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代，老百姓的道德品质比今天还要高尚吗？

注意排序，三老、孝者是第一梯队，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是第二梯队，悌者和力田是第三梯队。

官吏且不论，三老是年高德劭，有年龄坎儿，光努力不行，但是后面三个，都可以通过努力获得，“孝顺”更是排在第一位的，与“力田”所代表的“耕”一样，变成了“利出多孔”中的一孔。

而秦律中，“孝”和“耕”，其实都是作为“义务”存在的，做不好，那是要受罚的，比如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问答》记载：

免老告人以为不孝，谒杀，当三环之不？不当环，亟执勿失。

意思是，问：六十岁以上老人（免老）告官说儿子不孝，要求判处其死刑，应该执行“三环”（一种申请法律复核或宽宥的程序）吗？答：不应执行，赶快把他儿子抓起来，别让他跑了。

可见，秦律中“不孝”是大罪，要判死刑的，那么，严刑峻法之下，是不是六亲和睦、父慈子孝了呢？

更直白地说，就是一群用律法锁链暂时束缚住的禽兽，一旦桎梏松弛，则天下分崩，甚至流毒后世，贾谊的《治安策》并没有停留于对秦的吐槽，也包含了对汉初乱象的思考：

这一段，如果完整翻译就太长了，简言之，汉代的风俗承继了秦代，民风逐利以至于杀父兄，盗窃高祖、惠帝庙的礼器，诸多乱象，当国的刀笔吏大臣都不当回事，只把上下文书的延迟、期会会议的延迟当做大问题，完全不识大体，希望皇帝自己能够引起重视。

其实贾谊的这段总结和今人今世略类似，属于抓了一个，漏了一个。

抓到的一个在于，秦的法律体系，本身具有自洽的伦理逻辑，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进行人力动员，对于社会道德伦理的要求，自然是“最低保障”即可，因为本身整个社会已经包裹进了国家体系之中，除了里、伍之下的家庭内部，其他的社会关系已经完成了重塑。

这时候，其实是一场国家主导的“塑造新人运动”，成品半成品既然国家都规定好了“利出一孔”，自然讲的是“向利而行”，顶多就是小心翼翼地别招惹国家，保证个不犯法。可当国家法律体系骤然失效时，整个社会没有任何横向联系维护稳定，瓤子里的“丛林社会”自然就露出来了。

而贾谊漏了的那个，恰恰是今人最津津乐道的，就是“金钱”的侵蚀。

秦人的乱，是乱在细部的家庭伦理和价值观，而贾谊写得汉初，那就是乱在社会秩序上了，之所以如此，一个是惠帝、吕后、文帝时代对于法律执行的刻意松弛，这个会在后文细说，另外一个就是吕后创造的“大家发财”的新经济政策，给了政权上层阶级巨大的获利空间。

而文帝时代进一步的开放管制， 则将大汉王朝的大部分人也放进了“商品经济”的大潮之中，因为还有一部分是刑徒和奴婢，他们当然没资格参与。

所以，贾谊看到的汉初的“道德沦丧”，确实是“月异而岁不同矣”，越来越狠，因为市场经济大潮滚滚向前，产生的新东西多，旧的田园诗一样的岁月静好自然就被粉碎了。

也正因为如此，政治举措上的“缺什么喊什么”定律就发挥作用了，道德日坏则朝廷要表彰“孝悌”，农民舍本趋末，所以要表彰“力田”，甚至因为基层官吏普遍贪赃枉法，所以才要表彰“廉吏”。

前者是现实，就是万户人口的县，竟然没有人应举？所以直接批评官吏举贤不称职，当然，文帝应该也理解官吏为什么这么干。

按照我们所知的规则，秦汉之际在“举人”的问题上，有明确的连带责任惩治，而万家之县是不是真的没有符合“孝悌力田”的人？怕也未必。

所以，文帝直接给出了解决方案，干脆，解除官吏“举人”的疑虑，直接按照户口设置“常员”，也就是把非常态运动变成确定的工作指标，硬性规定，你跑不了吧？

而这种处置，也可以看得出文帝对于“三老、孝、悌、力田”的态度，并不是真的要一丝不苟地树立“真道德模范”、“真劳动模范”，而是要保障这种“道德教化”的普遍性触达，选的不是圣人，而是“思想教育干部”，用不着那么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