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好处与坏处

法家法家，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一个以君权为核心的政治思想学说，亦称为『霸道』。法家认为，人性恶才生法度，生而有奢望，才有声色犬马以致贼盗，必以律法而后正，以法治防范恶欲疏导人性向善。强调用法治制度来约束臣下，远胜过一时的人治。法家强调君主应该运用「法」、「术」、「势」三者的运作来控制臣下，并实行配套的国家政策管治方针，以强兵富国成达战国君主霸业为中心要则，或可称为「帝王之法」，法家认为：国家社会与组织制度应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随着时代的进步，政治制度与组织结构也必要跟着发生变化调整，在当时法家将此过程称为『变法』。唯有如此才能达富国强兵之道，过度遵守旧规不正视因时制的变法重要性，只会让组织逐步走向苍老萎亡。例如秦孝公时期商鞅行耕战策略。这流派盛行于春秋战国时代，为秦国与秦朝最为采用。法家与现代法治国家所论及的以民权为核心基础（民主之法）是大不相同的。历史上对法家的评价，多认为将人性的灰暗面描述的太过刻薄，而忽略人性的光辉面。学术研究学者也将法家称为君权核心的行政管理学派。又儒家主张德治，法家主张法治，两者均为治民（人治），而非现代所强调的民治（民主的法治）。一? 内容「法家」学说是一种纯粹功利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内容核心主要是针对君主如何加强统治加以证论思辩，强调刑名之术，以效忠君王之权为归依。法家学派在基础上否定世袭贵族天然传承的等级制度，认为「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史记·商君列传》）法家在政治实践中，例如秦国奖励耕战强化农业和战力，毁弃诗书以愚化反对君权政治推行愚民政策，秦始皇为了统一百姓的思想行焚书坑儒。彻底希望与传统文化决裂，主张以法治国。先秦法家所主张的「法」、「术」、「势」：法即是「法制」，以严刑峻法管治国家百官百民，有功者重赏，有过者则重罚；术即是「权术」，国君要懂得如何利用政治手段，驾驭臣下，对付政敌，以彰显与保持权力地位；势即是「权威」，国君要保持自己的绝对权威与权力，才能驾驭臣下。战国时期人物韩非乃法家思想集大成者，他总结了法家各种学说，认为「法」、「术」、「势」三者都是缺一不可，必须互相配合地运用。又在儒家荀子的理论上吸收，认为人是天性本恶，不但对普通人，就连亲子间关系也是这种特质。二? 演变(二?一) 春秋时期齐国管仲变法废除井田制，建立土地税收制度，允许土地买卖，承认土地私有化。建立常备军。《管子》对法律令的作用分析为:「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郑国子产从政后，在郑国进行了内政改革，整理田制，整顿贵族田地和农户编制，承认土地私有，按田亩征税等等。并使用二百斤铁铸造一个鼎器，把新制定的刑书铸在鼎上，放置于王宫门口，让百姓都知道新刑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刑鼎。 (二?二) 战国时期荀子。战国时期赵国人，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提倡性恶论，弟子韩非与李斯则是法家重要人物。荀子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想满足欲望，若欲望得不到满足便会发生争执，因此主张人性生来是「恶」的，「其善者伪也」，须要「师化之法，礼义之道」，通过「注错习俗」、「化性起伪」对人的影响，才可以为善。法家流派主要盛行于战国时的韩、魏、赵等三晋之国，且早期法家学派人物亦来自此三国，如商鞅来自魏国（客魏，魏国的附庸国－衞国）、申不害来自韩国、慎到来自赵国等。法家中三个学派：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这些法家学派思想由先秦韩国人韩非集以思想大成，构成法家思想的君权法治核心。 (二?三) 秦代初期李斯支持秦始皇坚持郡县制，并主持制定《秦律》，推行残酷的秦式法制。秦末，上《行督责书》，将酷法推至极致

导致民变抗暴。焚书坑儒事件。法家学派在战国时代的「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的殊死竞争的情况下，法家思想在此战国斗争中确是相当俱实用价值，如秦统一六国就是明证，而儒家固守传统的温和政治主张就难免显得有「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二?四) 西汉后期法家思想被「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家所吸收，并开始以儒法并用「儒表法里（或谓阳儒阴法）」的理论治理国家，的法家学派逐渐被排斥剔掉。三? 批评朱熹对法家之批判有二：一是只见刑名，「葢老氏之学浅于佛而其失亦浅，正如申韩之学浅于杨墨而其害亦浅」[1]；「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老之害甚于杨墨，杨氏为我疑于仁，墨氏兼爱疑于义，申韩则浅陋」[2]。二是惨核少恩，「后世之论刑者不知出此，其扵申商之刻薄者，既无足论矣」[3]。四? 注译1. ^ 《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22册第1958页. 2. ^ 朱熹：《孟子精义》，卷6 3. ^ 《朱子全书》，第20册，第6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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