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皇帝为何屡屡被大臣责备？

不管在西方社会，还是在东方的中国，“赦免权”作为国家元首的一项特权，少说也有二三千年的历史了。西方的赦免制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3年古希腊颁布的赦免法令；而成书于周代的《易经》，也明确表明至迟在西周时期，中国已出现了赦免罪罚的做法：“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

自汉代起，赦免开始成为一项正式的国家制度；到了宋代，国家的赦宥活动达至鼎盛状态，据晚清法学家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的统计，两宋时期平均每两年就有一次大赦。若论君主的降赦数量，历代王朝未有超过宋代者；宋廷还将三年一次的“郊祀大赦”确立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这也是其他王朝所未有的。所以，宋朝堪称是中国史上最宽仁的朝代，没有之一！但即便如此，宋朝却反而遭来了士大夫的屡屡争议，原因究竟为何？

那么今天，小编就告诉各位大大，究竟宋朝特赦的背后，都发生了哪些事？

宋朝的赦降名目多样，有大赦、郊赦、曲赦、别赦、德音、录囚，等等。我们不妨将其归纳为两大类：大赦与特赦。特赦是只对某一地区或某一类人有效的罪罚赦免；大赦则是普遍性的赦免，即所谓的“大赦天下”。每有大赦，宋政府都要郑重其事地举行一场盛大、热闹的下赦典礼，舞龙舞狮搞得隆重其事。这在《东京梦华录》中就有明确记载。

皇恩大赦无疑是一件特庄重、严肃的事情，不过我们不难发现，宋朝的降赦过程充满了娱乐精神，宣赦的前后都穿插着精彩的杂技、杂剧、音乐、武术表演。这么安排当然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市民观看，以便将降赦的宣传效果快速扩散开来。宣德楼宣赦之后，皇帝的赦书会抄录多份，快递到各个州县，然后在各市镇乡村的粉墙上公布，晓示天下人。

宋朝君主几乎都有“大赦天下”的偏好，但宋代士大夫对皇帝的频繁降赦一直颇有微词，许多知名的大臣都上书反对过皇恩大赦。就在嘉?六年（1061），知谏院司马光给皇帝上书：“臣窃以赦者，害多而利少，非国家之善政也。无辜则赦，有罪则诛，使久系之人，一朝而决，故能消释?l气，迎致太和。非谓不问是非，一切纵之也。”

据了解，宋仁宗在位四十余年，降赦至少有一百次，其中大赦为二十二次。因为仁宗是一名生性仁厚的君主，老是担心有人含冤受屈，所以宁纵毋枉，降赦也比较频仍。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宰相王安石也反对过赦降，当年天大旱，神宗皇帝心中不安，“欲降赦”。在此之前，神宗已经一年之内颁过两回赦书。这一回王安石说什么也不同意皇帝再大赦天下了，他告诉皇帝：“汤旱，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欤？若一岁三赦，是政不节，非所以弭灾也。”在王安石的阻挡下，宋神宗只好停止下诏大赦。

南宋士大夫洪迈甚至认为多次特赦容易助长恶行，不利于治理国家。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婺州富人卢助教，一日到租佃其田地的佃户家收租，被佃户一家用极残忍的手段杀死。杀人的凶犯当然被判了死刑，却遇上“赦恩获免”，获释之后，竟然“复登卢氏之门，笑侮之曰：‘助教何不下庄收谷？’”杀人凶手这么嚣张，真是对赦免制度的一大讽刺。

不过，请注意，宋朝士大夫并不是反对赦免制度本身，而是抗议君主不加节制地颁发赦免令，以及抗议那种“不问是非，一切纵之”的大赦天下。

实际上，尽管宋朝皇帝的降赦行为备受争议，但终宋一代，没有一个君主会考虑废除了赦免制。即便在今天的西方，所有的文明国家也都保留了大赦与特赦制度，将赦免权视为是国家元首或最高立法机关的当然特权。显然，赦免制度虽是“政教之大患，不可常用”，却有不可不用的正面意义。

赦免制度首先是仁政的体现，这个“仁政”也可以换成现代的概念：“人道主义”。挪威汉学家白肯干脆将传统中国的赦免制度称为“法律中的仁慈制度”，并指出“这种非同凡响的仁慈制度在宋代达到了顶峰”。

而宋代赦免制度之所以高度活跃，又跟宋王朝的立国精神息息相关。《宋史》的编撰者认为，“宋之为治，一本于仁厚。”正如苛严刻薄的秦始皇“事皆决于法”，对于恩赦极不以为然，“于是急法，久者不赦”；宽仁的宋代君王则倾向于“钦恤庶狱，务在于宽”。在这种治国理念下，赦降便会成为君主的优先选项与习惯性选择。

赦免制度的存在，还有利于培养国民的善——尽管在被滥用的情况下也可能会纵容恶。美国汉学家马伯良称：“特赦在宋代施行之广泛，远过于中国的任何朝代。它被认为是一种能够有效地感召罪犯，使其改过自新以回馈帝国之仁政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