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开始于哪一年？

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是指1861年(咸丰十年底开始)至1894年，清朝政府内的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师夷之长技以自强”的改良运动。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分裂称为“洋务派”与“守旧派”，洋务派主张利用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发展新型工业，增强国力，以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对中国迈入现代化也奠定了一定基础。

　洋务运动旧称“同光新政”。1860年后，在中外联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清朝封建集团中逐渐形成了一批具有买办性和近代性的官僚和军阀。他们在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不但认为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可以调解和妥协，“借洋助剿”，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而且还可以采用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技术，以达到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的目的。这部分人就是当时清政府内当权的洋务派，他们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所从事的洋务，史称洋务运动。所谓“洋务”，是指诸如外事交涉、订条约、派遣留学生、购买洋枪洋炮以及有按照“洋法”操练军队（北洋，福建，南洋舰队）、学习外洋科学、使用机器、开矿办厂等对外关系与外洋往来的事物有关的一切事情。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内外交困。统治集团内部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维护清朝统治。　1860年12月曾国藩上奏折说，目前借外国力量助剿、运粮，可减少暂时的忧虑；将来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还可收到永久的利益。第二年他对上述看法加以发挥，主张购外国船炮，访求能人巧匠，先演习，后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成为官民通行之物，那时可以剿发（指太平军）、捻（捻军），勤远略，这是救时第一要务。1862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得到外国侵略者帮助训练洋炮队、设洋炮局。他认为，清军作战往往数倍于外敌，仍不能胜，原因在武器不行，枪炮寙（yǔ）滥，如能使火器与西洋相埒，则“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今起重视，最后可达自主（《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3卷）。奕?看到曾李两人学造外国船炮，决定派员前往学习，在奏折中说，治国要做到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洋务派

奕?等人认为，只要在封建制度中加进一些西洋先进技术，可以镇压人民，可以自主自强，封建统治便可长治久安，并认为筹办洋务，必定能得到列强的支持。　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主张引进、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设近代企业。如曾国藩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上海），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张之洞的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这些官员被称为“洋务派”。

守旧派

慈禧照片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洋务派反对守旧派,认为守旧派“陈甚高，持论甚正”，然而“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无益于自强实际。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成庚申之变”。洋务派与顽固派互相攻击，斗争十分激烈。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慈禧明白，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所以她暂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

编辑本段发展过程

主持和提倡办洋务的洋务派，是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在外国侵略者扶李鸿章府

植下发展起来的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派别。起初人数不多，但他们的势力与日俱增。在朝廷里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奕祈和文祥等人，在地方上是握有实权的大官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其中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集团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以及后起的张之洞集团影响较大。

编辑本段代表人物

爱新觉罗·奕欣

爱新觉罗·奕欣（1833－1898年），爱新觉罗氏。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弟，1851年（咸丰元年）封为恭亲王。1860年9月，咸丰帝于英法联军攻陷通州八里桥后逃往热河，令奕欣留守北京，“督办和局”。10月24日、25日，奕欣先后与英、法代表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北京条约》。1861年1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奕欣、桂良、文祥受命为总署大臣。8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11月，奕欣与慈禧勾结，利用领有重兵驻扎北京一带的胜保，发动政变，摘掉了当权的以肃顺为核心的赞襄政务八大臣。从此，慈禧垂帘听政，奕欣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及总理衙门。奕誴力主“借洋兵助剿”，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支持地方实力派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举办近代军事工业，开展洋务活动，成为清廷中枢主持洋务的首脑人物。1865年，因受慈禧猜忌，被罢去议政王职务。1884年中法战争中，被免去一切职务。1894年，重新起用为总理衙门大臣，后又受命督办军务。1898年戊戌变法之初病死。

