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诟莫大於卑贱，而悲莫甚於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讬於无为，此非士之情也。
骂人最恶毒的话莫过于说人卑贱，而最大的悲哀莫过于陷于穷困。
长久的处于卑贱的地位、穷困的境地，经常攻击当世和做出厌恶名利的样子，自我标榜是清静无为，这不是做士做君子的修养作为。
这是春秋战国末年政治家李斯先生说的话。这是非常实际、非常现实的话。
吾认为是很有道理的。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乃文章。
《史记》
正文·李斯列传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於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欲西入秦。辞於荀卿曰：“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诟莫大於卑贱，而悲莫甚於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讬於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
至秦，会庄襄王卒，李斯乃求为秦相文信侯吕不韦舍人；不韦贤之，任以为郎。李斯因以得说，说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几也。成大功者，在因瑕衅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终不东并六国者，何也？诸侯尚众，周德未衰，故五伯迭兴，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关东为六国，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彊，相聚约从，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为长史，听其计，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後。秦王拜斯为客卿。
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於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东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来丕豹、公孙支於晋。此五子者，不产於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彊，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睢，废穰侯，逐华阳，彊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彊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後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後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後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於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於侧也。夫击甕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甕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彊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夫物不产於秦，可宝者多；士不产於秦，而原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内自虚而外树怨於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官至廷尉。二十馀年，竟并天下，尊主为皇帝，以斯为丞相。夷郡县城，销其兵刃，示不复用。使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者，使後无战攻之患。
