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详述下古罗马的政治体制和官员等级制

西方立宪主义之古罗马渊源

城邦是古代希腊对人类政治制度的一种尝试，为今天的立宪主义留下了宝贵的种子。但是这种政治制度自有其缺陷，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缺陷：第一，要保证城邦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城邦就必须足够地小并应彼此孤立，但是狭小分散的城邦，力量上不足以对抗强敌，无力保证自身的安全，也不能抑制内部的纷争和混乱，这集中体现在公元前431年——前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①]；第二，要求公民以政治为生活方式，城邦就患上了一种“政治肥大症”，忽略了一个国家应有的经济进步和其他社会功能的发展。

在古希腊及其城邦政体走向衰微的时候，罗马人接过了希腊人手中的文明火把。表面上看，务实质朴、不善理性思维的罗马人，在政治哲学方面没有取得希腊人那样的成就，既没有汗牛充栋的文献，也没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大师。但罗马人创造了帝国这样的政治制度以及世界这样的概念，构建了比希腊人更为精致和稳定的政治体制，并成功地从事了复杂而高效的政治管理。因此，罗马人在实践方面的政治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不亚于希腊人。

一、帝国和世界

古罗马和古希腊，在历史发展初期同源，也选择了城邦政体。作为世界帝国的古罗马，主要奠定于公元前3世纪—1世纪这两个半世纪[②]。在这一期间，罗马通过战争和扩张，控制了几乎整个地中海世界，也就是当时所知的绝大部分文明世界，政治制度也突破了城邦体制，从***和国转向帝国。作为帝国和世界的古罗马，对实际政治及政治哲学乃至后世政治制度的发展，都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帝国和世界是为了克服城邦体制的缺陷而出现的，就其对西方政治发展而言影响至少有以下几点：

1. 和平与发展

如上所述，城邦政体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和内部的秩序，也无法促进除政治以外的领域特别是经济领域的发展。虽然城邦之间也曾试图建立起联盟，但联盟并不能实现希腊世界的持久稳定。公元前4世纪的伊索克拉底呼吁城邦之间的团结，认为除非首先建立起某种民族统一，否则希腊将无法取得它在世界上的位置。这一理想希腊人没能实现，而由尚武好战的罗马人实现，建立起世界性的帝国[③]。

罗马人建立了以地中海为中心、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帝国的统治模式是以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吏、行政长官，来代替传统上经选举产生的行政官员，在此前提下各地方保持高度自治。罗马帝国为其统治范围内的地区带来了真正的统一，建立了罗马的和平[④]。在和平和有效的统治下，创造了庞大帝国内普遍的经济繁荣。城市到处崛起，交通四通八达，商业贸易通行天下。全盛时期的罗马帝国，面积将近350万平方公里，人口估计有7000万人。总之，从政治制度的实践来看，这一成就远远超过希腊人。

2. 个人的诞生

在城邦中，个人是一个公民，他的生活就是参与政治，他的重要性也取决于自己在政治中所处的地位或所起的作用。但在广大的罗马帝国世界里，绝大多数个人已无法亲自参与政治，在政治中也很难说能起什么作用。公民的个人生活与国家的政治活动日益疏远，个人不得不学会过一种非政治、非公开性的生活，一种不重要的但单独的生活，一种从内心而不是政治中产生价值的生活，到政治之外寻找安身立命的哲学依据。

就这样，个人诞生了。所谓个人，指的是纳入到一个***通的价值图式中的个人概念，这有两个相通的侧面：一面是特殊性，即作为人类组成单位的个人，有纯属个人的和私人的生活，有他人不可分享的经验和价值，有要求他人尊重自己人格的权利，有某些受法律保护的固有权利；一面是普遍性，指的是个人组成全世界的人类，具有到处都大致相同的人类本性，所有的人，甚至奴隶、异邦人和蛮族，都应当是平等的。因此，个人概念实际上是与世界主义、天下一家等观念（即由自主的个人组成世界规模的国家），同时诞生。

3. 法学国家观

罗马人起先模仿希腊人，力图用城邦的术语来解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但很快发现这不符合世界帝国的实际。世界帝国不同于作为伦理***同体的城邦，是以皇权作为聚合的力量，以皇帝为象征（皇帝不仅是国家的首脑，他实际上就是国家本身），把存在多种多样因素的国家联系在一起。罗马皇帝再以官僚行政机构以及统一的法律，来管理庞大的帝国，约束各地的风俗习惯和法律，以保持帝国的统一。在此情况下，统一的法律规定了各人的权利和义务，稳定了社会结构，并使被征服者臣服、融合于罗马帝国。因此，在罗马人眼里，法律高于道德，国家正义与否不取决于道德而取决于法律。罗马人由此建立了一种法律国家观，这超越了希腊的伦理政治观，是罗马人对政治理论的贡献。这也要求理论家必须为整个文明世界设想出一种法律，一种全面的法律，用以代替体现在单个城市高度一致的传统中的法律。这就促成了罗马法的诞生。