曾国藩

曾国藩（1811—1872年），湖南湘乡人，出身于地主家庭。1838年中进士，1839年任侍郎。他崇尚程朱理学。1853年，咸丰帝任命他为帮办团练大臣，在湖南督办地主武装团练。他建立了一支地主武装，兵勇及其将领全用湖南人，因此被称为“湘军”或“湘勇”。湘军以地域的、封建的关系为纽带来巩固内部；以程朱理学作为思想武装；以战利品和官爵鼓舞士气；将领大多数选自所谓“宿儒”、“生员”等地主知识分子。1854年2月，湘军练成水陆两军约一万七千人。　江南大营溃散以后，清政府升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节制浙、苏、皖、赣四省军务。曾国藩对镇压太平天国军提倡“捕人要多，杀人要快”。曾国藩被太平天国军称为“曾剃头”。他举办洋务，建立新式军火工业，制造武器，武装湘军。1864年，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成功。曾国藩为首的湘系成为地方上势力最大的实力派。1870年，他在直隶总督任内查办天津教案，被认为媚外卖国，屠杀人民，激起公愤。1872年初，病逝于南京。

李鸿章

李鸿章（1823—1901年），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1853年，在籍办团练，协助镇压太平军，屡遭失败，投靠曾国藩当幕僚。1861年在安徽按湘军编制，组织淮军。1862年4月，李鸿章和他的淮军调赴上海。4月25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代理江苏巡抚。在上海，李鸿章雇用外国侵略军头目训练淮军，招募外国工匠制造近代化的军火，加强了淮军的军事力量。1862年，淮军配合“常胜军”在江浙地区镇压太平军。1865年，清政府派李鸿章任两江总督。第二年11月，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去镇压捻军。镇压捻军起义以后，淮军势力越来越大，大批淮军盘踞在长江中游，另一部分淮军驻扎在直隶、山东等地。李鸿章的势力遍及了长江和黄河一带。1870年，在曾国藩推荐下，李鸿章代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管军事、经济、外交等大权，成为满清统治阶级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从70年代开始，他陆续开办军火工厂和筹建北洋海军，同时，又开办一些民用工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织布局等。对于外国侵略，在大环境下，他不得已妥协退让，被认为投降卖国。从19世纪70年代起到他临死前，清政府同外国侵略者签订的一系列丧权卖国条约，大多是委托他参与或亲手签订的。如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在90年代，他被认为先后两次收受沙俄以总计350万卢布的巨额贿赂，与沙俄签订出卖中国领土主权的《中俄密约》和《旅大租地条约》。阻碍了民族复兴的发展。但现今也需要客观的从多方面评价其人。从某些方面来说他可以算是慈禧太后的替罪羊。据闻在签订马关条约后他曾发誓此生不再踏上日本国土，即使后来路遇日本，日本官员请他入陆休憩小许也被他拒绝。但不管如何，满清政府的覆灭是历史的必然。

左宗棠

左宗棠（1812—1885年），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字季高，湖南湘阴人。1860年为曾国藩推荐，统领部分湘军，曾自募约五千人，组成“楚军”，左系湘军形成。1862年初，经曾国藩举荐，升任浙江巡抚，与法国组织“常捷军”，陷宁波、绍兴等地。1866年以闽浙总督身份创办福州船政局。次年调任陕甘总督，“身虽西去，心犹东注”。督陕甘期间，曾办兰州制造局，因西北盛产羊毛，又办兰州织呢局。1875年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次年率军入疆，进攻阿古柏反动政权。1878年收复除伊犁以外新疆全境，建议设立新疆行省，开发新疆。1881年升军机大臣，调两江总督。1884年中法战争中是主战派，督福建军务。次年因病退职死。他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在70年代以后裁撤洋员，与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的“非洋人洋匠不可” 的情形有所不同，反映了他具有一定的自力更生办洋务的思想特点。