*********** 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狱，治罪，责斯与子由谋反状，皆收捕宗族宾客。赵高治斯，榜掠千馀，不胜痛，自诬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负其辩，有功，实无反心，幸得上书自陈，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从狱中上书曰：“臣为丞相治民，三十馀年矣。逮秦地之陕隘。先王之时秦地不过千里，兵数十万。臣尽薄材，谨奉法令，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阴脩甲兵，饰政教，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广，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见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亲。罪三矣。立社稷，脩宗庙，以明主之贤。罪四矣。更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罪五矣。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罪六矣。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尽其能力，乃得至今，原陛下察之！”书上，赵高使吏弃去不奏，曰：“囚安得上书！”
赵高使其客十馀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覆讯斯。斯更以其实对，辄使人复榜之。後二世使人验斯，斯以为如前，终不敢更言，辞服。奏当上，二世喜曰：“微赵君，几为丞相所卖。”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则项梁已击杀之。使者来，会丞相下吏，赵高皆妄为反辞。
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李斯已死，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事无大小辄决於高。高自知权重，乃献鹿，谓之马。二世问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马也”。二世惊，自以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庙鬼神，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斋戒。”於是乃入上林斋戒。日游弋猎，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杀之。赵高教其女婿咸阳令阎乐劾不知何人贼杀人移上林。高乃谏二世曰：“天子无故贼杀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当远避宫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宫。
留三日，赵高诈诏卫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内乡，入告二世曰：“山东群盗兵大至！”二世上观而见之，恐惧，高既因劫令自杀。引玺而佩之，左右百官莫从；上殿，殿欲坏者三。高自知天弗与，群臣弗许，乃召始皇弟，授之玺。
子婴既位，患之，乃称疾不听事，与宦者韩谈及其子谋杀高。高上谒，请病，因召入，令韩谈刺杀之，夷其三族。
子婴立三月，沛公兵从武关入，至咸阳，群臣百官皆畔，不适。子婴与妻子自系其颈以组，降轵道旁。沛公因以属吏。项王至而斩之。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适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
鼠在所居，人固择地。斯效智力，功立名遂。置酒咸阳，人臣极位。一夫诳惑，变易神器。国丧身诛，本同末异。
春秋决狱与原心定罪
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 轻。是故逢丑父当斮，而辕涛涂不宜执，鲁季子追庆父，而吴季子释阖庐，此四者，罪同异 论，其本殊也。俱欺三军，或死或不死；俱弑君，或诛或不诛；听讼折狱，可无审耶！故折 狱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狱而非也，闇理迷众，与教相妨。教，政之本也，狱，政之 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顺，故君子重之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第五》
一、
这段话的头一句翻译过来就是：《春秋》断案的原则，一定要根据事实推究出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时的心理动机。对那些动机邪恶的人，即使其犯罪未遂也须治罪；对首恶分子要严加量刑，而对那些出于善意而犯下罪行的人，量刑一定从轻。这段话，就是赫赫有名的“《春秋》原心定罪”原则。
如果单说“原心定罪”，现代人也很容易理解，比如同样是杀人，就分蓄意谋杀、过失杀人、正当防卫、防卫过当、冲动杀人等等，但在“原心定罪”之前加上《春秋》这个帽子，意义就不大一样了。
《聊斋志异·考城隍》称，一位叫宋韬的秀才生病后，灵魂出窍，到了阴曹地府参加公务员考试，结果考上了城隍。原因是他在“申论”中写了一句“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1）
