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在中国法制史中的表现

具体表现：

春秋经义：汉朝在断案时，如遇到律无正条，又无适当判例可以依据的情况下，就是以春秋经义附会法律作为断案的依据．因此，春秋经义成为汉朝的一种法律形式．

1，海牙国际法庭里面有一个“人类伟大法官”的展厅，里面挂有我们孔子的像。美国国会里也有孔子的像，孔子是作为“人类伟大的法学家”而被尊奉的。

2，把孔子的像放在历史名人蜡像馆或者其他有关历史文化的博物馆，和放在法院与议会中是不一样的。把孔子的像放在法院就意味着孔子是一个大法官，能够公正地审理司法案件；把孔子的像放在议会就意味着孔子是一个大法学家，能够为立法活动提供法律思想。但是这些我们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也许是因为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太崇高了，是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使我们看不到或者说忽视了孔子的司法实践活动与法学研究活动。

3，在中国历史上，孔子确实当过鲁国大司寇，大司寇是最高司法长官，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院长”和“一级大法官”。孔子在当大法官的过程中，公正严明，把鲁国治理得非常好。史书上记载，羊贩子“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也就是不敢再象从前那样早上去卖羊时搞假让羊多喝水，多喝水增加重量好多卖钱。由于孔子在任大司寇三年的时间中断狱公正，执法严明，那些搞假冒伪劣商品的人在鲁国没法呆下去，都离开了鲁国，如一向胡作非为的“慎溃氏逾境而徙”。

4，历史上还有很多这类孔子审理案件的故事。孔子作为一个大法官，肯定有孔子自己独特的法律思想，具体来讲，孔子对法律是怎样看的呢？也就是说儒家对法律是持什么样的看法呢？大家可能都读过孔子的书，知道孔子有个很经典的说法：“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和所有的法官一样，在审理案件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就是《史记·孔子世家》所记载的孔子断案“文辞有可与人同者，弗独有也”。所以孔子办案和所有法官一样，没有什么区别，这叫“听讼犹人”，但是，后面一句话就有区别了，“必也使无讼乎”，孔子的最高理想是消除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诉讼，人类社会不应有诉讼，有诉讼的社会不是一个好的社会，是一个出了问题的社会，是一个生了病的社会。这句话体现了孔子的“无讼理想”与孔子对人类社会“太和”理想的追求。

5，在中国历史上，儒家的文化性格既是理想主义的，同时又是现实主义的。我国古代的几大学派，墨家是极端理想主义者，法家是极端现实主义者。极端理想主义者追求很高，要实现天志，要实现兼爱，要实现一个完全的绝对的理想社会，而法家则认为我们没有理想的社会可以追求，我们生存的是一个赤裸裸的利害欲望冲突的社会，我们只能按利益欲望行事。但是，儒家的文化性格与二者都不同，我们可以把儒家的文化性格归结为“理想的现实主义”，或者“现实的理想主义”。

6，法治的基本含义是“法律至上”与“权利本位”，这是儒家把道德放在治国首位的思想不能接受的。儒家的根本理念是“以德治国”，是把人类普遍道德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这一人类普遍道德就是我国圣贤义理之学中所体现出来的“常道”“常理”。但是，儒家并不反对法律，而是把法律放在应该放的位置，法律在治理国家社会上只具有辅助道德的次要功能。所以儒家的治国之道是“德主刑辅”，是“明刑弼教”，法律只具有辅助教化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对法律还是很重视的。

7，西方文化中法律和道德是分开的，中国的法律和道德不仅不分，而且道德是法律的基础，形成所谓“伦理法”

8，案例：中国春秋末期，楚国令尹（宰相）巡查边境，碰上有人报案：丢失了一百只羊。令尹遍查四处，均无破案线索。正在焦急中，忽然来了一个人检举罪犯，找到了那一百只羊，顺利地破获了盗窃案。

令尹十分高兴，准备给检举人以奖赏。令尹询问检举人说："你叫什么名字？"检举人恭敬地回答说："小人叫直躬。"令尹拈牛须微笑说："直躬，你协助本相破了此疑案，应该受到奖励，……"话没说完，直躬连连摇头说："不不不！小人不要奖励，只求大人开恩，不要对盗窃羊子的人处罚得太重……"令尹不解地问："为什么？"直躬嗫嚅着回答说："因为……他是小人的……父亲。""什么？是你父亲？"令尹脸上陡地变色，指着直躬怒喝道，"你竟敢告发你的父亲，简直是忤逆不孝！"直躬分辨说："我是在遵守国法啊！"令尹更火了，拍案喝道："告诉你，大王最近面谕群臣说：在楚国的法令上应加上一条：凡为子不孝父母者，与为臣不忠于国君同罪。你告发父亲就是不孝，不孝也就是不忠，就是犯了国法！来呀！把这个不孝之子拖出去砍了！"直躬大呼冤枉。几个凶神般的武士跑过来，象抓小鸡似的把直躬揪出去一杀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