张之洞

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1863年成进士，先后任湖北学政，四川学政，翰林院侍讲学士等职，1882年任山西巡抚。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力主与法决战，清廷授以两广总督之职，张捐银三千两奖给抗法将领刘永福，并奏请起用前广西提督冯子材督师。冯子材在镇南关、谅山大败法军，张之洞名声大增。他于1889年任湖广总督，在湖北建成湖北织布局，汉阳炼铁厂，汉阳兵工厂等，成为与李鸿章齐名的洋务要人。在维新运动中，张之洞加入“强学会”，当获知慈禧太后反对变法时，张之洞便退出“强学会”。并下令禁查上海《强学报》压制湖南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张之洞力主痛剿。清庭发布宣战谕旨后，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同英国等订立所谓“东南互保” 的章程。1908年，张之洞受命督办粤汉铁路和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次年10月病死。谥号“文襄”，其文稿辑为《张文襄公全集》。

编辑本段涉及内容

中国第一条铁路诞生

洋务运动的内容很庞杂，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外交等，而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是其主要内容。从60年代开始开办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事工业。其中，江南制造局是中国第一个较大的官办军事工厂，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全厂约2000余人，主要制造枪炮、弹药、水雷等军用品，同时还制造轮船，1867年后开始制造船舰。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创办的规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厂，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创办，全厂约1700余人，以制造大小战舰为主。安庆内军械所是清政府最早开办的近代兵工厂，1861年12月由曾国藩在安庆创建，厂子规模不大，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炮弹等武器。除创办上述一类工厂外，还派遣留学生学习技术。但是，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　于是，洋务派在“求富”的口号下，从70年代起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方式，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唐山胥各庄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等民用企业。与此同时，洋务派还开始筹划海防，在1884年初步建立起南洋、北洋和福建海军。在洋务派控制了海军衙门以后，又进一步扩建北洋舰队，修建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

编辑本段重要项目

安庆内军械所

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设的制造近代武器的军事工业，也是洋务派创办的仿制西式武器的第一个军事工业。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炸炮等。“内”，表示这个军械所属于安庆军内的设置。1864年，清军攻陷南京后，该厂由安庆迁到南京，改名为金陵机械制造局。

江南制造总局

致远号全体将士合影

又称江南制造局，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1867年，由虹口迁至高昌庙，经过不断扩充成为清政府最大的军事工业。该厂技术和机械设备主要依靠外国，除制造枪炮弹药外，也制造机器和修造轮船。1905年造船部分独立，称“江南船坞”，兵工厂部分人称制造局。后分别改称“江南造船所”和“上海兵工厂”。它是洋务派开办的最大的近代工业，它用自炼钢材仿制的毛瑟枪，赶上19世纪后期德国新毛瑟枪的水平，它研制的无烟火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江南制造总局是官办的，经费由清政府调拨，生产不计成本，不考虑经济效益，缺乏发展的动力。它采用封建衙门式的管理，用管军队的方法约束工人，工人缺乏生产积极性，产品质量得不到保证。

福州船政局

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经营的设备最齐全的新式造船厂。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聘用外国人担任技师。主要由铁场、船场和学堂三部分组成，1884年马尾海战中遭到严重破坏。后虽经恢复但大不如前，辛亥革命后，改称海军造船所。

汉阳铁厂

洋务运动

1889年春，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划在广州建立炼铁厂，同年他调任湖广总督，筹办的炼铁厂也随迁汉阳，1890年在大别山下动工兴建，1893年汉阳铁厂基本完工，***有六个大厂，四个小厂，炼铁炉两座。1894年投产，开始均为官办，从筹办起至1895年，***用经费五百八十余万两。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因无力筹措经费，于1896年改为“官督商办”。辛亥革命前夕，汉阳铁厂工人约三千人，每年出钢七万吨。抗日战争时期，汉阳铁厂部分设备被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成立大渡口钢铁厂。解放后收归人民所有。

轮船招商局

轮船招商局的轮船

简称“招商局”。中国最早设立的轮船航运企业。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李鸿章招商筹办。1873年1月成立。总局设上海，分局设烟台、汉口、天津、福州、广州、香港以及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地。1885年（光绪十一年）改为官督商办。1909年（宣统元年）归邮传部管辖。1912年改为商办，更名商办招商局轮船公司，后又改称商办招商轮船有限公司。1932年国民党政府收归国营，更名国营招商局，归属交通部。抗日战争期间，总局先迁香港，后移重庆。战后迁回上海。1947年***有船460艘，33万余吨。1948年成立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1951年改称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香港仍沿旧称。1985年成立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同文馆