“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 这十六个字听上去是掷地有声，看上去也是合情合理，但操作起来却大有难度：城隍也许有法力，能看透犯罪嫌疑人当时是怎么想的，可活人哪有这么大的本事？那么，活人判案，也就只能从事情的来龙去脉去推断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了，这也就是董仲舒说的“必本其事而原其志”。
董仲舒为此条原则举了四个例子：逄丑父该杀，辕涛涂不该抓，鲁季子追捕庆父，吴季子宽恕阖庐，这四个人罪行相同而论罪不同，因为他们当时“犯罪”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所以，同样是欺骗军队，却既有该杀的，也有不该杀的；同样是弑君，也还是既有该杀的，又有不该杀的。
《春秋》断案的原则，一定要根据事实推究出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时的心理动机。董仲舒总结道，审判案件一定要把深层的道理搞清楚啊！所以说，如果法院公正，理就会越来越明，教化也就会越来越得到推行；如果法院不公正，人们就会越来越淡化了是非观念，结果，官方宣传上在教育人民仁义道德，现实世界却在教给人们相反的道理，这世界还怎么得了。教化是为政之体，刑法是为政之用，它们领域不同，但作用一致，所以是绝不可相互悖离的，它们同样都为君子所重。
二、
春秋决狱，又称“经义决狱”，是西汉中期经董仲舒的提倡和汉武帝刘彻的大力支持而兴起的。“（吕步舒）持节使决淮南狱……以《春秋》之意正之，天子皆以为是。”（《史记?儒林列传》）“（何敞）以宽和为政，举冤狱，以《春秋》义断之，是以郡中无怨声。”（《后汉书?何敞传》）
“春秋决狱”，即以儒家经典中的“微言大义”作为依据来处理政治和司法问题。之所以用“春秋决狱”这个说法，一是因为作为断案依据的主要是孔子所著的，被称为“义之大者”，载“先王遗道”和“人道之极”的《春秋》经；二是受《后汉书·应劭传》所载的“故胶(东)[西]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的影响。
董仲舒有关的断狱案例曾被汇编成《春秋决事比》十卷，在两汉的司法实践中被经常引用。到现在，原来的案例遗失很多，现存史料中记载了少量案例，典型的有五个：
第一个案例。甲没有儿子，拣了一弃婴作为养子乙。乙长大后杀了人，甲把乙藏了起来。如果按照当时法律，藏匿犯人是要受重刑的。但《春秋》上提倡父子一方犯罪后可以互相隐藏。董仲舒认为他们是父子关系，所以甲不能判罪。后来，唐律明确规定了父子相互隐匿不属犯罪。（2）
第二个案例。甲把儿子乙送给了别人，儿子长大后，甲对他说：你是我儿子。结果乙一气之下打了甲二十棍子。按照法律，殴打父亲是要处以死刑的。但董仲舒认为甲生了儿子不亲自抚养，父子关系已经断绝，所以乙不应被处死刑。（3）
第三个案例。父亲和别人因口角发生斗殴，对方用刀刺父亲，儿子拿棍子相救，结果误伤了父亲。有的官吏认为儿子犯了殴打父亲的重罪，要按律处死。但董仲舒根据孔子的观点，认为儿子的动机不是打父亲，所以应免罪。（4）
第四个案例。有一女子的丈夫坐船时不幸淹死海中，无法找到尸体安葬。四个月后，父母将这个女子改嫁。按照法律，丈夫没有埋葬前，女子不能改嫁，否则处死。董仲舒认为女子改嫁不是淫荡，也不是为了私利，所以应免罪。（5）
第五个案例。有一大夫跟着君主外出打猎，君主打得一头小鹿，让大夫带回。半路上，碰见了母鹿，互相哀鸣。大夫见其可怜，就放了小鹿。君主要以违背君命处罚。还未处罚，君主得了病，想到大夫心地好，不但免了罪，还想提拔他。董仲舒认为，当初君主捕猎小鹿，大夫没有阻止（秦汉时禁止捕杀小鹿，以及其他幼小禽兽，春天时禁止捕杀任何禽兽），是违背了《春秋》之义，有罪；后来释放小鹿，算是有功，可以赦免。但提拔是不应该的。（6）
三、
《汉书·薛宣朱博传第五十三》载：“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给事中，亦东海人也，毁宣不供养行丧服，薄于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复列封侯在朝省。宣子况为右曹侍郎，数闻其语，赇客杨明，欲令创咸面目，使不居位。会司隶缺，况恐咸为之，遂令明遮斫咸宫门外，断鼻唇，身八创。”这案子看似简单明了，不就是个故意伤害么，应该很好判才是。不错，按照“春秋大义”，如果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动机是恶的，而且犯罪实施完成，这是该杀的。但控方的重点并不在这个故意伤害上面——相对于薛况和杨明犯下的另一罪行，故意伤害倒不显得有多要紧了。“御史中丞众等奏：‘臣闻敬近臣，为近主也。礼，下公门，式路马，君畜产且犹敬之。《春秋》之义，意恶功遂，不免于诛，上浸之源不可长也，况首为恶，明手伤，功意俱恶，皆大不敬。明当以重论，及况皆弃市。’”“廷尉直以为：律曰‘斗以刃伤人，完为城旦，其贼加罪一等，与谋者同罪。’诏书无以诋欺成罪。传曰：‘遇人不以义而见慭者，与痏人之罪钧，恶不直也。’咸厚善修，而数称宣恶，流闻不谊，不可谓直。况以故伤咸，计谋已定，后闻置司隶，因前谋而趣明，非以恐咸为司隶故造谋也。本争私变，虽于掖门外伤咸道中，与凡民争斗无异。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则至于刑罚不中；刑罚不中，而民无所错手足。今以况为首恶，明手伤为大不敬，公私无差。《春秋》之义，原心定罪。原况以父见谤发忿怒，无它大恶。加诋欺，辑小过成大辟，陷死刑，违明诏，恐非法意，不可施行。圣王不以怒增刑。明当以贼伤人不直，况与谋者皆爵减完为城旦。”
