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层次结构和效力等级
浅谈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及冲突
浙江大学法学院法学系 郭芳
作为治国方略的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历来就是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如何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是当前人们面临的难题之一。
一、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法律是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量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而道德是调节人们之间关系的善恶价值取向和应该不应该的行为规定。因此，这两者有着明显的不同点：
第一，形式性与实质性。作为可量化操作的形式规范，法律所能规范的是人们的行为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能以行为的效果，并要求行为必须结合具体的环境和条件来实现动机和效果的统一。
第三，事后性与事前性。法律是惩恶于已然的，因此，它具有事后性，而道德则不同，它是防患于未然的，具有事前性。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更多地侧重于事后调节，而道德作为社会大多数人的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它是人们事前的评价准则。
第三，惩恶性与扬善性。法治以性恶论为基础，侧重于站在坏人的立场上看待问题，以性善论为基础的德治是侧重于站在好人的立场上看问题的。
第四，清晰明确性与抽象模糊性。法律是具体明确的行为规范，并伴有相应的制裁措施，有客观普遍的明确的标准。道德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它的内容存在于社会成员的道德意识中，并通过人们的行为和言论表现出来。
第五，他律性与自律性。法律的实施是靠国家和强制力（
如：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作为后盾的，以保证人伦关系的和谐，社会秩序的稳定。而道德只是靠社会舆论、风俗习惯、人们的内心信念等精神力量来维持，靠社会成员的自觉性来发挥作用。
第六，系统性与分散性。法律是统一的国家意志的体现，它是一个由不同法律部门的法律规范按不同的效力位阶有机组成的逻辑严谨的体系。道德则不具有这种特征，它可能来自于不同的阶级、阶层，不同的民族和种族，并形成不同的体系，每个体系中的道德规范也没有明确的部门和效力等级划分。
既然法律和道德自有个性，那么这两者之间又有什么内在联系呢？
第一，法律与道德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互相依赖，互为支持。只讲法律，废除道德，往往会造成严刑峻罚，最终造成社会的混乱，同时不讲法律，只讲所谓道德，则使人的行为没有畏惧，不知收敛，最终也会造成社会混乱。
第二，法律是手段，道德是目的。法律的最高目标并不是打击了多少罪犯，调处了多少纠纷，而是通过国家强制力的干预，引导人们依法办事。法律的目的，就是达到道德的效果，而道德的效果也有赖于法律来实现。
第三，法律是道德的保障，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必须以道德为基础，只有提高了全民道德水准，以先进的道德观念引导人、教育人，才能使人人遵纪守法，法治才有可能实现。同样如果没有严格的法律作保障，没有对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的严厉处罚，没有对各种矛盾的最终调处标准，就会使人们的行为失去准则，道德也就成为一场空。
二、解决法律与道德冲突的途径
（一）立法途径：
这是指法律确认或吸收的道义标准，使之成为法定标准以直接促进道德建设。
第一，对能够成为法律规范的道德规范的要求
1、确保道德规范的进步性。作为道德规范，其形成就是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其变化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道德规范相对于社会经济、法律都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如果将不符合社会发展要求、不符合法律要求的道德法律化，势必造成恶劣影响，起到反作用。
2、是较低层次的道德规范。一般认为，道德包含着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反映义务要求的道德，这是维护社会秩序所必须的，属于低层次的道德；二是反映人们愿望追求的道德，这属于高层次的道德。对于低层次的道德可以通过立法用强制力量使之得以实现。而高层次的道德主要体现了人们对未来美好社会的一种向往，是不可能法律化的。
3、该道德规范应符合时代发展和各国具体情况的要求。新加坡在1996年确立了一条法律，在自己家中裸体，也属违法。其立法理由是，现代城市的建筑高度密集，可视度很强，如果一个人不拉窗帘，在自己家中裸体，便可被邻近楼群的人看见，有伤社会风化，这条法律与另外一些国家存在着的“裸泳海滩”合法化形成鲜明的强烈对比。因此，在将道德规范引入法律规范时，要考虑其是否符合时代发展和各国的具体情况。
第二，道德如何入法
将道德规范收入法律规范可以有以下三种方式：
1、尽可能将在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明确化、具体化、规则化，并使之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法律规范。比如说将婚姻家庭领域中的父母抚养子女、子女赡养父母、夫妻之间的相互忠诚义务等道德规范具体化、规则化，并明确规定违反者的法律责任，使之具操作性。
2、将难以具体化、明确化的道德原则直接引入法典，使之具有法律效力。由于法律规则永远是有限的，而社会生活中的法律问题、道德问题却是无限的，所以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常常因缺乏明确的规则或者法律条文而无法解决。而由于道德规则的概括性、抽象性、适用范围的广泛性，这样，上升为法律规范的道德原则就可以成为法庭审判的依据，从而使这些问题得以解决。
3、通过立法规定准用性的道德规范，使其成为国家立法的有效补充。如在立法中肯定习惯或道德规范在法律实践中作为认定行为是否合法的标准。
（二）执法、司法途径
由于现实的法治和理想的法治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在执法和司法过程中要正确处理“法”与“德”的矛盾。
首先，一般情况下，法官应依照法律的“普遍性”、“一致性”的要求，对各种行为，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处理，不论该行为是否违反道德。因此，假如法官在个案的审判中经常地置法律规定于不顾，而追求社会道德目标，那么法律就会形同虚设。
其次，在特殊情况下，道德在执法、司法领域也应具有相应的作用。道德对法律实施的保障体现在“从政道德”和“司法道德”的作用上。法律必须由一大批行政管理人员的司法人员来加以执行和适用，如果握有执法权和司法权的国家官员缺乏基本的职业道德品质，以权代法，以权废法就会随时出现。这就对执法、司法主体自身的职业道德因素提出了高层次的要求。首先，文明、严格是执法者的基本道德。执法者在执法过程中的简单粗暴、恣意放任，就损害了法律、法治应有的权威。其次，客观、公正是司法者的基本道德。司法腐败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司法职业道德的滑坡和司法者不能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因此，加强司法者的客观、公正的司法职业道德就尤为重要。而客观、公正的司法职业道德，需要司法独立的制度保障，也需要视正义为司法首要价值的司法者的大量涌现。
（三）加强在守法中的道德引导
撇开守法主体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财产状况等具体差别，我们可以把守法主体大致分为法律职业群体与普遍社会公众全体。两大群体因法律知识、法律意识等存在差异，守法时的道德遵从度往往有层次差别。
法律职业群体，特指从事法律服务与法学教育工作的人。对于该类群体，所设立的标准应比普通公众的道德标准高。首先要求其在复杂的多变的社会中有效、持久的进行道德自律；其次，要引导该类群体理性地对法律进行道德评价。对实在法进行道德评价是法律工作者必备的素质，而这种评价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修正实在法的动力。而对于普遍的社会公众的守法的道德引导，第一，要强化守法道德宣传，强调其行为方式的合法性。许多普遍公众平素对司法腐败深恶痛绝，但当自身与案件有利害关系时，却又千方百计地想打通关系以便使案件结果对自己有利，这样就形成了民众还普遍存在对法治的渴求心理与行动的非法律范式的错位。第二，要树立普通社会公众为权利而斗争光荣的信念。不管是国民的权利，还是个人的权利，大凡一切权利的前提就在于时刻准备着去主张权利。我国民众权利意识淡薄，致使政治上经济上的强者恃强凌弱，法律规定的权利很多成了纸上宣言的情形时常可见。因此，应加强对普通公众的守法的道德引导。