二、政治哲学传统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被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郑重其事宣布的城邦理想，与城邦的衰落，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不过，当时的学者对此的认识并不深刻，还在套用希腊哲学来解释罗马的政治法律制度。如有名的波利比乌斯，还在套用亚里士多德的混合政体的概念，来解释罗马之所以有力量，原因在于它不自觉地采用了君主政体、贵族政治、人民大会等多种因素混合的体制，并且各种因素得到精确的调整，处于恰好平衡的状态。

1. 经过改造的斯多葛主义：更多转向个体主义

罗马人创造了世界帝国，但没能创造出自己的政治哲学。在哲学方面，虽然希腊哲学的许多流派在罗马帝国范围内继续存在，但官方哲学是经过改造的斯多葛主义。斯多葛主义影响了罗马政治和罗马法学，直到罗马帝国后期其主流地位才由基督教神学代替[⑤]。因此，探讨罗马时期的政治哲学，其实主要是探讨经过改造的斯多葛主义。

早期的斯多葛主义，更多的是从伦理目的出发，认为要造就自足的和幸福的个人，即智者，就要从整体出发，认识并按照宇宙规律行事。这一宇宙规律就是自然法，它是独立的，和现实中各种不同的法律和风俗习惯没有什么联系。他们所提倡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主要是从自我道德修养的角度而言的，认为人与人的本质区别在于智者与愚者的区别。

早期斯多葛主义受到以卡尔涅阿德（公元前214——前128年）为首的学者的猛烈批评，在神学、心理学和自然正义论方面都遭到批判。在政治理论方面，卡尔涅阿德认为斯多葛派的智者是非人的，他断言人实际上完全受制于个人的利益和考虑，公***不过是一种体面的头衔。在这些学者的批评下，尤其是因为现实的需要（世界帝国的出现需要新的政治哲学支持），斯多葛主义不得不进行自我改造，在坚持原来的自然法和平等思想的基础上，将来自不同源流的思想要素吸收融合，形成为大众能接受、也适应于世界帝国的哲学。

改造后的斯多葛主义，放弃了智者与愚人的对立、理性社会和日常社会的对立，在哲学方面从前期的整体主义更多地转向个体主义，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提倡人的平等与人的权利。它认为所有的人都具有理性，而不只是智者具有理性，因此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即使在地位、天赋和财富等方面有差别。它认为人都有维持尊严的起码权利，正义要求各国的法律认可这些权利并保护人们享有这些权利。

（2）大力提倡自然法的理念。它认为，各地方风俗习惯虽各不相同，但人的理性却是统一的，在千差万别的风俗习惯的后面应当有某种一致的目的，这就是符合理性的正义。对每个人而言，都有两个法律：他自己城市的法律和世界城市的法律，前者是习惯的法律，现实的法律，后者是理性的法律、正义的法律。显然，理性的法律和正义的法律具有更大的权威，各城市、各地方的条例和习俗都应与之保持一致。理性的法律和正义的法律，就是自然法，它是到处适用的公正的和正确的标准，它的各项原则是不可改变的，无论统治者还是臣民都必须遵守。

成为罗马帝国官方哲学的斯多葛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罗马帝国现实政治的反映和辩护。就个人平等和权利而言，发达完善的罗马法已经提供了对个人平等和个人权利的保护，对人的法律地位、行为能力、婚姻家庭、物权、债权，以及刑事犯罪和诉讼程序等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确立了高度个人化的法律体系。罗马法直至今天，仍影响着欧洲大陆各国的民法。罗马人对国家和个人进行了严格的区分，认为国家是社会性存在的一种必需的和自然的框架，对于个人权利的保护被认为是国家存在的主要目标，这是古希腊思想中所缺乏的。国家因此被视为一个法人，它在确定的界限内行使自己的权力。公民同样也被视为一个法人，他拥有受到法律保护的、不受别人以及政府非法侵害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保护和尊重公民的私有财产，不能以思想对人定罪，不能强迫某人以违背自己意志的方法为自己辩护，不能由于某人的犯罪而惩罚其他任何人等等。古罗马人公法上的权利包括：信教、言论、出版、结社、请愿等自由，以及免受不合理的逮捕、搜查和拘禁等权利，携带武器、刑事指控中的法律保障权（陪审团）等等。

就自然法而言，罗马帝国统治下已经存在一种万民法，这是衡平和吸收各地方法律的***同因素形成的，用来处理罗马境内全体居民间的法律关系，适用于具有不同的法律和风俗习惯的各个地方、各个城市。因此在哲学理论提出一种超越于所有现存法律之上的自然法，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