对于此案，控方和辩方全都本着“《春秋》原心定罪”这同一个原则进行论辩。控方（御史中丞众等）认为：在宫门外犯罪，这是冒犯皇上，此风不可长！薛况是主犯，杨明是帮凶，这二人动机和行为都是邪恶的，犯了大不敬之罪。对杨明的处罚理应从重，应判杨明和薛况——弃市！辩方（廷尉）则认为：薛况的作案动机是因为父亲受了申咸的诽谤，所以心生愤懑，这是父子亲情所致，是孝心的体现，情有可原，哪就够得上死罪？杨明应该只以故意伤害罪判刑，薛况有爵位在身，可以减罪，所以，他和其他同谋应该减刑为“完为城旦”。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控辩双方都是本着“《春秋》原心定罪”，却从这同一个原则中推导出了各自不同的结论。
四、
在汉代及汉代以后的朝代，不是所有的案件都以“春秋决狱”的方式审理，历代都有国家正式制定颁布的刑法和其他法律，绝大多数的案件都按其制定法和一般的司法程序审理，而以“春秋决狱”方式审理的则都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在适用法律上却很牵强或者根本就有乖人情、有悖伦常的案件。如前面提到的5个典型案件。又如，如假卫太子案。卫太子是汉武帝的第一位太子,后因“巫蛊之祸”而被迫出逃，死于外地。有一个以卜筮为生的人，曾为一个做过卫太子近臣的人算卦，太子近臣说他的相貌很像卫太子，卜筮者遂异想天开，想冒充卫太子骗取富贵。假卫太子的出现，对汉昭帝的皇位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但卫太子是皇帝的哥哥，并曾被立为太子，现在他又回来了，如何处置，昭帝和执政的大将军霍光都深感棘手，这可谓一例重大疑难案件。隽不疑引用了《春秋》中卫灵公太子蒯聩的事例。蒯聩得罪了卫灵公，出逃晋国。卫灵公死后，晋国送蒯聩回国继位，灵公另一儿子蒯辄已即位，拒绝蒯聩回国，《春秋》很赞赏蒯辄的做法。卫太子的情况与蒯聩相似，故隽不疑根据《春秋》的精神，大胆地逮捕了假卫太子，并最后将其腰斩于市。（7）
对“春秋决狱”的起止时间，目前法史学界的基本观点是：“春秋决狱”始于西汉武帝时期，至唐朝结束。
汉武帝时，儒家理论成为国家的政治法律指导思想，因统治者的提倡，又因依秦律而制订的汉律与儒家精神的诸多冲突，故以董仲舒为始，“春秋决狱”逐步形成风气。司法官以经义为依据判决，被告及其亲友也以经义进行辩护。程树德所作《九朝律考》中就辑有两汉的以《春秋》等儒家经典决狱、决疑、论事的事例五十余件，考虑到史料散佚的因素，实际数字应该更多，可见,两汉时期“春秋决狱”之盛况。虽然如此，两汉时期的“春秋决狱”仅仅是一种政治和司法上的惯例，尚未形成法律制度。
在“春秋决狱”的同时，汉以后的各王朝通过频繁的立法活动，将儒家的精神不断地渗入封建法律之中去，到唐代，礼与法完全融合在一起，达到“礼法合一”的程度。因法律已体现了儒家的精神，“引律决狱”与“春秋决狱”已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春秋决狱”因没有必要而不再流行，但对少数疑难案件，唐代仍以经义决之。如《旧唐书·刑法志》载，(唐宪宗)元和六(811)年九月，富平县人梁悦，为父杀仇人秦果，投县请罪，后特从减死之法，决杖一百,配流循州。韩愈对此有不同意见，并引用《春秋》、《礼记》、《周礼》的精神进行分析、评价，并提出：对复仇者“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由，下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8）
五、
《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载：穆宗世，京兆人康买得，年十四，父宪责钱于云阳张莅，莅醉，拉宪危死。买得以莅趫悍，度救不足解，则举锸击其首，三日莅死。刑部侍郎孙革建言：“买得救父难不为暴，度不解而击不为凶,先王制刑,必先父子之亲。《春秋》原心定罪，《周书》诸罚有权。买得孝性天至，宜赐矜宥。”（9）有诏减死。其中一段判决翻译过来就是：康买得救父杀人不算行凶，估计拉不开架而用铁锨砸了张莅的脑袋也属情有可原。先王制定刑律的精神是以父子亲情为先，《春秋》“原心定罪”，《周书》当中的各种刑罚也不是没有变通余地的。这样看来，康买得杀人是孝心的体现，不该判罪。
《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载：高宗时，绛州人赵师举父为人杀，师举幼，母改嫁，仇家不疑。师举长，为人庸，夜读书。久之，手杀仇人，诣官自陈，帝原之。 永徽初，同官人同蹄智寿父为族人所害，智寿与弟智爽候诸涂，击杀之，相率归有司争为首，有司不能决者三年。或言弟始谋，乃论死，临刑曰：“仇已报，死不恨。”智寿自投地委顿，身无完肤，舐智爽血尽乃已，见者伤之。
武后时，下邽人徐元庆父爽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元庆变姓名为驿家保。久之，师韫以御史舍亭下，元庆手杀之，自囚诣官。