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人从事翻译工作，但正式设立外语学校却晚至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的同文馆。在清政府与外国订立《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时，竟连一个懂得外文的中国人都找不到，任凭侵略者的蒙骗。　1861年奕?奏请设立外语学校，培养外语人才和外交人才。1862 同文馆中的学生

年8月，同治帝正式批准成立“京师同文馆”。学员学习汉文外，主要学习外文。聘有外籍教师英国人包尔腾，法国人司默灵、毕利干，俄人柏林，美国人丁韪良、傅兰雅、海灵敦等先后任教。丁韪良从1869年任总教习，总管教务达30年。总税务司赫德兼任监察官，实际控制了经费和人事大权。同文馆完全按正规学校来办，陆续开设英文馆、俄文馆、德文馆和东文（日文）馆。只招收13、14岁以下八旗子弟，后又招收15—25岁的满汉学员，也招收不限年龄的满汉学员。学习期限初定3年，到1876年分为两种：一是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8年；一是年龄稍大、仅借中文译本学习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5年。1867年时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学生最多时达120人。毕业生大多任清政府译员、外交官员和其他洋务机构官员。设有印刷所，翻译印《万国公法》及数理化和文史等方面书籍。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新中国开国以后，在50年代，前述范文澜、胡绳两本书中全面否定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观点，理所当然地占有了统治地位。1954年8月，《中国近代史》又出了第9版，范老在说明中又特别强调指出：“《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是1944年我在延安时写的。曾国藩是近百年来反动派的开山祖师，而他的伪善乔装却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他的继承者人民公敌蒋介石把他推崇成‘圣人’，以为麻醉青年、欺骗群众的偶像。为了澄清当时一些人的混乱思想，所以有揭穿曾国藩这个汉奸刽子手本来面目的必要。这篇文章便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写出的。现在仍把它附在书后”。1956年12月，牟安世的《洋务运动》问世。该书在导言中即开宗明义地指出：“所谓洋务运动（或称‘同光新政’），乃是清朝统治者在汉族地主官僚和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用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办法，换取外洋枪炮船只来武装自己，血腥地镇压中国人民起义，借以保存封建政权的残骸为目的的运动。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反动的、卖国的、并以军事为中心的运动。”这就进一步给洋务运动宣判了死刑。这一时期，虽已有不少论著对洋务运动的经济活动给予相当重视，但均不占主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陆续出版了不少有关洋务活动的历史资料，为后来开展深入讨论准备了条件。

60年代论争：

这场论争，是由我在《文汇报》理论版1961年12月28日、1962年1月12和21日，连续发表的《试论洋务运动对早期民族资本的促进作用》、《试论洋务运动的经济活动和外国侵略资本的矛盾》、《试论洋务运动中洋务、顽固两派论争的性质》三篇文章所引起的。这三篇文章，原本是一篇文章的三段，因太长而分成三篇发表的。我在1957年才从机关调到上海经济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当时正在主持编写《江南造船厂厂史》，并负责执笔撰写江南制造局的一章，由此我开始接触到洋务运动和洋务派问题。由于对洋务运动素无研究，所以我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初期只能依据范文澜、牟安世等人的全面否定观点，竭力贬低江南制造局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后来，我认真翻阅了1959年由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8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在史实面前，我开始对全面否定论有所怀疑，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写出文章初稿，并在经济所内会议上提出讨论。当时有不少同事劝我不宜轻易发表，避免自找麻烦。那时候党中央正在筹备召开七千人扩大会议，政治空气较为宽松，《文汇报》理论版负责人郑心永，为了活跃学术空气，前来征稿，我便把文章初稿加以修改后交给他发表了。

