出裁判，不受任何限制、影响、诱导、压力或威胁。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是从宪法的高度规定了人民法院的地位和法院独立审判的原则，明确了独立审判是法官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

“司法独立”是西方宪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又称“司法权独立”，是指“司法权从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离出来，在赋予独立的国家机构场合，进行权力分立”。这个定义是有特定含义的。在1983年出版的日本《新法律学辞典》里，概括了西方法学界关于“司法独立”的特定含义：（1）独立行使司法权，只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2）司法权完全独立，不受立法权、行政权的任何干预和束缚；（3）法律上司法不受其他国家机关（包括总统）和任何政党的监督和管理；（4）司法权行使时，不受其他任何事物和形势的牵制和影响；（5）在审判案件中审判权完全独立，不受任何人指挥和命令的拘束；（6）保障法官独立性，按照宪法法的规定，“所有的法官依据良心办案”，为维护司法权的独立，承认对法官特别强的地位保障和身份保障。这六个方面，完整涵盖了西方国家“司法独立”的要点。

二、性质和内容不同。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司法改革的重点之一，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这同西方国家司法制度核心的“司法独立”，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内容。

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概念具有专属性特征。就是说，“司法独立”只属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体和政体。专属性直接决定了对其解释的排他性，就是除了西方国家固有的解释，其他解释都是不能成立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司法机关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向其报告工作。我国不存在司法独立，我们的依法治国是在党的领导下的依法治国。在我国，如果实行西方国家那样的司法体制，就必然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否定***产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

第一，如果实现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就要改变我国的国体和政体。

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和政体，是人类历史上完全新型的。我国与西方国家具有根本不同的政体和国体，其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也是不同的。我国的司法制度，必须体现“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性质，“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必须体现在司法之中；必须体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这种能够保障人民实际上而不是形式上当家作主的政体和制度，必须体现在司法之中。一些人把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即“一府两院”作为政体看待，是不正确的。“一府两院”不是政体本身，而是在政体制度下的国家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体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符合中国实际，是新型的政体形式。世界上哪个国家没有“一府两院”呢，他们没有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果搞西方的“司法独立”，必然使司法体制独立于我国的国体和政体的性质之外，独立于人民管理司法的宪法要求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现“司法独立”，只有改变我国的国体和政体，从而改变整个上层建筑才能做到。

第二，如果实行西方国家“独立行使司法权，只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就要否定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

有些人提出，党管司法“是造成司法腐败和冤假错案的根源”，应当实行“党法分开”。为此，有人要求“取消政法委员会”。我们知道，各级政法委员会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组织保障，对于贯彻党的政法工作的方针政策、协调公检法部门职能、统一指挥政法战线的工作步伐、团结广大法律工作者和保卫国家安全，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如果取消政法委员会，实际上就是完全取消***产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有人主张的西方“司法独立”中关于“不受其他国家机关（包括总统）和任何政党的监督和管理”，正是针对***产党的领导的。

有些人为了实现“司法中立”，主张废除审判人员和检察人员由党组织提名考核、同级党组织或上级党组织批准、人大任命的原则。同时，他们反对法官的党派性，主张法官不能是***产党党员，“司法改革”就是要“党员退党”。这实际上就是否定“党管干部”的基本原则，也是否定党的领导的重要方面。

第三，如果实现西方国家“司法权完全独立，不受立法权和行政权的任何干预和束缚”，就要把我国的司法权与立法权和行政权完全分割、对立起来，并使司法优位于立法和行政。

司法从来都是与立法和行政紧密相连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揭示过司法与立法的关系，司法是司所立之法，离开立法，何谈司法？资本主义立法的阶级偏私，决定了司法的阶级偏私。因此，在剥削和压迫制度下，司法的公平正义是不存在的。那种强调“立法机关对审判的监督通过立法来监督”的观点，是不符合我国宪法规定的。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本身依据宪法规定的权限，有权对司法、审判直接进行监督，司法权不能独立于立法权而孤立存在。在我国，最高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是法的形式之一，具有法律性质和效力。行政法规是各级法院司法审判的重要依据，可见司法权也不能独立于行政权而孤立存在。

从法律角度说，我国法院的司法解释不得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也不得与行政法规相抵触。显然，司法解释不能优位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从国家机构角度说，立法机关优位于司法机关，全国人大优位于最高法院。这是不能更改的。西方国家的“司法优位”，集中表现为“司法权优越”，就是承认法院具有法律审查权，这种审查权，是所谓“防止议会通过立法解释改变宪法规定的含义”，以“对抗立法权的专断”。在美国，“最高法院在美国人生活中处于核心地位”，西方国家法院院长可以当代总统、代议长。这种情况不符合我国宪法精神，不能容许在新中国出现。

第四，如果实现西方国家“保障法官独立性，按照宪法法的规定，‘所有的法官依据良心办案’，为维护司法权的独立，承认对法官特别强的地位保障和身份保障”，就要把“法官身份”突出到不适当的地位。

西方国家的社会性质和法院的暴力职能，要求保障法官的特殊身份。西方法学认为，“法官是法律帝国的王侯”、“法官不服从任何权威”，法官的职权高于一切，“拒绝政治、道德渗入”。为保障法官的特殊身份，就要维护其职位特殊性：（1）实行职位终身制或任职年限不受公务员那样的限制；（2）享有特殊待遇，实行高薪制；（3）要求法官非政治化、非政党化，对政治取中立立场；（4）法官具有“造法”职能；（5）有职务豁免权，非经本人同意，不得解职、审级等调动，无法定事由和弹劾程序，不被逮捕或起诉。这样的特殊身份和职业特权，使法官优位于政府官员，凌驾于人民大众之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阶级的对立和利害的分化，造就了资本的良心就是法官的良心。“司法独立”本身意味着法官不可能按良心办案，可他们却欺骗说，只有“司法独立”才能保证法官按良心办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