后欲赦死，左拾遗陈子昂议曰：先王立礼以进人，明罚以齐政。枕干仇敌，人子义也；诛罪禁乱，王政纲也。然无义不可训人，乱纲不可明法。圣人修礼治内，饬法防外，使守法者不以礼废刑，居礼者不以法伤义，然后暴乱销，廉耻兴，天下所以直道而行也。 元庆报父仇，束身归罪，虽古烈士何以加？然杀人者死，画一之制也，法不可二，元庆宜伏辜。《传》曰：“父仇不同天。”劝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庆宜赦。 臣闻刑所以生，遏乱也；仁所以利，崇德也。今报父之仇，非乱也；行子之道，仁也。仁而无利，与同乱诛，是曰能刑，未可以训。然则邪由正生，治必乱作，故礼防不胜，先王以制刑也。今义元庆之节，则废刑也。迹元庆所以能义动天下，以其忘生而趋其德也。若释罪以利其生，是夺其德，亏其义，非所谓杀身成仁、全死忘生之节。臣谓宜正国之典，置之以刑，然后旌闾墓可也。
时韪其言。后礼部员外郎柳宗元驳曰： 礼之大本，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治者杀无赦。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不得并也。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 若师韫独以私怨，奋吏气，虐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 其或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礼之所谓仇者，冤抑沈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春秋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 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
六、
《盐铁论·刑德篇》中说：“大夫曰：‘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奸也。令严而民慎，法设而奸禁。罔疏则兽失，法疏则罪漏。罪漏则民放佚而轻犯禁。故禁不必，怯夫徼幸；诛诚，跖、蹻不犯。是以古者作五刑，刻肌肤而民不逾矩。’文学曰：道径众，人不知所由；法令众，民不知所辟。故王者之制法，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旷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幽隐远方，析乎知之，室女童妇，咸知所避。是以法令不犯，而狱犴不用也。昔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奸伪萌生，有司治之，若救烂扑焦而不能禁；非网疏而罪漏，礼义废而刑罚任也。方今律令百有余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国用之疑惑，或浅或深，自吏明习者不知所处，而况愚民乎！律令尘蠹于栈阁，吏不能遍睹，而况于愚民乎！此断狱所以滋众，而民犯禁滋多也。”在这里一方（即大夫方）认为，只有完善的法律才能杜绝犯罪，而另一方（即文学方）则认为法律当然应该有，可现在的法律也太过繁文缛节了，复杂到就连专业法官都经常搞不清楚，更何况文盲的老百姓呢。文学方为论证己方观点，引述《易传》以阐述——“传曰：‘凡生之物，莫贵于人；人主之所贵，莫重于人。’故天之生万物以奉人也，主爱人以顺天也。闻以六畜禽兽养人，未闻以所养害人者也。”接着引述《论语》——“鲁厩焚，孔子罢朝，问人不问马，贱畜而重人也。”（《论语·乡党》：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并说“今盗马者罪死，盗牛者加。乘骑车马行驰道中，吏举苛而不止，以为盗马，而罪亦死。今伤人持其刀剑而亡，亦可谓盗武库兵而杀之乎？人主立法而民犯之，亦可以为逆而轻主约乎？深之可以死，轻之可以免，非法禁之意也。”经过一番论证后，总结道：“法者，缘人情而制，非设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今伤人未有所害，志不甚恶而合于法者，谓盗而伤人者耶？将执法者过耶？何于人心不厌也！古者，伤人有创者刑，盗有臧者罚，杀人者死。今取人兵刃以伤人，罪与杀人同，得无非其至意与？”该段结论直接点明了以《春秋》来断案的核心原则：论心定罪。也就是说：根据动机来给犯罪嫌疑人定罪，如果动机是好的但行为违法，可以免罪，如果动机是坏的但行为合法，应该定罪诛杀。——我们后来一般不说“论心定罪”，而说“原心定罪”。
原心定罪，见于何休注“隐公元年”：“举及、暨者，明当随意善恶而原之。欲之者，善重，恶深；不得已者，善轻恶浅；所以原心定罪。”（公羊里面区别了及和暨，“及犹汲汲也，暨犹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
七、
就原心定罪而言，古人认为“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衔怨而受罪。”（《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第五十六》）“原心定罪”本来像是没什么问题，可“谁来原心”和“如何原心”却都是不小的问题。
对于春秋决狱，学术界向来对其评价很低，开风气之先的当为近代学者章太炎和刘师培。章氏认为：“独董仲舒为春秋折狱，引经附法，……上者得重秘其术，使民难窥，下者得以因缘为市……。”刘师培指出：引经决狱是“掇类似之词，曲相附合，高下在心，便于舞文，吏民益巧，法律以歧。故酷吏由之，易于铸张人罪,以自济其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