个人看法：

当时对洋务运动的主要看法，已初步形成后来一直坚持的两点论，即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既存在反动与消极的一面，又存在进步与积极的一面，应同时兼顾，不可偏废。我之所以选择以上三个题目，片面突出它的进步与积极一面，目的是为了便于打破全面否定论一边倒的沉闷局面，以利于展开深入讨论而已。平心而论，这种两点论，并不是什么“发明创造”，如前所述，早在40年代吕振羽便已提出；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的序例中，也同样提到：“为期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对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历史，也产生过一定的作用”；我的文章只是加以强调和突出罢了。文章发表后，如所周知，引起新中国史学界的一场大论争，在全国各报刊陆续发表和我商榷的文章近50篇，多数不同意我的意见，支持者只是少数人，可见全面否定论的影响之大。这一讨论开始还是正常的学术争鸣，后来由于党中央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和北京会议上，一再强调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政治空气紧张起来，一些文章便无限上纲上线，变成了围攻和批判，迫使我只得沉默不言，这一场论争，只好不了了之。但尽管如此，这场论争还是对全面否定论产生了很大冲击，为下一阶段全面而深入地研究洋务运动提供了基础。关于这场论争，在前述章徐文第四节中也做了详尽而恰当的述评，我是赞同的。到了十年动乱期间，在“四人帮”的“影射史学”的恶劣影响下，我和黄逸峰被扣上“美化洋务派”的帽子而受到种种折磨，那就已经不是学术范围的事情了。

新时期新论争：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倡的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不仅为全国四化建设开辟了新的历史时期，而且为洋务运动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使这一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论争、新局面和新成果。　先说新论争。这次新论争，是60年代论争在新时期的必然继续和发展。事有凑巧，这次新论争的导火线，又是黄逸峰和我合写的《重评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点燃起来的。1978年下半年，《历史研究》编辑部向黄逸峰和我约写重评洋务运动的文章。交稿后，他们不太满意我们的两点论，建议将反动消极的一面删掉或压缩，以便突出进步积极的一面。我们不同意改动，他们便组织徐泰来写《也评洋务运动》，和我们的文章同期发表，同我们商榷。紧接着我们又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发表《要恰当地评价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答徐泰来同志》。于是便展开了这场新论争。新论争的阵容是：徐泰来和他的老师李时岳、以及胡滨等为一方，认为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的进步运动，和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并列，批评了我们提出的洋务运动反动消极的一面——五个罪恶产物和三大恶果等等。黄逸峰和我等为另一方，主张洋务运动同时存在进步与反动的两面，而反动的一面则是主要的，不同意称作进步运动。就这样，我在新论争中的位置，从60年代反对全面否定论的“激进派”，一变而成为反对全面肯定论的“保守派”，这是多少带上一点戏剧性的变化。在这场新论争中，比起60年代，学风上有很大进步，真正出现了百家争鸣畅所欲言的可喜局面。这是一种有益于学术发展的良好学风。

学术研讨会：

次说新局面。这主要指的是连续召开七届全国性的洋务运动学术研讨会的盛况。首届洋务运动学术研讨会，是1980年12月由吉林大学历史系和该校学报编辑部发起，在长春举行，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到会学者近50人，主持人李时岳，会后出版了《洋务运动讨论专集》，收录论文24篇。第二届会议是1982年冬天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主持人夏东元，到会学者100余人，提交论文70余篇，会议主题仍是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讨论气氛之热烈，超过首届会议。第三届会议于1985年8月在兰州举行，主持人杜经国，会议主题是洋务企业的性质和作用，到会学者近90人，提交论文60余篇。第四届会议是1987年12月在汕头大学举行的，由调到汕头大学担任副校长的李时岳和调到汕头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的杜经国***同主持，到会学者近80人，提交论文50余篇，会议主题是评论洋务派人物。第五届会议于1989年10月在山东东营市举行，由山东大学孔令仁主持，到会学者130余人，提交论文90余篇，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进程，会后出版了论文集。这是五届会议中比较盛大的一次会议。第六届会议于1992年5月在宜昌水利学院举行，由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皮明庥主持，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与早期城市发展，到会学者10余人，提交论文80余篇。

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最早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